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3.24空難的回望與追問

  這幾天，德國媒體最密集的報道，莫過於3月24日德國之翼的空難事件。

  一架載着144名乘客、6名機組成員的A320客機，3月24日上午10.01時從西班牙巴塞羅那飛往德國杜塞爾多夫，中途在法國東南山區墜毀，機上150人無一生還。其中，有16名文理中學的學生及兩名帶隊老師。這次空難，成為德國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事發後的第二天，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三國首腦齊聚客機失事地，與參加搜救的工作人員在臨時指揮中心會面。與此同時，從找到的黑匣子中，專家判定，此次空難非機械事故，而是28歲的副駕駛員Andreas Lubitz蓄意所為。消息一出，世人震驚。

  無孔不入的新聞媒體，從方方面面追蹤報道與副駕駛員有關的一切。據報道，因為患有憂鬱症及情緒不穩定，副駕駛員Lubitz曾有半年時間中斷了培訓。此次空難，極有可能與副駕駛員的憂鬱症有關。而德國發行量最大、以八卦見長的《圖片報》甚至挖出副駕駛員的前女友，通過她之口，人們了解到，副駕駛員Lubitz不光患有憂鬱症，而且還有極強的“建功立業”心理。這位年輕的副駕駛員曾說：“有一天我將做一些事來改變整個行業，讓人們記住我的名字並永遠保留在記憶中。”然而讓人無論如何料想不到的是，這位副駕駛員會用這種極端方式來“改變整個行業”，達到“名揚天下”的目的，讓世界記住他。

  連日來，在杜塞爾多夫機場候機大廳，人們辟出一塊地方，點上蠟燭，獻上鮮花，在留言簿上簽名，寄託對死者的哀思。而我，從沒像這次這樣，感覺空難離得如此之近。因為，杜塞多夫機場是我每次回國或度假出發的地方。

更讓我關注的是，此次空難事件引發的對人性、教育、制度以及憂鬱症的討論及追問。

  從媒體曝光的副駕駛員生活的小鎮及他與父母居住的小屋看，小鎮祥和溫馨，副駕駛員的家外觀整潔漂亮。可是，這樣祥和、溫馨、漂亮的地方，卻滋養了如此內心冷酷的人。人們不禁從人性方面追問：什麼樣的人才能從始至終呼吸平穩地操縱着飛機，冷靜地殺死自己並拉上149條無辜而鮮活的生命作為陪葬？這需要怎樣的極端和冷酷？人性真是太複雜。或許，通過這次空難，可以從更深處分析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重性，探討一下，冷酷和邪惡是內心憑空產生的嗎？

  納粹時代，德國有過更專業的殺人，而且是集體行為。二戰後，德國在懺悔反思中，一直致力於人權與人道主義的教育。這次空難事件，雖屬極個別，還是引發了人們對教育的追問：教育（不只是學校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如果一個人沒有了善良，沒有了對生命的尊重，那麼，教育是不是失敗的？年輕的副駕駛員Lubitz為什麼會有這樣極端扭曲的“建功立業”觀？二戰後的德國教育，一直注重團隊精神，淡化個人突出及個人英雄主義。在這樣的環境教育中，仍然湧現出不少各行各業的佼佼者。有人說，德國人的驕傲是隱藏在骨子裡的，德國人“出人頭地”的方式是以個人業餘愛好來展示的。這話似乎不假。只要是積極健康的建功立業，一切無可厚非。但如果把名揚天下的“建功立業”觀建立在殺人或拉人陪葬上，確實是件令人膽寒的事情。

  患有憂鬱症的人都有情緒不穩定及自殺傾向。近年來，因患憂鬱症而自殺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名人。例如前德國傑出的足球守門員羅伯特.恩科（Robert Enke）。在大多數人嚴厲譴責副駕駛員冷酷的同時，也有好心人從善意的角度揣測，事發那一刻，副駕駛員很可能帶着幻想症，誤以為自己是在拯救機上的人免於某種他幻想中的敵人攻擊，並不是對人懷有怨恨之心。也有人認為，應該寬容看待憂鬱症病患者，因為真正的憂鬱症病人會喪失自控能力，犯病時病人本身無法把控，外人無法從正常的心理角度去分析評論。憂鬱症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引發人們的追問：究竟是什麼誘發憂鬱症？為什麼在物質生活優裕的今天，患憂鬱症的人會越來越多？

  德國對飛行員的選拔極其嚴格，有一套完整的身體與心理測試標準。副駕駛員Lubitz能進入飛行員培訓行列，說明他具有較好的身體與心理素質。然而，在培訓過程中，發現他情緒不穩定的特徵並中斷半年培訓之後，仍然讓他上機成為副駕駛員，這暴露了航空公司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心理疾病專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證實，患憂鬱症的人會突然產生自殺念頭，並非事前有周密計劃。而且，一旦產生自殺念頭，便會“只顧一點，不及其餘”，不會顧及自殺的後果及影響。按理，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有資格從事為公眾服務的工作，已確認或懷疑有心理疾病的人應該遠離有可能危害公眾利益或生命的工作位置。人們有必要從制度方面追問：為什麼在發現飛行員患有情緒不穩定病症之後，還讓其上飛機操控？把這麼多乘客的性命交付在一個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手上，是負責任的行為嗎？

  有關此次空難的調查還在進行當中。事實將會抽繭剝絲般逐漸呈現在大眾面前。但願，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永遠不要遇到這樣的精神失常者。哪怕一次，就徹底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