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穢的北大和醜陋的北大權貴們》（《北大向何處去》）迄今已經全部轉載完畢。在全書中，讀者可以看到作者整整三十年時光見證的記錄，看到作者對北大的愛與痛、對中國教育制度的憂患與期待。我曾經以自己是一個北大人深深的自豪和驕傲，但如今，北大與我已經毫無關係，它墮落也好，沉淪也好，喚不起我絲毫情緒。我是中國教育體制下的一個另類，它既沒有造就我，也不配毀滅我；它爭氣不爭氣、上進不上進，那是它主人的家務事，不值得我浪費一個字評說。作為“與子成說”、靈犀互通的相知相交，我真正關心的，是作者的喜與怒、樂與哀；我真正想做的，是為作者說幾句公道話。
當我寫到這裡時，淚水已經模糊了我的眼眶，因為我想起了我們曾經一起度過的那些青春歲月和難忘時光。在那片留下我們無數歡樂、苦痛、夢想、辛酸、笑容和淚水的燕園土地上，多少個晨昏，多少個子夜，在未名湖畔，在圖書館前，在燈影下，在杯盞間，我們分享着彼此的收穫、欣喜、愛情，我們傾訴着各自的悲傷、失落、憂愁。那段時光此時回憶起來，多麼溫馨，又何等心碎，多麼漫長，又何等短暫。如今，我們已年過半百，老之將至；我們的韶華已逐水流走，我們的夢想已隨風飄去，我們的眼前身心殘缺，我們的身後山河破碎。我們剩下的，只有緊緊拉住對方的手，相互依靠，彼此溫暖，去抵禦那刺骨的嚴寒。
本書作者謝寧，陝西西安人，1963年生，金牛座，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畢業留校到北大黨委辦公室任秘書。現在北大黨委統戰部任辦公室主任。
謝寧在北大絕對是一個名人，他是以一個奇特的方式而知名的。文革後正經大學本科畢業生，在北大從事行政工作三十年沒有離開、而且從現在看也不會再離開的，不管是北大自己留校還是外校分配來的全算進去，謝寧是絕無僅有。漫說北大,就是把全國所有高校都數一遍,估計也找不出幾個同樣的人來。然而這些還不是最奇特的，最奇特的是，他在北大堅守了三十年，至今卻只是一個科級幹部。三十年裡，在謝寧身邊、在北大各處，無數後生晚輩匆匆而過、平步青雲。在官僚體制最底層呆了大半輩子、按“資職比”年齡最大資格最老職務最低者的謝寧，早已成為這些春風得意的“劉郎去後”們口中談起語帶譏笑、心裡想起念存輕蔑的“不求上進”的典型，成為歷屆北大執政者們、特別是年齡資歷水準都在他之下的北大執政者們躲避唯恐不及的“老大難”人物。
那麼，造成謝寧在仕途中長期不進步、在官場上成為一個“失意者”的因素和緣由到底都是什麼、都有哪些呢？深入去分析、揭示其中的漸微，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可以讓我們對人性、命運這些人類面臨的基本命題以及中國政治、官場規則這些中國人面臨的特殊命題有一個更形象、更生動的認識和了解。
首先，讓我們用我黨培養、提拔、任用幹部的字面上標準“德、識、才”來衡量一下謝寧應不應該被培養、提拔、任用。我一提“德”大家肯定都笑了，但我請大家不要笑，不要因為我黨幹部普遍無德、缺德就否定德的存在。這世界上還真的是有有德人、有《聖經》裡說的“義人”存在的，謝寧就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說“識”。“識”有很多方面，比如正確判斷形勢，比如準確預測未來，比如把握宏觀戰略，比如前瞻性地鯨吞國家資源，比如敏銳地發現尋租的機會，比如迅速找到不落痕跡地貪贓枉法的途徑，等等。既然能堂而皇之公諸於眾，我們當然應該想像它說的是正面意義上的“識”。談到正面意義上的“識”，我們不得不不幸地說：我黨的幹部們基本上都不具備——所以經常的情形是，幹部們初衷不能說都是惡的，但因為“識”太低太差，所以結果最終總是禍國殃民。說到謝寧的“識”，不用我私心去評價，大家讀完這部看了的人都點讚、都拍手叫好的近兩百頁的《北大向何處去？》之後，就會有一個共同的判斷。不過，我還是要以一個老、久北大人的資格加上一句：以我的了解，集三十年裡北大所有執政者“識”之和，也寫不出這樣一部書。
