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社会领域解的基本特征

自然科学和社会理论的解集，有截然不同的特征。

自然科学的解，是唯一的；由于解是唯一的，所以，非正即误；社会科学的解，是一个可行域。只要在域值范围内，都是可行解。因此，社会理论的解，没有对错，但有优劣之别。换言之，自然科学所追求的，是正误；社会理论的目标，是择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领域有更优，但，绝没有最优。

打个比方。

自然科学是分男女，一个人，不是男，就是女；非此即彼，一清二楚。也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不男不女。光的波粒二相性，是一个例子。但仅此一例。

社会领域，不是区分男女，而是选美。这就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首先是标准不一，不可能找出一个被所有人全盘接受的标准；其二，立场不同；以专制为例。本来专制是臭名昭著、不得人心的，可是，少数拥有权力的人，占尽好处，为所欲为，他们就百般地说这是一个好制度，千秋万代，不能更改。其三，偏好不一。芸芸众生，各有所好。即便是双胞胎，也难有完全一致的偏好。其四，信息不完备。信息不仅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在时间上，也是逐步呈现的。在决策时点上，人并不具备全面可靠真实的信息。

在此，插播一段。

我的硕士生导师、刘美伦教授，从美国回来。我们24年没见了，他退休之后，去了美国，和师母一起拿了绿卡。他还在美国继续工作了十年，从65岁到75岁。他今年七十有七，但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好，依稀当年。我开玩笑说，他像美国黑人将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一样的高个，一样的脸庞和卷发，只有肤色不同。

知道刘老师从美国回来，我非常高兴。5号晚上得了消息，放下这篇“半拉子工程”，就买票。可是，十一期间，火车票紧缺，无票。6号一早，我去八王坟客运站，坐北京—天津的大巴，咣当了3个小时，才赶上与刘老师、师兄孙青林的晚餐。

三个人，海聊，从六点直到十点，有四个小时。详细内容，或许能写一个师徒三人谈话录。这里，只说和本文有关的。

我用模块化思想，解释系统之优劣。系统之优劣，不在于其初始状态多么好，而是，其是否具有逐步改进的能力。如果，具有局部、低成本、渐进和可持续的改进能力，则是一个好系统；否则，是一个坏系统。

刘老师问：是自我改进吗？

我答：不是，外来压力带来的改进，也可以。

我接着说：依此观察，封建是一种好制度，而大一统是一种坏制度。为什么？因为，封建是大而化小，是自治。每一个诸侯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改进，且，不会波及其他侯国。这就像，小锅吃饭，要是一个锅里进了老鼠屎，只要把一个小锅，倒了，就行。其他锅，照样可吃，影响极小。可要是大锅饭，一颗老鼠屎，就坏了满锅汤。

中国历史上，遇到的就是这个难题。明明看见锅里进了老鼠屎了，但是，一大锅都倒掉，可惜啊，舍不得啊。怎么办?就耗着，将就着。结果是，老鼠屎越来越多，终于臭不可闻，民怨沸腾。此时，再倒，不止锅里的饭不要了。受够了的人民，甚至认为铁锅也是臭的，也不能要了，非把铁锅砸个稀巴烂不可。

中国历史，大抵如此。改朝换代成本之高，破坏之彻底，是举世罕见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一口举世无双的“大一统”的大锅。

刘老师说：美国还有南北战争呢？怎么解释？

我说：刘老师，这就是您犯了把自然科学的思维，移植到社会领域的错。我说、我们说封建制度好，可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善的，是没有缺陷的；我们说大一统不好，同样不意味着大一统是万恶的，是一无是处的。换言之，在社会领域，我们找不到一种解，是完美的；同样，也找不到一种解是万恶的。所有社会领域的解决方案，都在大于零和小于1之间分布着；既不是0，也不是1，而是0-1之间的无数的可行解。如果，我们用0代表万恶，1代表完美的话。

具体来说，封建不是1，美国的自治制度，美国今天的自治联邦，也不是1。大一统也不是0，所有的专制制度，都不是0。因为，至少，专制是有一部分人拥护的。要是一个拥护的人也没有，这个制度怎么能存在呢！我们也不知道封建和大一统各自的分值是多少，但确信无疑的是，自治、封建优于集权、大一统。

