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更強的理由認為國家這麼一種人類社會組織形態會比國家社會主義（以權力支配為特徵）、資本主義（以金錢支配為中心）有更長的存在意義。但是，無疑地，國家只是在近代以來才獲得了超越一切社會集團之上的權威，深入到每個生活的每一個部門。從人的知識能力來看，一方面至今不存在（今後也不太可能存在）包容國家的各個側面（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歷史等）的完整學說；另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及其學科都離不開對國家表現形態（如經濟方面、外交方面等）的思索，最近不斷被重新提及的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就是其中的一位逾越了單純經濟學職能的社會科學家。

熊彼特以《景氣循環論——關於資本主義過程的理論的歷史與統計的分析》（1939年）、《經濟發展的理論》（1921年初版）奠定其在經濟學上的地位。但是，目睹過世界戰爭的任何學科的學者，都不可迴避帝國主義（對外）與社會階級（內部）這兩層不同表達形態的國家本質。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與別的所有制度一樣，也是人類社會上的一個過渡形態，如果說其晚期（1942年初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預示了資本主義衰退的歷史命運的話，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完成的《帝國主義論與社會階級論》[1]探討了資本主義生成期（而不是列寧所斷言的“最高階段”）的兩個重要表現，這樣，使熊彼特的理論避免了一般經濟學者帶有的無視歷史展開的不完全性或錯誤假設。熊彼特自己很重視此書，視其為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支柱，但並沒有獲得公認（1951年才終於發行英譯版）。大概是因為所謂學術界已經相當枯萎，沒有（道德的）勇氣面對現實，而把關於國家的學說讓位給政治的強權御用，同時也是因為官僚與資本家[2]和教授（最後在哈佛這種權勢中心）的階級地位本身阻礙了熊彼特思想的深化和擴張，無法與他深受其影響的馬克思（流亡學者）相提並論。

熊彼特首先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階級）史觀的貢獻，即認為帝國主義只不過資本主義特殊階段里資產階級上層統治集團的利益表現（可惜他沒有讀到列寧的論斷），但並不認為這是由經濟學必然推出的結論，因為反對、否定這種理論並不背離經濟史觀的前提。熊彼特的經濟學知識證實了一般經濟學門外漢對於（並非馬克思原意的）“經濟決定論”的直觀拒絕。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也必然會感覺到必須用經濟史觀以外的社會來說明社會本身。熊彼特的定義是：“所謂帝國主義，是國家無限度地決心強行擴張的、無目的的因素。”（第一章“問題”）。這種國家權力特徵，並不僅限於資本主義，從古代帝國至今天的“社會帝國主義”都可以適用。

熊彼特所指的“社會帝國主義”並不是指社會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其時蘇聯的對外政策並沒有明確顯示出帝國主義的性質），而是指任何國家（如英國）中工人階級也直接得益於其國家的擴張政策，即“民族帝國主義”（或叫帝國沙文主義），把帝國主義的來源歸結於民族利益，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第二國際的那些社會黨人為什麼在大戰爆發之際都加入本國的政府軍隊，在戰場上殺害自己的階級兄弟。馬克思激憤地抨擊英國的工人階級由於分享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殖民利潤而喪失了革命精神，這反過來也表明了最發達資本主義的英國改善了國內的制度，可以在國家的對外政策方面比別國較多地吸取下層階級的要求。當然，這樣的帝國主義並不具有階級利益衝突那樣深刻的背景或必然性，寧可看成是一種政府政策的標語、道具，最初的誕生可以認為是1874年普選時保守黨首相迪斯萊利（B. Disraeli）的殖民地擁護論演說（第二章“作為口號的帝國主義”）。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接管政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方面施行國內的民主化，同時殺害了反戰的小李普克內西、盧森貝派，為後來納粹的抬頭掃清了障礙，直接地表明了特別是近代以來，國家權力超越一切地要求各種接近、掌握了權力的集團服從它的意志。這種特性，在古代的埃及帝國、亞述帝國、“民眾的”波斯帝國（戰爭共同體的武士民族）以及“徹底民主主義”的阿拉伯帝國中都可以發現，是一種超越了利益計算的民族特性（例如守財奴之貪財並沒有合理性一樣），唯獨沒有近代經濟進化的因素（第三章“帝國主義的實踐”）。進入近代產業社會以來，路易十四之下的法國對外戰爭（以及後來的“大國沙文主義”）可能是出於防止貴族謀反的君主的個性，因為當時其產業不過是手工業，資本輸出並沒有成為國家政策的關心，國王根本不知道由戰爭會帶來什麼經濟利益（第四章“近代絕對君主制下的帝國主義”）。蘇聯出兵阿富汗就直接出於勃涅日列夫等四人首腦的判斷，這個判斷或許是出於軍事上或意識形態上的考慮，卻明顯是違背蘇聯本身的民族（經濟）利益的。