再說“才”。“才”即能力。能力也有各種各樣的，僅僅是和當官從政有關的，就有往上爬的能力、溜須拍馬的能力、吹捧抬轎的能力、吹噓忽悠的能力、表功作秀的能力、拉幫結夥的能力、陽奉陰違的能力、兩面三刀的能力、官場生存的能力等等。當然我們相信黨的任用幹部標準上說的應該不是這些能力，而是所謂的“行政職業能力”。我以前主編過公務員考試“行政能力測試”輔導用書，看了書稿才眼界大開：原來“行政能力”還可以用做題來測量。我想，什麼“行政能力測試”，這不就是智力測驗嗎？一向被認為智商和能力都不差的我，這些測試題看看頭就大了，趕緊扔一邊去。話說遠了，我說這些，意思是“能力”中肯定包含智力因素，因此“能力”有相當部分是與生俱來的。但是，“能力”中另外一大部分是與位置和經驗相連的——就像你不給中國人當家做主的機會，你拒絕讓中國人獲得當家作主的經驗，你就永遠不會知道中國人身上蘊含着多麼巨大的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我相信，如果給謝寧以適當位置，他或許會比其他北大執政者展現出更強的行政職業能力。
如此按照“德、識、才”標準分析下來，謝寧恰恰是黨應該首先培養、提拔、任用的對象。只可惜，這些只是嘴上的漂亮話，暗地裡還有另外一套標準。哪怕僅僅從官媒自己公布的“塌方式腐敗”資料來看，那些縱橫馳騁、遊刃有餘於中國大地的官員們都是些什麼貨色。當然，說“暗地裡”有點誹謗人家的嫌疑，因為過去的“潛規則”現在早已變成了明規則，人家早就公開的大干特干，根本不需要“暗地”了。
謝寧是我見過的少有的生性淡泊、隨性、順其自然的人，我很少見他刻意做什麼，也幾乎沒有見過他為某種情緒或某種事情糾結難解。可是，我絕不認為這種個性是他仕途不順的主要原因，淡泊固然不利於鑽營，但是孜孜以求、處心積慮、功利心太重卻也經常導致機關算盡、枉費心機。
在本書中，謝寧常常自謙生性疏懶。自然，他不像朱善璐那樣強迫症，但是，說他不用功、不努力是不公平的。三十年來，他朝九晚五、風雨無阻地上班下班，勤勤懇懇，從沒有耽誤過工作，更別說上班之餘思索研究，撰寫、發表了大量文章，更別說上班之餘的之餘再寫下這部一時在大陸不能發表的奇書了。如今北大內外，充滿了欺世盜名、惘上瞞下之徒，又有多少人在真正用功呢？如果認為謝寧的不見於當道是因為他不用功，那倒是抬舉了當道者的人品和良知了。在中國的體制下，用功從來就不是成功的秘籍，謝寧不是輸在不用功，而是虧在他不懂得投機取巧。
謝寧是典型的西北人，質樸、正直、真實、厚道。我一向認為，人是可以用好人壞人來概括的，謝寧就是一個最經典概念上的好人。上面說的這些特質在一個健康、正常的體制中，即使不能對一個人的事業有幫助，至少也不應成為他的致命障礙。謝寧不會吹捧作秀，不屑拍馬溜須，不會吹噓忽悠，不會拉幫結夥，不會陽奉陰違，不會兩面三刀......不會的太多太多。可以說，在我們這個體制中向上爬的必備技巧他一概不為和不屑為。如此這般，他怎麼可能飛黃騰達呢？然而，這不是他的失敗，而是我們這個體制的失敗。
如果說個性是存於內的，那麼舉止言談就是化於外的。謝寧的舉止言談也和他的秉性天賦如出一轍。他日常最標準的造型，是左手叉腰或背在後腰，右手持煙或在空中舞動，抑揚頓挫地表達見解。我還記得謝寧大四的時候，當年的朋友、今天在中紀委位高權重的XX曾戲稱他為 “政協委員”。你想呀，如此風度氣質，怎麼能鞍前馬後的做秘書？既要里子又要面子、即外強又中干的領導們，哪裡敢弄一個政協委員放在身邊？
我在《汪精衛與我》一文講過一個故事，裡面寫到：“在中國當官，你連撒尿都撒不爽啊！這句話的來歷是什麼呢？這是一件真事。我一個朋友，中央機關副司級幹部。早年有一個領導很欣賞他、也培養他。後來突然對他冷淡了，也不再替他講話了。他翻來想去，終於找到了原因：有一次他和這個領導一起出差，而且同住一個房間。晚上我這個朋友上廁所，是不是前列腺的原因不知道，總之這泡尿撒的時間長了一點。從衛生間出來，一眼就看到領導站在門口，而且陰沉着臉，看到我朋友出來，只說了一句話：‘那麼長時間，也不考慮一下別人’！然後徑直走進衛生間。我這個朋友啊，腸子都悔青了，以後幾年裡一直在責備自己：尿一點不就完了嗎？幹嗎還非要尿痛快才行呢？！”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把中國的官員比作“婊子、奴才和狗”，婊子的無恥與無情、奴才的趨炎附勢和奴顏媚骨、狗的欺軟怕硬和狗仗人勢，謝寧這三點一樣都不具備。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但我們絕不能把凡事一概歸咎於性格、一切唯性格論，那樣就是是非不分，就是放過了制度和社會的責任。說到底，謝寧的性格、氣質、思想、倫理、道德和中國的體制根本是不能相容的，無論是本質上還是技術上都完全背道而馳，體制怎麼能接受、容納他呢？有時候看，我們的體制是睜眼瞎，混沌一片，黑白顛倒、人妖不分，讓小人、奸佞、蠹賊們糊弄的像孫子似的，被周永康這樣的“叛徒”和大逆巨惡一直騙到死之將近。可有時候看，我們的體制又精明得很，一切異己者、一切良知未泯者，它一眼就能分辨出，繼而堅決地把他扼殺和淘汰掉。
