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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真理,只求真相。贺福初的弟子nile为肖锤子行凶辩护,故自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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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黑历史(zt3: 大陆篇2)
   

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国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和事实真相的版本”。这话说的很有道理,看待历史,每个人最后都会形成自己的版本,并以这个版本为依据试图影响他人,这就是历史观。本文是百度历史吧网友“顺流耶逆流矣”的长贴《一些易被忽略的近现代人物言论》的整理版,该贴搜集了一些不太容易找到、易被忽视的近现代人物言论,主要涉及从北洋时代至共和国前40年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局中人。资料库是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的微缩资料,CA000037以后的细项。引述此文,并非赞同文中摘录的内容,只是作为参考。作者也承认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这里摘的,一般是会议发言、党组内部的通气会,或者恳谈会,都属于相关高层内部的消息传递,一般比较敏感和直白,通常不见诸公开媒体。我党照稿宣读的,文采比较流畅的,一般出现在新闻联播,或者人民日报上。二者属于不同的信息传导类型。


大陆篇2


“我们工作的性质,

要求我们要保持冷静,

而不能跟着舆论的指挥棒起舞

……

这次这个事情(指1991年日本冲绳地区举行“独立公决”),

我们怎么看呢?

原则上来说,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当局剥削与压迫的行为,当然,这个殖民地的定性,出了这个厅,我是不认的,我是支持日本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全场笑);

实质上说,它是当地人面对庞大资本流通性造成的失业、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等情况,产生的由失望到厌恶、由厌恶到反抗的自然转向,这是当下民族国家内部很常见的地域独立行为;

再有一点,这是冲绳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反对充当霸权主义国家战争桥头堡的正义举动,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它是这样(全场笑)

……

我们没有支持它,

我们仅仅是理解当地人民的呼声,

理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们希望人民的呼声得到关注,

我们为此而努力

这是人道主义,和政治无关(全场笑)”

——杨振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原全国人大中日友好小组主席,1991年7月《我们该如何表态》

注:

1991年6月7日,日本冲绳地区举行“争取人民独立权利公决”,又称“独立公决”。日本官方认为此举“明显违宪”,宣布不予承认,并逮捕了57名“重要执行者”,从而引发当地的一系列骚乱。

中方呼吁日本政府保持冷静,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倾听人民的民主呼声,并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

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

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

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

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

……

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

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

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

你不能回来,

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

这是原则

……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

以后要往下走,

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

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

中央有决心,

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

——吕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

注:

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

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

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

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叶利钦骂我们,美国人也骂我们,骂我们贪得无厌、趁火打劫,同志们很气愤。

人家骂得对不对呢?要我说,是对的。

我们确实很贪嘛,单我批条子,就从收了300多人,都是顶尖的专家。

据我所知,老主任(指原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也批了不少,有的还是咱们的大使偷偷带回国的。

我看,这个要嘉奖嘛(全场笑)。带回一个专家,比带回几卡车军需更要紧嘛。

截止到今年,咱们收容了多少人,这个是机密,不能对同志们说……

其实,我本人也不知道,密级不够嘛(全场笑)

这就是趁火打劫,我们要承认。

谁让你自家乱了(指苏联解体),自家打得热火朝天,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还不许邻居沾点小便宜?

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善邻,还是标准的恶邻,差点跟咱们兵戎相见的恶邻嘛!

当然,今后的局势,谁也说不好。

研判所(指国际关系研判中心)有人预测,咱们和老大哥,还有接近的时候。

毕竟嘛,美国人还虎视眈眈嘛。

但那是日后的事,以后你家门清净了,咱们再合好。

至于当下,该伸手,我们还是要伸手,这就民族利己主义。

谁说无产阶级不利己的?”

——丁衡高,原国防科工委主任,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3年7月《骂就由他骂》

注:

1991——1994年间,中国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部混乱的时间,先后吸收原苏联军工复合体领域技术人员、武器专家等超过5000人(据美国兰德公司199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为7429人),由此引发俄罗斯国内军工领域的严重人才匮乏。

1993年2月,叶利钦曾就此,专门向中国表达不满,并要求中方“释放被绑架的俄罗斯公民”。中方回应“中国没有权利拒绝通过合法途径、自愿来华的外国公民入镜”。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

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

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

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

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

亏吃了,日子还得过。

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

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钱其琛,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部长,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


“同志们辛苦了!

49天的海上漂泊,直面10倍以上敌人的持械封锁,你们坚持了下来,没有消沉,没有软弱,这是可贵的。你们都是英雄!