熊彼特認為帝國主義是隔代遺傳，並列舉下述理由認為帝國主義將逐漸消亡下去：⑴（特別是近代社會生活中的）資本主義世界裡，從事軍事職業的人志向大為減少；⑵國內政治上出現了強有力的和平政治勢力；⑶產業勞動者在無論何種場合都反對帝國主義；⑷統治階層之間和平解決國家糾紛的能力大為發達；⑸美國這樣的沒有隔代遺傳負擔的新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現（第五章“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不用說，這五點理由都沒有普遍性，可以找出與此相反的歷史事實來反駁，例如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時的現實就與其完全相反。總之，重商主義不是現代帝國主義現象的所有原因，熊彼特提示了別的根源，卻沒有提供更符合歷史現實的說明，表示了他的方法論局限於狹隘的經濟利益（關稅、資本輸出）與狹隘的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直接本土戰）關繫上。熊彼特既然展示給我們的是關於所有國家形態中的帝國主義成分，而且所有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是利益關係，那麼，我們仍然認為（廣義的）經濟利益是任何國家關係中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原因。例如，關稅起因於君王對商人的壓榨，今天則成為國家之間貿易行為（日美經濟摩擦，美國的對中最惠國待遇等），更完全一些的自由貿易當然也出現了（如EC）。在今天的全球範圍來看，自由貿易的區域本身卻又構成了一個新的關稅同盟；戰爭的代價增大減少了列強之間的直接戰爭的機會，但並沒有解決第二次大戰前各國的利益矛盾；對於中等亞洲地區的弱國，各資本主義列強可以分而食之（今天的柬埔寨好不容易擺脫了這種局面），等等。可以指出：經濟利益矛盾是國家形態中帝國主義成分的永不改變的溫床，但是我們可以不必採用（特別是軍事戰爭那樣的）帝國主義政策來解決這個矛盾。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都是由於宗主國直接統治的代價太大的緣故，間接統治或幕後操縱更符合新帝國主義的利益。美國的“文化侵略”，日本今天的歧視在日外國人、“援助”獨裁或半開明外國政府的“國際貢獻”政策，都是國家形態中必然存在的帝國主義本性的一種進化，與這種進化相對應的是民族主義（如獨立運動）由軍事鬥爭進化到經濟爭端。

熊彼特認定帝國主義表現可以由民族特徵得到更多的說明，例如迪斯萊利與拉薩爾的個人傳記可以更生動地表白撒克遜與德意志的不同命運。接下來，他就要討論“同質人種環境內的社會各階級”。這種框架的設定本身就帶有方法論的局限和人種的偏見，因為今天的任何社會，都首先以國家形態被劃分看待。這固然是人類的愚昧之一，但即便在資本主義的近代國家之內，也並不存在所謂的“同質人種”社會（或日本種族主義者所稱的“單一民族國家”）可以成為一種社會學、經濟學意義上的分析單位（系統），在這個假想社會中討論階級的產生、移動、消亡，都沒有現實意義。當然，熊彼特在其中討論的、實際並不限於“同質人種”社會裡的企業家投資行為（反駁馬克思的單純剩餘價值理論）等例子，正如他在《經濟發展的理論》等精髓論著中發揮得很詳盡一樣，並沒有妨礙他得出更普遍一些的結論。更進一步，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一定會使資本主義成為不必要的制度，也逾越了資本主義這種制度的經濟學意義，廣義地要求（而不是論證）國家形態本身的變容了。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現實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進化，都是朝着國家形態進化的方向展開的。

熊彼特擴展了我們的視野，把帝國主義的國家性質推及到古代帝國，例如羅馬帝國的許多導致其滅亡的討伐政策都直接來由於羅馬城內市民的衝動（或者更來由於擁立皇帝的近衛軍的貪婪）。列寧又教示我們認知近代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下帝國主義侵略、殖民的經濟本質，我們又用自己的眼光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強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並非直接經濟衝突引發的帝國主義政策，更進一步目睹了日本這樣的和平憲法下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強權。[3]至於中國的新疆、西藏（這兩個稱呼本身就帶有殖民開發的偏見，姑且用之）等處的民族主義衝突，一方面主要是“隔代遺傳”的負擔，[4]另一方面也是因民族主義勝利奪取政權的北京政府依然固持過時的國家觀念，連西藏的較好的傳統（政教分離、宗教自由）也不願認可。這個性質也直接影響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以及今天的香港回歸難題。對比EC的統合，我們可以得到啟示：中國的統一、少數民族區域的真正自治，都有待於近代以來形成定式的國家觀念的變革，有待於民主、人權尊重的普及。難道我們非得要朝拜國家才能生存嗎？焚書坑儒、處死蘇格拉底、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直到今天的“顛覆政府罪”，不都是以國家權力的名義發布的嗎？人類除了廢止國家這一形式，無法找到消除這些罪惡的根本途徑（當然，得保全那些至今被國家權力把持的、沒有國家權力也可以實行的各種社會機能）。

既然人類社會組織形態中只有個人生存（基本人權）和世界和平才具有絕對價值，國家消亡的途徑也依其對外、對內的存在理由而展開：對外方面，由抗擊、抵禦以至敵對、帝國主義傾向的性質[5]轉向國際間的協助、互利；[6]對內方面，放棄（國名、法統、國旗、國歌等）象徵國家強權的區分標記的崇拜或恐懼宣傳，遵守基本社會契約的國家內容（有一些已經寫入憲法）。目前的作為“罪之必須”暫時存在的國家形態，其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存在意義也在於弱化、消亡國家對外威脅（帝國主義）和對內鎮壓（專制警察）機能。國內的尊重人權的民主主義才是消除、抑止對外的民族帝國主義因素、維護世界和平的最根本保障。 

[趙京，1993年7月10—11日寫於靜岡縣三島市，2008年11月30日整理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