中國有一句俗語，總被李敖引用：“好人在台下哭泣、壞人在台上唱戲”。但是，這只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並不是人間常態，更不是永恆真理。常有中庸者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不要抱怨社會，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這又回歸到易卜生的著名問題：“社會對，還是我對？”在明確地認識到社會的黑暗和骯髒而憑一己之力又無法改變時，是選擇同流合污，還是選擇拒絕與不合作？固然，在一個再爛污的體制里，也會有出眾的成功者；而無恥、下作也是一種能力，甚至是一種更非凡的能力。但是，我們就應該認可他們的“成功”、欽佩他們的“能力”、學習和模仿他們那樣的“上進”嗎？我們就應該反躬自己的責任、檢討自己弱點、責怪自己的“低能”嗎？對實用、功利的個人主義者來說，成功是王，目的就是一切。在中國當今體制下長袖善舞，活得有滋有味、如魚得水的，幾乎無一不是這種人。他們在受盡屈辱、壓抑、摧殘爬上高位後，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擅權斂財、報復民眾。如果和他們一樣，那麼周永康、葉麗寧和謝寧之間又有什麼區別，謝寧又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中國靠巧取豪奪、苛捐重稅、民脂民膏豢養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冗官群體，據說全國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加起來處級以上幹部已達百萬人。我們且不去談“德、識、才”，也不必出於私誼肯定他會比別人更加正派、清廉、能幹，只從對謝寧三十年、三十個春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風雨無阻的服務和奉獻給予承認的角度出發，哪怕僅僅作為回報，我們的體制從這上百萬個位置中拿出一個安排給謝寧，我想從任何道理上說都不算過分。但是，這只是善良純真如我的人們的一廂情願。中國的屍位雖眾，但相較叢林蠆盆里無數血目賁張、嗷嗷待哺、如癲似狂的鴟梟、蛇蠍和豺狼們，畢竟還是稀缺資源。因此，這種私相收授的珍玩，這種分贓自肥的私器，哪能輕易失之他人？
謝寧出身最高學府北大，又一心一意投身官場，自然心懷理想和抱負。但是我相信，天性淡泊、率性的他，絕不會像那些擅爬善舞、呼風喚雨、得勢囂張的北大官僚坯子們那樣貪得無厭、慾壑難填、狼子野心。如果我們這個體制、如果北大能給他最起碼的公正、尊重和關懷，能給他一個合理、相配的職務，或者退一步說，能給他一份符合他年資的物質待遇，我想謝寧會悄悄地走完他餘下的職業生涯，會和北大、和這個體制相安無事一輩子，平靜的度過自己的晚年。
然而，正像我曾經說的：我們體制的特長和本領不是交友，而是樹敵。三十年來，北大一直在扮鴕鳥、裝死狗。一個十年敷衍過去了，又一個十年糊弄過去了，再一個十年裝聾作啞又要混過去了。一年一年周而復始，所不同的是：從開始的些許歉意，變成了後來的理所當然；最後，連虛偽也省略了，連許諾也懶得做了。
在這一個又一個的十年裡，“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一代又一代北大人來了、走了；多少人扶搖直上，多少人坐地分贓；多少人衣衫襤褸而來，腦滿腸肥而去。只有謝寧，還在這裡，仍然留在這片耗盡和奉獻了整個青春歲月、留下無數淚水、歡樂和痛苦、自己深摯地愛着、卻不愛他的燕園的土地上，依舊走着每天重複走着的小路，默默見證着偉大和輝煌一步步走向衰敗與昏冥。從青春年少，到兩鬢斑白；從無牽無掛，到挈婦將雛......