听说有的同志私下说,我们的船上有‘脏东西’,说人家查我们,也许是对的,等等。

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老百姓,可以随便猜随便说。如今不是不让人说话的年代。

但你们是军人,是共和国的军人。你们的使命是忠诚,你们的任务是服从。

在你们这里,怀疑与疑问,是禁区!”

——刘源,原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武警总部副政委,1993年9月27日《在庆功宴上多说两句》


“最近气氛不太对,说怪话的不少。

有人跟国外媒体一个调调,说咱们逼得太紧(指1995、1996年中国两次在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让那个小岛子里团结了,适得其反。

这是屁话!

它团不团结,是它的事。中央怎么处理,轮不到它说三道四。

它团结也好,不团结也好,提两国论就是挑衅,就是反叛,就是要打击。

几个导弹就团结了?好啊,都团结起来,把目标集中起来,让我们认清谁是同胞,谁是敌人,我们的法宝是统一战线,朋友多就多统一,朋友少就少统一,没有朋友,就打出朋友来!

50年前我们不怕,如今有枪有炮,我们难道就怕了?

所以说,是屁话!”

——固辉,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96年《统一思想,从内部开始》


“这件事(指俞强声传闻被杀),是媒体需要揣测的问题,它是一个故事,也只是一个故事。这个人(指俞强声)是个契机,他促使我们做了一次大扫除,调整了班子,完善了系统,这是我们的收获。这种事(指俞强声叛逃事件)常有,老同志们都清楚,你来我往,这是常态。损失有的公开了,有的没有。参考室(疑指国安部十一局文书情报资料中心,编者自注)可调档,有权限设定,同志们可以参阅。

……

做这个工作,盯住一件事不放,没有意义。防不胜防,我们干的,别人干的,只要有这条战线,就没有止境。总结的教训,吸收的经验,当然还有政治上的损失或收获,这些是系统性的东西

……

要关心,不要过于关心,精力用对地方,珍惜职业生命,和生命。老生常谈,同志们还是要认真对待。”

——谢皖(疑化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对外保防侦察局局长(未经官方公布,存疑),1988年1月《形势分析会上的讲话》

注:

1987年5月,法国里昂地方媒体,第一次透露原中国国安部干部俞强声,在阿根廷南部遭遇刺杀死亡,并暗示凶手为“具有受害者原职业背景的人”。伺候,数家海外媒体相继报道此事。但中、美双方均为对此表态。

谢皖,疑为化名,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分析,疑为1993——1998年间公安部领导班子成员之一,具体存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对外保防侦察局,即所谓外卫行动局,也即西方舆论界称“掌握中国数百万海外留学生、务工人员间谍”的机构,但中国官方从未承认此机构存在,故存疑。


“震动很大,尘埃尚未落定。这里,不谈所谓人人自危的问题,这是个现象,谈与不谈没有意义。组织排查,和行动甄别,这是强制性的,没有缓和的余地

……

有的时候,让心思安静些,不是坏事,能保命。怕不怕死,不是现在该想的。想与不想,都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这个领域,残酷不是时效性的,是常态

……

先把智慧、聪明都放掉,有一说一,不要画蛇添足。

这是个系统性的组织工作,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特殊化。

理解,或不理解,都是个人问题,收起来,服从。

这是一切。”

——许永跃,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原中共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1999年11月《特别发言》

注:

1999年4月,台湾间谍叶炳南在大陆被捕后,牵连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和总后勤部军械部大校局长邵正忠等人,造成极大政治地震。

1999年7月起,大陆军界和各情报系统开始为期长达五年的“全面整肃”。据西方情报机构分析,有超过13万人被降职、撤职、审查、判刑,至少2700人“消失”。


“小组讨论可以自由,话题可以开放,不设禁区,但注意,记录要备案,不要公开。大家的问题归纳一下:

一是(驻南联盟大使馆)里有没有我们的技术小组?

二是(使馆被炸)之前,我们是否得到了情报?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莫须有吧。(f117)被击落后,我们确实来人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于是否在(驻南联盟大使馆)里面搞东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个问题,我确定没得到情报。这次事件很突然,层级涉及复杂。真相需要组织上的调查,预计时间会很长。大家现在要稳定情绪,而不是吃后悔药。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重的任务。大家要坚持……”

——吴建民,原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善后工作的讨论会》


“我们不需要真相,换句话,组织上的结论就是真相。

这件事的定性,就是武力侵犯我国的驻外使馆,等同于侵犯我国领土。

性质就是这样,可以截止了,不需要、也不允许继续争论。

至于日后的解密,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越俎代庖。

按照这个定性,我们开展工作。

这是大家的基本功,要冷静,要沉着,就这两点要求。

再说一遍,性质确定了,这就是真相!”