图1和图2，分别显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领域的解集。自然科学的解集，只有一个元素；与此相对，社会领域的解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域；所有落在区域内的元素，都是可行解。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解，不是有限多个，而是无限的。

图1 自然科学的唯一解                         图2  社会领域的解集

以三峡水电站为例。大坝建135米，还是175米，在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如果，将135米至175米区间，看作连续的解集，那么，三峡大坝的可选解，是无限的。如果，设定一米为一个步长，作为备选方案，三峡大坝的可行解，至少有40个。

关于三峡大坝的社会决策，就是在40个可行方案中，寻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但是，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评估哪一个方案“更好”，因此，多数情况下，“更好”往往意味着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如何让社会决策被更多的人接受呢？投票。投票并不完美，但是，没有比投票更好的办法。只有投票，才能让所有利益相关方，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舍此，别无他法。换言之，从来不存在一个“总代表”，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因为，不同地域、不同集团的人，其利益是互斥的。

坝址以上的三峡地区，出于故土难离的情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生活的担心，希望大坝尽可能低。坝址以下的长江中游，特别是经常闹洪灾的荆江段，出于防洪的考虑，会希望大坝尽可能高。可，同在下游，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和上海，想法又不一样了。他们希望大坝，不高也不低。要是高了，下游水量减少，大型湖泊干涸，在入海口，海水还可能倒灌；要是太低，防范洪水的效果，就打了折扣。

如果，将坝高交由利益相关方投票，依照多数原则，一定可以得到一个解。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解，不是最优的，而是能被最多数人接受的。不过，对于票选，人们会有两个担心：第一，社会成本问题；第二，收买选票问题。

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因为，任何一项社会决策，都是有成本的；只是，有的成本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正像民主国家，在议会里争执；中国，在黑幕里勾心斗角，暗中角力一样。中国人在会场上，一言不发，沉默的是大多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之间，都那么和谐。恰恰相反，中国人的内斗，是举世无敌的。同理，票选的成本，是显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比内幕交易的成本更高。

第二个问题，也不是问题。有人花钱买选票，是对你的损失的一种补偿。如果，购买选票的人，不是通过特权和强制，而是经由协商，与你达成平等交易的话，那么，只有补偿到位，你才会让渡你的投票权，否则，你宁愿自己决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案。

因此，票选活动中，需要预防和杜绝的，是通过暴力胁迫对投票权的剥夺，或者强制他人选择某一选项。而对于自愿达成的投票权交易，大可不必干预，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所有自由交易，必是互利的。当然，投票权交易，仅限于选择某一个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适于选举领导人。原因何在，留给读者。

再以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为例，来解释社会领域解的特点。

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都只是一种解决资源稀缺状态下、如何优化生产的方案之一。资本主义早期，有种种缺陷，甚至是罪恶。但，这也绝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的，更谈不上是完美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一白一黑、截然对立的；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即便在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即便在最左的社会主义国家，如1978年之前的中国，也有资本主义的苗子，否则，就不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但这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存在优劣。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灰色的，那，社会主义必然是更深的灰。或者说，资本主义更接近“白”，社会主义更接近“黑”。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中国从更深的“灰”走出来，向“白”的方向一步步迈进的过程。

以一个小故事结束本文。

前苏联，组织了一大批科学家，写文章，批判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消息传到美国，爱因斯坦笑答：能证明相对论的错，一个人就够了；可要是相对论没错，再多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看似一个笑话。但，却反应了前苏联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实际上，自然科学的解，是唯一的，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爱因斯坦说得就是这个道理。社会领域的问题，并不关乎是非，而常涉利益取舍。而一旦涉及利益，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自身更关心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你进行选择；就像包办婚姻，也不靠谱一样。父母都不能替代自己，还有谁能替代呢？

因此，社会问题的决断，只能由投票来决定。舍此，别无他法。舍此，纯粹扯淡。舍此，就是欺骗。

（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19点整，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