我小時候喜歡看中國古代章回小說，這些傳統文學作品幾乎千篇一律都在講述着一個個老實本分的普通人，被為富不仁和為貴不仁者追逼，想忍氣吞聲，想息事寧人，卻躲都躲不開、逃都逃不掉，最後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個蓋世造反英雄的故事。那麼多小說不約而同地描繪同類的情節，說明這是中國人潛意識裡的普遍生存狀態和共同理想人生，也說明中國的體制不把人逼死或逼反絕不罷休的特點。今天，從謝寧身上，我們又看到了中國經典的一個現實版。三十年來的某些北大當權者們，他們真心以為一個十年過去了，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再一個十年也即將過去，他們對北大欠下的帳就可以賴掉，就可以一筆勾銷——當然，他們自己不會認為對北大欠下了帳，還白日夢的以為促進了北大的“發展”。他們真的是不可救藥的愚蠢，自以為大權在握就可以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他們真是太小看人了！謝寧是地道的陝西人，老實、厚道；但是，就像大多數陝西人一樣，就像大多數善良、樸實的普通中國人一樣，老實並不退縮，厚道並不懦弱。當他們一次次從希望到絕望之後，他們終於不再相信狼來了。於是，我們像看一部章回小說一樣，看得層層遞進，終於在小說中冊看到了最高潮，看到逼反了的謝寧，看到逼翻了的北大水肥車，看到逼出了北大歷史上的一系列見不得人的內幕。
當謝寧這部書終於寫出來，繼而流傳出來，並且傳遍世界之後，據說北大當局終於重視了，當然不是致良知心發現，而是震怒，並且委屈和幽怨。北大那些當政者們，你們都是年紀一大把的成年人了，你們不是“小兒無賴”，你們難道連“欠債要還”這個最淺顯的道理都沒聽說過嗎？如果你們真把自己當成流氓，連“出來混，早晚要還的”都不懂嗎？你們如此怠慢人才，如此“錙銖不流外人田”，還玩個屁政治？連劉季、朱元璋這種下三爛都照葫蘆畫瓢地“禮賢下士”，你北大卻如此侮賢輕士，如此欺負人，如此無視人，如今有這個報應，不是自找和活該嗎？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有一項早就被人民公僕們忘的乾乾淨淨，那就是史官制度。正因為歷史上有太多像太史簡、董狐一樣為了真相可以粉身碎骨的知識分子，獨夫民賊們才有所忌憚和收斂——因為他們雖然殘賊暴虐，但畢竟還是古典文明下的產物，仍有廉恥之心，尚懼遺臭萬年。謝寧就像一個現代史官，人微但言不輕。他沒有權位，但有一雙利目、一隻鐵筆，蛛絲馬跡的劣跡都逃不脫他的眼睛，暗度陳倉的醜行也無法不被他記錄在案。而且，這些記錄將永遠留給後世，未來將永遠記住一段劣跡斑斑的歷史和一班醜行累累的人物。
可是，寫到此時，我又疑惑起來：謝寧這部書，到底會起到什麼作用呢？會真如他所希望的那樣，讓北大那些肆無忌憚的權貴們有所顧忌、有所收斂嗎？能阻止他們弄權妄為、昏天黑地嗎？對此，我不抱任何幻想。今天中國的官僚們是“唯物主義者”、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他們不敬天、不畏神、不怕鬼、不信邪。誠如謝寧所寫，連北大這種“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他們都敢隻手遮天，可見他們囂張到了什麼地步。不過我又一廂情願地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秧”，他們此生無法無天，但總得為子孫後代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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