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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有《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司马迁在记述孔子及其学说的时候，尚没有过分地将孔子神化。如果我们根据这两篇史料研读孔子及其学说，孔子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是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开创了私人办学的私塾经营方式，一生中培养出了77位比较优秀的弟子；是位孜孜不倦求道的大学者，在没有现代纸张，没有标准文字的环境中，整理出了《周易》，《春秋》，《诗经》，《尚书》，《礼记》等古典文献。孔子是位愤青，喜欢直言，不怕得罪高官，“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追求名利，总想当官，施展一番抱负，为求一官半职，找到一份高薪高职的工作，周游列国，有时狼狈得如丧家之犬，但并不气馁。孔子不甚贪财但好色，也时常犯些低级的道德错误，其学生指正后往往会敷衍掩饰一番，但知错能改。

孔子吸取其前代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做人标准和社会秩序，以中庸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仁的概念是他求道的结果，按孔子自己的说法，他追求的是人之道，按现代的名词大约是人道主义。孔子有资格追求人之道，他不但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史料，从历史中探求人道主义的精髓，而且亲自从政实践，一生中出任过多种官职。他了解真实的社会，并非简单地做理论空想清谈。

但是，孔子很清楚自己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他认为学有所专，道有不同，种菜有种菜的道，种庄稼有种庄稼的道；在农耕为主流的社会，他认可其同代人对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讥讽，承认在种植方面，自己确实不如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

人道主义的滥用

安博友发了一篇新文《万里之外看中庸》，认为中庸很难使人在科学研究领域超越，“无法为拓荒者提供前行的路标，信奉中庸的人对极端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上文所述，中庸作为一种哲学观，是从儒家人道主义发展而来的，它只对人道主义起指导作用。按孔子的说法，它与种菜种庄稼不沾边，更与孔夫子当时想象不到的现代科学创新超越不沾边。

事实上，早在孔子出生之前，就有人滥用人道主义。公元前638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楚宋两军对阵于宋国边境的泓水，宋军驻屯于北岸，楚军自南岸开始渡河。宋襄公不顾谋臣子鱼的建议，坚持不半渡而击，认为不仁义；待到楚军全部渡河后，宋襄公又坚持非要等到楚军完成列阵之后方开始攻击，认为应该尊重礼仪，结果惨败，身受重伤。

就在今天，美国在如何处理恐怖分子时也有类似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对待俘虏的恐怖主义份子，使用酷刑，及时挖掘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对战俘施以酷刑是非人道的，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

道德家孔子认为人之道在于中庸，军事家孙子则认为用兵之道在于诡诈欺骗，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偏偏有网友将人道主义同用兵之道混为一谈。全世界自古至今人人天性中都有撒慌的基因，偏把中国人挑出来，因为一本《孙子兵法》，求以最小牺牲争取军事胜利的书，认为中国的文化教人撒谎。

儒家思想是感性思维？

西方有大陆法和案例法两个体系。儒家的道德观类似英美的案例法，一事一议。有网友因此认为，儒家文化是感性文化，不具备推理分析能力，在概念解读和发挥方面有随意性。

确实，英美的案例法如果任人解释，都会出现许多歧义，每个人都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释。因此，英美都设有最高法院，其歧义由最高法院以大法官投票的方式裁定。多数情况下，大法官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消除歧义的办法是投票，而不是推理分析。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英美的案例法没有法律体系。

作为道德信仰，儒家的一事一议是道德多元化的基础。道德标准，不可能，也不需要存在一个最终的，精确的唯一解释。如果有人试图设定一个人类统一的道德标准，那是在搞道德专制。许多宗教都试图搞道德专制，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小宗派林立，不同的宗派对同一教义有不同的解释。

最莫名其妙的是所谓的中国人因为自身的文化问题，缺乏理性分析能力一说。计算机编程及信息系统管理需要严密的理性分析能力。现实当中，大家有目共睹，即使是从中国出来的文科学渣，学几个月计算机，也能有模有样，其工作能力也不输于当地土生土长，自小受西方理性分析教育的西方人。

一个人继承的文化传统，只是其道德观念发展的起点，其后的发展是个求道过程。没有必要把中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我们需要的是成长完善，而不是自残和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