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国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相的版本”。这话说的很有道理，看待历史，每个人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版本，并以这个版本为依据试图影响他人，这就是历史观。本文是百度历史吧网友“顺流耶逆流矣”的长贴《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现代人物言论》的整理版，该贴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视的近现代人物言论，主要涉及从北洋时代至共和国前40年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局中人。资料库是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的微缩资料，CA000037以后的细项。引述此文，并非赞同文中摘录的内容，只是作为参考。作者也承认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这里摘的，一般是会议发言、党组内部的通气会，或者恳谈会，都属于相关高层内部的消息传递，一般比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见诸公开媒体。我党照稿宣读的，文采比较流畅的，一般出现在新闻联播，或者人民日报上。二者属于不同的信息传导类型。

大陆篇：

"同志们，我们的斗争策略，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每一个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要十分清醒。随着日寇渗透我华北，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日民族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并在局面地区，超越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任何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激烈化的产物。我们同样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民族矛盾可以较独立地产生群众影响，并为革命创造机遇。

现阶段，我们的白区工作，要逐渐向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揭露蒋汪政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称谓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转变。我们在城市中的争取对象，由劳工群体、青年学生群体，向较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较关心时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和部分较具有爱国心的产业主群体扩张。我们尤其要积极争取华北地区各大城市中的抗日军人亲属，通过他们，积极向较具有抗战精神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表达善意，并进行人员接触。

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行动中，我们要严格恪守人与人交往中的道德标尺，在点滴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人格与胸襟。我们，与蒋汪政权的特务，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保证了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李克农，原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原红军工作部部长，原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5年11月《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导向》

我们的秘密工作，要始终坚持三个点：入戏、交友、耐心。

入戏，就是要我们的同志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一切，彻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环境中，每日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都要完全的符合所扮演人物的身份；

交友，就是要在符合身份的情况下，较多的结交各个层面的人，较多的与各方势力打交道，较多的建立跨行业跨地理的社会关系，并利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保护；

耐心，就是不急于求成，不让激烈的革命理想影响自己的工作，要善于在较无收获的情况下坚持岗位，在长期无法开展革命工作、甚至长期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隐藏自己，保护自己，等待机会。

我们的工作，是细致而琐碎的，是紧张而危险的，是需要大胆实践与谨慎实验的。任何冲动的心理，都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它包含有高尚的目的性。”

——胡底，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部长，1932年3月《培训工作中的讲话》

我们有些同志，有急于立功的心理，这是十分有害的。白区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较少有机会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循序渐进。副主席（指周恩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立下的‘施缓手，布闲棋’规矩，一直是我们工作的座右铭。我们对同志们的要求，第一是坚持，第二是坚持，第三还是坚持。在形势紧张的时刻，你们会很长时间失去组织支持，失去战友的保护，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你们不能有任何冲动的举动，只有坚持，在积极准备中坚持。同志们，你们是我们打入敌人肌体的钉子，是扎入敌人心肺的尖刀，你们只要坚定地钉在那里，就会一直让敌人流血，在不知觉中侵蚀敌人的生命……”

——钱壮飞，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机要秘书，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4月《对一些不良工作倾向的批判》

同志们，我们之所以要优先关注印度次大陆的问题，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很紧张。叶海亚·汗（时任巴基斯坦总统）进行了镇压，拉赫（时东巴基斯坦独立派领袖）被拘捕，美国人开口支持，这些是有利因素，不过是表面有利。据我们的情报，那里（指东巴基斯坦地区）现在很乱，有至少30支独立倾向的游击队，独立军占了大部分乡村，巴中央军只能在若干重点城市困守，出了城寸步难行。这种情形很熟悉，老蒋当年也这副样子，就被我们消灭了。从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分析，巴中央很难全胜，甚至有失去东巴的危险。这还仅仅是印度在暗、东巴独立军在明的情况。根据战情研判组（指原国防部战略情报分析委员会下属的时情研判小组）的预测，一旦印度人站出来，甚至不用老大哥（指苏联）出手，巴中央在东巴的统治将全面崩溃。这在本质上，是巴政府自身的问题，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延伸，是偶然中的必然。但就我们而言，东巴、西巴是钳制印度的两把钢夹，也是抵御老大哥在次大陆渗透的两个堡垒，战略意义至关重要，不容有失。一旦东巴变天，西巴就有在强势压力下，局部妥协的可能。同时，我方在次大陆将处于更加孤立的局面，甚至不得不做出某些退让。因此，同志们，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一旦印度站出来，或者老大哥开口，局势将如何发展，我方要做何应对，我们必须预而有备！”

