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中间日渐流行的那种“面面俱到”的文体，以及“堆积漂亮话”的文风，从根本上背弃了“政策必须有差别地配置资源”的实际需要，根本上无助于政治智慧的发挥。

一、有差别政策的重要性——稀缺资源需要加以合理分配

在毛时代，很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毛泽东那些名句“一个时期只有一个重点”、“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这些说法，内在地认识到稀缺资源不能进行无差别地分配，而是要突出重点，为此，政策出台就要有优先顺序，资源配置上就是有畸轻畸重的差别。有且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形成政策的实际认识，与政策所需要支持的重点方向，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政策干预现实社会的变化。

在某个重大决议出台之后，武汉一位自由派记者读后感是：中国当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多主要文件，往往不针对现实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文件泛滥却长期不解决问题的关键。每一个文件出台，让人们看到洋洋洒洒一大篇，漂亮话一大堆，文件近似于漂亮话全集，但再多的漂亮话也掩盖不了实质的空虚：这些漂亮话针对了什么实际问题?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萨缪尔逊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间，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因为稀缺，才有对合理配置的追求，假如不稀缺的话，就无所谓了。

后毛时代的一些个知识精英，掌握了文件起草权力之后，逐步在重大政策和文件起草中间，发展出一种“谁也不得罪”的文风，把每一个方面的要求都照顾到的文体，结果，是干净彻底地淹没了重点和政策差别。结果导致在那些迫切作出畸轻畸重选择和差别投入的主要方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和主导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具体的执政过程中间，经办官员的个人选择，实际上缺乏顶层的指导性政策，实际政策操作中间无论何种选择都有着文件依据，经办官员拥有了百分之百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方面助长了私下里的权钱交易，另一方面是把真正的参政议政和中央政策置于无用武之地，实现真正的最高权力与实际上政策操作进程的完全脱钩。

这段话出自改开搞年代知识精英起草的重大政治报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深入推进”“全面振兴”“大力促进”“积极支持”这些话什么意思?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目标都同等支持，毫无偏向，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每一个方面的要求都已经写入文件之中了，问题在于：难道资源是无限的吗?可以面对所有的要求和目标?为此，就不再需要重点和差别政策了吗?这种执政理念，让人们怀疑：是不是中国已经到了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新阶段，再也不需要强调重点和差别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稀缺资源要以“撒胡椒面”的方式进行分配吗?还是根据具体经办官员的个人好恶进行有偏向的取舍?这会不会导致毛时代经常讽刺的那种现象：“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普世价值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巨大落差——在精英们的理论认同与现实问题之间

社科院路爱国研究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文章专门分析改开搞以来一些制度变革与重大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通过国际比较最后指出：中国今天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模仿中心国家的制度来解决的。换言之，中国相对于中心国家的那些问题，除非中国本身成为一个中心国家，否则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或者反过来，抄袭中心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可能解决外围国家的问题的。一句话，普世价值只是在中心国家有落实的条件，外围国家不可能以普世价值去解决所面临各项迫切问题。

而要追求中国成为一个中心国家的目标，需要配套的政策，考虑到地球资源的稀缺性，就必须把现有的中心国家全部边缘化，那时才有点可能让地球大部分资源流入中国来养活一个相对富裕发达的中国人口。但是，让中国成为唯一的中心国家同时让欧美日边缘化，这除非通过帝国主义政策打垮欧美日之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以帝国主义政策打垮欧美日，无论道义上的代价还是军事和经济代价，都是无法今天中国无法承担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不可能成为中心国家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认识和政策起点，首先要从中国现在乃至于遥远的将来，都将是一个外围的不发达国家这个基础判断出发。散布中国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制度最终会把中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幻想，也许有助于实现中国政治美国化的转型，但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智慧和合乎实际的政策。

换言之，追求普世价值的认识，与缺乏中心国家的发展条件，无法匹配起来，这是智囊们始终写不出合格政策文件的结构性原因所在。这是起根本作用的“指导思想”，完全彻底地脱离中国实际的一个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高层智囊们的学识和理论认同，从来不与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进行起码的结合。《辽宁日报》说高校教师中间，缺乏对于中国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其实，主导政策走向和文件起草活动的智囊们也一样，而且在他们身上这三个不认同更为严重。

比如某个文件也列举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选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强调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普世价值)，一个自由派记者读后就追问了一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那些需要解决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关系?是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还是继续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放大?起草文件的智囊们似乎永远都不追问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关键的问题意识缺陷，就导致另外一个堆积漂亮话的文件起草方式，把普世价值与中国问题粗暴地罗列在一起：因为强调市场的作用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方面的漂亮话;而文件所概括现实社会的问题，反应了部分的民意和社会要求，这也算是另一个方面的漂亮话;文件中间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倒是都包括了，体现执政群体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提炼能力，也体现了起草文件的智囊们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问题在于政策是要干预社会现实的，普世价值的药方能够解决文件所列举的社会问题病症吗?

