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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史蒂芬·唐納威評價說，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誕生標誌著中共再一次按照自己的模式實現權力的平穩過渡，這已經足以載入史冊。

９１年前，中共在民族存亡的時刻，開始苦苦求索國家復興之路。黨實行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通常只有功勳卓著並在全黨深孚眾望的人才能被擁戴為領袖，這是中共保持活力、獲得人民擁護並最終戰勝強敵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共在權力交接問題上也走過彎路，尤其是“文革”中，民主集中制原則受到嚴重破壞，個別領導人的意志代替集體決策，其結果是悲劇性的。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說，犯了錯誤能夠及時自我糾正是中共的一大特點和優勢，也是政黨日益變得成熟的一個特徵。

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以政治家的勇氣，在改革開放後提出探索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及國務院都實行任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些規定結束了在中國長期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

根據２００６年施行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幹部職務每個任期為五年，同一職務連任不能超過兩屆。

中國各級黨政幹部從１９８２年開始實行離退休制度。對領導幹部確立了退休年齡限制。

中共從十三大開始實行差額選舉的辦法產生中央委員會組成人員並一直延續至今，近兩屆差額比例都在８％以上。十七大上，中共第一次嘗試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民主推薦６３歲以下政治局委員候選人，黨內民主更進一步。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認為，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實現了從個人魅力型領袖治理到集體領導模式的轉變。事實上，制度化機制已經在中共各級領導層交接過程中使用，對權力加以限制。

公方彬說，中共掌握巨大的權力和資源，用得好，可以做到西方國家做不到的事。中共不存在與其他競爭性政黨的政治博弈，要鞏固執政地位只有不斷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因此權力的約束和監督顯得尤為重要。

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的產生嚴格遵循了黨章和組織程式，並充分發揚黨內民主。

１１月１４日，２３００多名中共十八大代表和特邀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了十八屆中央委員會；１５日，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

李成認為，這些制度化的規範形成了領導幹部選擇的連貫性和公平性，黨內民主的日益擴大不斷強化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２０１２年是世界範圍內大國的“選舉年”。世人很難不把最大發達國家美國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這兩個國家的選舉換屆做一些比較。李成認為，民主之路在國與國之間各有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環境。中共高層領導的產生機制，與其特定的黨內民主形式相聯繫，更加符合中國國情。

歐洲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員約瑟夫·簡寧認為，中共高層權力交接實現了政策的連續性。

一批具有時代特色的新鮮面孔已經登上中國政治舞臺，肩負起治國理政的重任。人們有理由相信，不斷走向成熟的中共還將繼續在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邁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