——耿彪，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1年2月《在南亚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注：1971年3月25日，租吉布·拉赫在东巴基所坦发动不合作运动，并代表穆吉布·拉赫曼伊斯兰教族长宣称孟加拉国的独立。

1971年3月底，巴基斯坦总统叶悔亚汗下令，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军事镇压，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爆发。

1971年12月，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对巴基斯坦发动武装进攻,肢解了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爆发时，西巴基斯坦向中国求援，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未能对西巴实行军事援助，但在舆论上对印度进行了谴责。

这个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乱，以后会更乱。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被处死，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当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还活着，但无关紧要，他已经失去控制权，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长会议主席）清洗了反对派，改组军队，向宗教势力妥协，最关键的是向美国人试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肯定，是要触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现在自认为是个神，是比列宁、斯大林还高大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

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

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较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注：1979年9月14日，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极端亲苏的塔拉基政权。

1979年9月16日，阿明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主席、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1979年10月23日，阿明宣布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苏联召回。

1979年11月11日，阿明拒绝苏联政府邀请其“访苏”的建议，并直言“担忧人身安全遭到威胁”。

1979年12月初，阿明派遣外交人员，分别前往美国、中国、联邦德国、英国、巴基斯坦等国，表达改善外交关系，增进友好交往的意见。

1979年12月3日，中国政府称赞阿明为“致力于阿富汗民族独立、保护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坚强的战士”，阿明随后表示感谢。

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击毙阿明，并杀其4个妻子和23名子女。

“敌约200人，或更多，

射击精准，

掩护队形完整

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

我无法突围，

车燃（此处无法看清）

……

决心抵抗到底，

我方35人，

宁死不降

我（此处无法看清）

祖国万岁”

——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

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对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坝，是花销多，收益小，是赔本的买卖。他们还认为，把钱投进生产里，能赚钱；投进计划保障里，能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主席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

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由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时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低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由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秦基伟，原云南军区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

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

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

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罗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原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

“中枢会妥协吗？这是当前华人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认为会的居多，理由是此为‘民心所向’。的确，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锦，确实有点‘民心所向’的意味。不过，这一招在别的国家管用，在大陆，未必管用。

不要忘记，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对所谓‘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个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国秉政，身登高位，这是民心吗？不，这是野心。

民心永远是求安、求富贵、求体面、求康健。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动，却不会为野心殉葬。

所以，中枢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强力打击野心，耐心安抚民心。一旦民心安抚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们拭目以待。”

——蒋奉天，原《南洋商报》国际版特约评论员，原马来西亚华人媒体联合会理事，1989年5月21日《谁懂“民心”？谁为野心！》

“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金三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注：

1980年代初，缅甸政府开始对金三角地区的非法武装集团进行“常规清理”，并向中国提交外交照会，希望中方“不支持有可能具有华裔血统的非法武装分子”。

1985年起，中方连续回应缅甸政府的诉求，表示“支持缅甸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政府维护行政主权的努力”，并表示将“努力协助缅甸人民摆脱武装冲突的威胁”。

同时，中央向西南各省做出内部指示，确立“公开支持，行动谨慎，维持现状，保护重点人员与地区”的方针。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

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

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

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

……

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

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

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稳了，

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

等哪天又站稳了，

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宋任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

要讲求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点，

也是考验我们业务素质的必要条件

……

对于他们（指越南），

我们现在不打了，是友好邻邦了，这是必须要公开强调的；

我们尊重越共的执政地位，支持它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核心；

我们没有招降纳叛，没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我们只是不禁止外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入镜，这是重点；

最后，我们的任何举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两国世代友好的大原则，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

……

同志们，

话如何说，

事如何办，

怎样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

这是学问，

是需要长期实践的”

——赵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3月《坚持原则，灵活执行》

注：1989年，历时十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在冷战趋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开始尝试接触，并出于各自需要，转向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

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强调加强与越共的党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邦”。

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陆续接纳、收容越共党员干部、越南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越南人民军军事主官等，超过11000人（越南有关方面1999年的统计数据为33291人），并抨击中方为“干涉内政的行为”。

中共官方不承认越方的相关指控，一直强调这属于“正常的国别间人际流通”，并强调“中方无权干涉他国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入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