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前讲过，我下乡的第四生产队位于京广铁路线以西，因此社员们得以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宜，为自己谋求公私两方面的利益。

每年夏末秋初双抢之后有一个小农闲，第四生产队的社员中，那些头脑灵活，手脚勤快的，就要想办法搞点钱花花了，要想搞钱，还是离不开铁路。

搭荒车，把乡下的农副土特产品运到武汉去贩卖，就是搞钱的方法之一。

那一年，第四生产队的社员们兴起了杀蛤蟆卖蛤蟆肉的副业。

鲁迅先生曾描述过他少年时代在乡下钓虾的情景，说虾是世界上最呆傻的生物，不惮用两只前钳夹起鱼钩往嘴里送，迅哥儿如是说，那是因为迅哥儿没有捕过蛤蟆，其实蛤蟆比虾更呆更傻。

秋天的夜晚，稻田里的蛤蟆会鼓起腮帮子呱呱大叫，生怕别人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捕蛙人循声而至，用一只手电筒，将蛤蟆照住，被灯光罩住的蛤蟆则一动不动，乖乖地听侯处置，捕蛙人则不慌不忙地用铁叉扎下去，又从容淡定地将叉在铁刺上的蛤蟆提起来，一把褪下就扔进捕蛙人腰上别着的笆篓里了。

后来，第四生产队的捕蛙人又改进了技术，直接将手电筒绑在铁叉的木柄上，手电筒一照到蛤蟆，顺势就扎了下去，省略了其它的后续动作。

实话实说，第四生产队的社员当时还没有吃蛤蟆肉的习惯，他们捕杀的蛤蟆，都是运到武汉卖给那些好吃的城里人吃的。

捕蛤蟆的人虽然多，但也不是所有的捕蛙者都往武汉跑，这其中有个规模效益的问题，手气好的，一晚上才捕个几斤十几斤蛤蟆，跑一次武汉不合算，任何时候，只要市场经济的萌芽一露头，就自然而然地催生出分工合作，于是就有人当起二道贩子，从捕蛙人手里收购蛤蟆，凑个四、五十斤左右，才运去武汉卖。

夜晚十点多钟，捕蛙人收工了，二道贩将他们的捕获物收购过来，也不称，估堆，报个价，双方同意就成交，成交之后也不记账，也不付现金，等蛤蟆肉运到武汉卖了之后，二道贩再回来付钱。

那一年，我跟队长贩了一次蛤蟆肉。

此次生意，队长是老板，我是队长的雇工，但跑一趟队长应付给我多少工资，我们之间并没有讲清楚。

去武汉当然也是搭荒车，蛤蟆收起来了，剥掉皮，用两只尿素袋子装着，我和队长一人提一个袋子连夜走到火车站去，凌晨两、三点钟时爬上南下的煤车，五、六点钟时煤车到江岸车站，此时天刚麻麻亮，走出车站就是一个露天菜市场，地摊刚一摆开，人就围拢来了，因为新鲜，买的人多，半个小时不到就全部卖完了。队长负责称货，我负责收钱。

卖完之后天也大亮了，队长看着我笑，我看着队长笑，我俩浑身上下都是黑糊糊的煤灰，双手更是髒兮兮的，是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蛤蟆粘液，笑过之后队长就开始清点钱币，清点之后就说我收钱的时候出了错，多找了人家五元钱，于是就闭口不提给我工资的话了，只是不停的念叨着“亏了本，亏了本，回去还要借钱还账”——前面说了，队长收的蛤蟆是赊账，还没付钱的。

我怀疑队长说假话，以此为理由不付我工资，但我也没有郁闷多长的时间，因为队长在汉口街头买了油炸绿豆窝的糯米糍粑，还有热干面，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又是熬了夜的人，胃口特别好，吃得满嘴流油，很是享受。

那个年纪的我喜欢冒险，只要谁肯带我出来闯世界，我都愿意，给不给我工资无所谓，我也没打算发财。毕竟此行到省城见了世面，又吃了油炸绿豆窝的糯米糍粑和热干面，咱乡下农民，进省城一趟容易吗？又吃上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