社群原指在某些地區或領域內發生聯繫的一切社會關係，也用來表示一個有相互聯結的網絡。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由於每個人都成為了一個自媒體可以自由的對外發聲，信息通過體育場式社會進行網狀傳播，不同地區領域內有某些共同特質的群體也可以輕易的集中到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互聯網社群。

移動互聯網時代，微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睡覺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是瀏覽朋友圈，早上醒來第一件事也是刷微信，甚至朋友之間已經不再交換電話號碼而只保留微信號了，微信對於人們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通訊工具，更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一旦當微信出現系統問題無法發送消息的時候，整個社會都陷入社群焦慮和恐慌之中。

微信作為人們連接彼此的一個通道和平台，滋生出許許多多的群體，也就是微信社群。微信現在的五百人群甚至千人大群本身就是由具有某種共同特點的人集合到一起產生的，它本身就可以算做是一個社群，由於信息流通的便捷性，這些社群里的人很容易互相影響並產生強大的輿論傳播力。

在微信圈裡我們總是經常看到類似的信息流傳，像“愛心轉發救救那些可愛的小狗”“蘋果6手機不在大陸首發的黑幕是蘋果公司看不起中國”，乍看下去駭人聽聞，卻絕經不起仔細的推敲。然而由於社群的輕信和盲從性，這一類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傳播最廣泛，傳播速度也最快的。

正像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社會學名著《烏合之眾》中所說：

“一個社群總是容易受到暗示，並且非常輕信的。他們總是處於一種期待被人注意的狀態中，所以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群體永遠漫遊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於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於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他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

群體具有衝動的和非理性特徵。當某個事件成為網絡熱點時，網民總是能快速形成眾口鑠金一邊倒的輿論場，而無法冷靜理智思考。例如2011年在姚晨凌瀟肅離婚事件中，只是因為有人說姚晨的丈夫凌瀟肅找小三，網民清一色全部都站到姚晨的立場上去口誅筆伐負心郎。而當三年後有人爆料說其實是姚晨當年婚內出軌在先，又有無數人全部都跑去打罵姚晨。而這無數人當中，就有很多是當年去罵凌瀟肅如今又跑回來罵姚晨的。

除了各種似是而非的傳言，微信朋友圈還大量充斥着類似“首富馬雲曾經說過的話”“張愛玲說女人不僅要長得漂亮還要活的漂亮”之類的心靈雞湯。這些文章和語錄有很多都是粉絲假託和杜撰出來的贗品。而假託的主角就是網民心中的“男神”和“女神”，在網絡社會中，這些像神一樣的偶像擁有極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微信朋友圈是由相互聯結的熟人構成的，是社交弱關係向強關係轉化的橋梁。在微信的社群傳播中，謠言不再止於智者；人們會選擇性失明，不僅對謠言失去鑑別力，而且還會推波助瀾。所以說，微信會造就低智商社群。

微信和微博的區別在於：微信是強關係，微博是弱關係。

“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這句話更適用於微博，微博的多對多與開放性使得一條謠言雖然可以快速的大範圍傳播，但生命周期往往很短，“智者”們會通過評論及轉發的方式快速結果謠言。微博的傳播模型、謠言與闢謠信息的相關性也決定了以下效果：謠言造成的影響與闢謠信息傳播的效率正相關。

朋友圈都是自己認識的人，對傳播者的品行、習慣有基本的了解，而微信群經常是由一個人把他認識的一些朋友拉在一起，以組織者個人為中心，其他成員不一定相互認識，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亦是朋友。在微信轉發謠言的人比微博更加不可理喻，原因是他的行為基於朋友間的信任，微信把社交群體命名為朋友圈就是一個很好的註解。三人成虎講的是弱關係之間的重複傳播都可以摧毀強關係的信心，熟人間的以訛傳訛則更具病毒傳播的力量。

個體一旦進入群體就會屏蔽部分個人屬性，取而代之的最重要部分就是集體無意識。

本能的、感性的情緒極易在群體中傳染，而理智的、冷靜的情緒則很難起作用。這在微信群中也是如此。微信社群雖然一般都比較小，但由於相互間存在一定的信任基礎，所以情緒傳染度會更高，謠言也更容易被輕信。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當然也會被“冷靜的智者”關注到，但同樣是由於“朋友的朋友”這個特殊關係，使他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被脅迫附和，這導致謠言在微信社群中更加暢通。

微博的火爆靠的是幾乎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他的“意見領袖”，單向關注來獲取他希望看到的信息和與自己價值觀相同的觀點。

而相對封閉的微信只有互粉才能出現在對方的朋友圈中，習慣了在微博中像挑蘿蔔白菜一樣選意見領袖的人們多少會有些不習慣，此時如果社群中出現了一位身份為“朋友的朋友”的活生生的心儀的意見領袖，其影響力會瞬間放大。

就算社群中沒有高質量的意見領袖，習慣了當聽眾、懶得思考的人們也會矬子裡拔將軍，“推選”出替他們思考的人。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 勒龐所言：“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立者之所以能夠立住腳，皆因為他們成功的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他們使群眾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

互聯網的存在讓這種“宗教”的創立更加便捷。成為“神”必須經過精心的策劃和包裝後被推上舞台站在聚光燈下，其一言一行都需要滿足一個特殊群體膜拜的心理需求，這一群體對自己崇拜的 “神”五體投地，誓死捍衛自己 “神”的光輝形象，只講喜歡不講是非，這一群體就是低智商社會催生出來的“腦殘粉”。

勒龐描述的傳統社會的信徒和網絡社群中的腦殘粉並無二致：

第一，偶像總是凌駕於信徒，處於高高在上的地位，這一點有着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信徒總是盲目服從偶像的命令。

第三，信徒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對偶像規定的信條進行討論。

第四，信徒有着狂熱的願望，希望把偶像的信條廣加傳播。

第五，信徒傾向於把不接受它們的任何人視為仇敵。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無論馬航飛機失聯還是釣魚島爭端都無法引起網民的持續關注，吸引網民眼球的是娛樂新聞，互聯網時代造神更加容易，新神偶像層出不窮，娛樂正在改變中國。

微信作為一個成功的移動互聯網產品已基本融入了我們的生活工作，快餐式的信息獲取方式，使得人們越來越懶得思考，也沒有時間思考。

移動互聯時代，社交方式不斷出新，找到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將會越來越容易。未來將會將會經歷一個社群爆發的時期——機構、團體甚至公司都會向虛擬化傾斜。

今年Facebook的活躍用戶已經超過10億，而微信的用戶也已超過6個億，其中有一億是海外用戶。按照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的說法：如果Facebook是一個國家，Facebook共和國的人口數將是世界上第二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個國家所有公民都樂於把他的個人信息和私生活完全公開。

如何在信息爆炸的社會中辨別真偽、獨立思考，不被低智商社群淹沒，是對互聯網移民最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