——马振岗,原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参赞,原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紧急动员前的一些意见》


“这件事(指刘广智案),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个不需要讳言。钱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这两点最近经常讲,我不再赘述。我现在强调的,是组织规范与原则问题。最近几年连续的风波,暴露的就是组织上监管失范的问题。有些人反感组织监督,反感人身监控,反感行动管制,甚至有些负责干部主要反对组织监管。我们最近的整肃,就是要打掉这种势头

……

你反对可以,你可以脱离组织,脱掉军装。现在不是20年前,你去经商、去任教、去当打工都可以,选择很多。但是,只要你舍不得组织内的级别待遇,舍不得这身衣服,你就要服从,坚决的服从!

……

今后,组织条例的执行将从严、从重、从速,不要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种氛围下,任何举动都有被放大的可能。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这个上面。套用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林红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十九师政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九军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2004年11月《关于组织监管的训话》

注:

2004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被捕,并曝出其向台湾出卖情报的传闻。伺候,刘被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执行。

从1990年代末起,大陆军界连续曝出重量级情报泄露丑闻,涉及多名重要将领。由此,军队内部掀起来长达数年的“整肃”。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斗的下场吧(全场笑)

内部讨论,我就不再自我批评了。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两点疑问:

一是,我是不是瞒报了疫情。这个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隐瞒,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个人来说,我没有瞒,也瞒不住;但组织程序上说,我隐瞒了。至于原因,大家可以讨论,我不想留档(全场笑)

二是,我绝不绝的冤枉。应该说,不冤,这个是真心的。谁坐在这个位子上,发生了这样的疫情,都要下台。要知道,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过之类的话,同志们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应该这种提法,没有意义的。”

——张文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原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2003年6月《党组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内部,我们没有隐瞒。真实原因,必有一个扩散的层级。我将可以说的,告诉大家,也请大家注意组织纪律

……

事实就是这样,没有敌袭,没有所谓不明国籍舰艇,基本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舰艇内)三级摄氧阀门都没开,1—7仓封闭,内部无应力,氧气耗尽大约在8分钟以内。(事后检查)所有人出现重度窒息,没有物理中毒体征。另外,(窒息人员)有四肢蜷缩、掐顶咽喉的遗留动作,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征。医疗部肯定,没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学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结果。这是操作失误,就是这个结论

……

请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猜测,直接调查文档,将在适当范围内公开,部分同志可以申请查阅。

至于我本人,服从组织决定,没有话说。”

——陈先锋,原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舰队政治委员,2003年5月1日《在检讨会上的汇报》

注:

2003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361号潜艇在内长山以东中国领海进行训练时,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于5月2日发唁电,对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官兵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361潜艇特大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给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陈先锋行政降职处分,同时分别给予其他8名有关人员以行政撤职、降职等纪律处分。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注:

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决定,不再审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结果,Google将在未来几周时间和中国政府谈判,要求能够在中国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审查的搜索引擎。

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


“这个事情(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你无论怎样做,他都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这些年,其实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们搞摩擦。它的运营方式,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们搞动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钱来支持这个所谓自由捍卫者嘛。这就是墙里失地墙外补,反正它不吃亏嘛

……

至于我们,再强调一下,网络监管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心态表态的程序。这个东西,实质意义其实不大,避开监管的方法很多,更何况,外面(指国外的一些组织)有那么多人免费教嘛(全场笑)。

但我们依然要坚持,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坚持。我们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偷偷摸摸地搞,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没错,这就是思想对抗,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打游击战。同志们,要认清这一点,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蔡名照,原新华社副社长,原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10年4月《在年轻干部培训课上的讲话》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

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

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


“为什么驻军是必要的?

首先一点,毫不遮掩的说,我就是要去占领你。

这一百年,你过得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敌占区。

没错,是敌占区。

这一百年,英国人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很少:

抗战前,拉着日本压我们(指英日同盟时代);

抗战后,靠着美国压我们;

从东北到西南,哪有乱子哪有它;

它不是敌,谁是敌?

作为一百年的敌占区,如今回归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领,这可能吗?

第二点,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国,就是靠了三个统一:

军事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统一。

这其中,军事统一是第一位的,是党指挥枪的前提。

你说是军事强权也好,是集权政体也罢,这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必然,没有军事统一,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认我是中央,就要接受这一点。

无论你怎么自治,怎么一国两制,作为我国基本国防体系的一环,就不允许你独善其身。

以上这两点,中央已经跟他们(指香港政、经界要人)明白地讲了。

话可以好说,但事不能不做……”

——迟浩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原中央军委副主席,1998年1月《向同志们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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