智囊们似乎不知道一个基本的问题：药不在于好坏，首先是药要对症。对于新近热炒的新常态，赵磊教授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他说这是“以增加供给的方法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需求不足的问题，用增加投资需要的办法去缓解只能说是南辕北辙——“随着收入分配关系的尖锐化和两极分化矛盾的显性化，投资需求也越来越无力缓解消费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而解决分配问题，必须寻找各种能够深入“一次分配领域”起作用的政策工具才会有效，姑且不论智囊们有无阶级立场和感情方面的障碍，仅仅是“最小化政府”的普世价值理念就彻底抹杀了智囊们的政策想象力。更何况，毛后时代的政策起草都是以不得罪强势群体为准则的，深入一次分配领域去干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份额，出台不利于资本家群体的政策工具，难道资本家群体是那么好得罪的吗?出台政策往往绕开难点，还要以不得罪强势群体为准则，这样的政策工具会永远有效吗?

我们无妨善良地假定：中国真的能够在让一部分人先富之后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最后也能够成为一个中心发达国家那样的国度，今天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或者解决;问题在于“前共同富裕”时期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政策就一定要放弃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效果吗?如果不放弃政策干预现实的目标，那么，我们将要如何选择重点并进行有差别的资源配置，为此，我们出了需要政策变革之外，那种堆积漂亮话的文风和面面俱到的文体，有没有需要作出改变?

三、政治智慧丧失之后的语文素养检验

在重大政策宣示中间，只剩下“漂亮话一大堆”的现象，现在已经贯彻到每一个环节和领域，成为一种真正的官场文体，成为妨碍真正的政治智慧起作用的关键。然而，过多的漂亮话堆积，业已导致胡乱地运用概念，粗暴地践踏逻辑，一个认真的小学语文教师都是有意见的。

“民主、自由、博爱”曾经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在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对阵封建主的革命时代有过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这个口号准确针对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封建主垄断政权(不民主的事实)，以及社会上广泛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自由的状态)，还有就是弥漫整个社会意识中间的强烈等级观念(反博爱的思想)，这个口号不仅服务于政治斗争双方对垒的需要，也吻合了普通国民心底深处的生存感受，这是口号的力量所在。姑且不论这些口号有无抄袭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来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中国舆论和语境中间，党内外普世派和公知，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不民主和不自由联系在一起，把一切不同于美国的政体都命名为独裁和专制，为此，需要如茅于轼所公开宣称的那样推动中国政治美国化转型，今天把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口号中间的词汇抄袭过来是什么意思：是有所“实”指吗?

晚清洋务派提出过“富国强兵”的口号，国民党时代一些资本家提出过“实业救国”的口号，“富强”作为经济发展目标或者国际竞争方略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姑且不论其与社会主义的对应关系，这个词汇跟价值观是什么关系，为了堆积漂亮话，已经到了不需要顾忌基本的逻辑需要了吗?每一个资本家都期待雇员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这是“敬业”精神的原初针对性所在，不论是人还是物，更高的工具效率都是需要的，这个好词，抄袭到国家价值观层面，又是什么意思?

更为关键的是，核心是与边缘和外围相对而言的，说到底，所谓核心就是要舍弃边缘和外围，也就是说，要特别集中，硬要把大批漂亮话堆积起来，会不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同时淹没掉真正的“核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间，有三个实词：社会主义、核心和价值观，每一个实词概念都有着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把这三个实词串起来之后，再编写12个实词的漂亮话与之对应，推测是那些高踞于庙堂之巅、有机会与最顶层政治领袖对话的教授和博士智囊们的杰作。但以小学语文教师的汉语文素养检验，这种罗列漂亮话的方式，不仅妨碍了政治智慧起作用，同时还从根本上不符合小学语文的逻辑要求——博士教授们的语文素养之差，最后到了连小学生也赶不上的地步。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