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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说明了感性与理性对于思维创新的基础作用，不可忽视。“ 这种无限绝对性导致意念是倏忽即逝，如果不及时记录下来很可能不会再在脑海中出现。意念源悟性的果实，是反复思考的结果，是大脑中一切信息重新整理和组合的结果，是大脑多年不遇的灵感。但意念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没有过去感性和理性的认识阶段，悟性就是无源之水。所有，感性资料和理性逻辑的彻底，是悟性生成新的意念的必要条件。99%的汗水，是一分灵感的前提。”

另一方面揭示了情感意志信仰对于思维创新的先验必然性。没有这个先在的必然性，思维就没有发现创新必然性的自身根据。作为思维认识的最高形式，悟性造成了思维的创新；作为悟性认识的特殊形式，这种创新依赖于对思维自身的根本性质的认识，即认识到思维绝对与无限的性质，以及和自然的本体性质的一致性。所以，作者认为，悟性认识的规定是哲学释义真理性的必要条件。

对于《论范例》关于悟性认识的研究，网友们给予了许多的关注，特别是老几，专文商榷，提出了两个值得思考、也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第一个关于悟性认识“是能力还是阶段”的问题，实际上从根本上涉及到了对悟性认识的哲学规定的问题。一方面涉及到当我们说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相区分时，所用的划分标准是否同引入悟性阶段的区分标准一样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了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悟性认识的特殊之处是否仅仅在于形式上的直观问题。换句话说，同感性、理性认识的区分，悟性认识的本性仅仅是一种理性直观吗？仅仅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能力吗？如果深究下去，可能会进一步思考网友老几提到的“看过‘最强大脑’节目就会知道，其实经过长期训练，人是可以在某个方面近似达到理性直观的，这时候其他能力可能很一般。这就说明没有“阶段”的区分，只有“能力”的区别。”

第二个关于把逻辑思维与悟性认知对立起来的问题，这的确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老几提到的“所谓的‘悟性阶段’，就类似于康德的理性直观”，我觉得也值得进一步思考，虽然《论范例》对悟性认识的规定还有许多待努力完善之处，也不等同于黑格尔的理解。

为此，我想多说几句康德，特别是与黑格尔的对比中，看看对我们探讨思维创新能有什么启发，以期望老几及其他网友进一步的讨论商榷。

康德的“理性”是相对于“知性”的。知性是规则的能力，把诸现象统一于规则之下，而理性则是原则的能力，把知性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虽然康德设定了理性这一概念，但在他那里，理性又是没有能力去认识超验的、无限的的对象。当康德肯定理念或自在之物不可知、肯定理性的超验运用必定会陷入理性二律背反时，也就等于宣布了理性本身的无能和无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指出，康德哲学“完全是知性哲学，它否认了理性”。如果理性将自己对概念和原则的整理，仅仅看作是调节性的，而不是对象的构成性的，这对直观是没问题的。但有时、甚至不可避免的，理性会诱惑自己超出经验的界限做超验的应用，这在康徳看来，就会带来问题。在黑格尔看来，既然康德主张理性无法认识超验的对象，那么在他的规定中实际上对理性的无能和无奈的限制。康德的理性里少了一种人的内在自由本性的规定。所以，这里深思下去，会涉及悟性认识作为认知能力与作为心理能量的关系。这个问题所以重要，在于它涉及到了思维创新的关键，是怎样从认识到科学、从科学到真理、从真理到人生、从人生到美好的内在必然性的问题。

宗教家是从天启性上，即从先验的创造主的必然存在，解释人的悟性及思维创新的必然性。例如，释迦牟尼是受了阿罗迦兰和郁陀迦罗摩两位仙人的指点，在菽婆罗树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金星闪烁，天将破晓，才对万物生灭的真理性豁然大解，获得觉悟的。基督教《启示录》是赐给耶稣基督的启示，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就是说，人，只要按照神的启示，或者说人只有领悟了神的启示，自我思维才具有必然的真理性。

黑格尔以前的哲学家经常是从“天赋才能”、“先验逻辑”等上论证的，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哲学原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内在根据等等，说明人类寻求存在发现的真理性，都是求助于主体里一种先在必然性，据此，其感受、醒悟、理解、认知，包括自由、自我、自觉的新意义，才能有生成的根据。

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这种寻求思路也启发了黑格尔。黑格尔为什么长篇大论地阐述“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异己化、异化等现象及其回归过程，然后还有了很多的粉丝，不管民间的还是政府的，就是因为这个“绝对精神”，以一种理性又信仰、逻辑又自由、科学又真理的本体面孔，提供了人们求诸于上帝的那种必然性，在精神自身中不仅找到了生成、演化、变异、发展、回归的具有主体与客体双重性的必然根据，而且找到了创造、融合、文明、善意、美好的具有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的自由根据。

如果说笛卡尔、康德思考的切入是认识与科学的关系，用天赋、自在之物等范畴的先在界定，为认识的真实性找到了内在的根据，论证了科学为什么是可能的，那么黑格尔思考的切入则是自由与真理的关系，用存在与自在、对象化与异化、否定与过程、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等历史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自由的现实性找到了内在根据，论证了真理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康德那里，虽然自由的先验理念包含着内容的实践，但先验自由在纯粹理性中不是知识，只是理论的态度，因而它只有在实践理性中、亦或在实践的意义上，才能成为知识，由原本的空洞幻相获得了实在性。也就是说，在康德眼中，科学受时空等范畴限制而对自在之物是无奈的，科学可以不是自由的，自由可以是同科学分开的，自由可以不是科学的。但是，在黑格尔眼中，自由乃是一种穿透了自在之物的精神设定的原初性质，正是于此，绝对精神作为真理的同时也就是自由。尽管在精神现象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由是最后才达到的，但其作为一种欲求的最终目标，在逻辑上却是先于这个过程陈述的。意识的本质，不管是作为认知，还是作为意志，本质上都是自由的。自由不仅是无人能够否定的，而且对人自己而言，是把他作为善来寻求的。真理必须是自由的，自由必须同真理一致的。科学是人作为一种角色对客体必然的认识及反映，真理是人作为一个主体对世界必然的认识及反映，自由则是人既作为角色、同时又作为世界的主体对这些必然性的把握及运用。科学的本质在于反映了真在的必然性，真理的本质在于把握了必然的自由性。否则，绝对理念就不是绝对精神的，或者说，精神就不会必然地走向美好完善的绝对阶段。

把自由规定为绝对精神的本体必然性，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认知的形式，亦或纯粹理性的空洞态度，这是黑格尔超于康德的地方。从方法上看，黑格尔智慧的地方在于，用范畴的之间关系而不是概念的单独本身，解释了表现着主体创造性的个体本身内藏着“绝对精神”的双重必然性，一方面是内含着心灵、意识、理性与欲望、对象、物化之间的自然必然性，另一方面滋生着个体、自我、灵魂与群体、他人、现实之间的社会必然性。所以，主体创新的每一步实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必然是美好的，这种美好的必然性就是由“绝对精神”的自由本性及其追求提供根据的。

只有解决了自由何以是可能的，才能最终解决真理是何以可能的；只有懂得了真理何以是可能的，才能真正最终说明科学何以是可能的。

绝对精神的这种必然性，预设了个体精神不仅对科学的发现及建立，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而且对真理的把握及信任，更需要以自由的追求为理想的目的。这样，思维创新才是人的创新，这种创新才是美好的。

思维的创新，离开了自由的内在根据，仅仅依据智力理性的判断形式，即使是先天的、综合的，也会没有足够的真理必然性，至多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解释一些科学的普遍实用性根据。不打通科学与自由的连接通道，便没有对真理的信心；没有对真理的信心，就不会深究真理的必然性，就突不破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障碍，智力理性必然束手无策在“自在之物”面前，只能在认知层面上解释科学创新的表层现象，最终只能解释经验技能的发现发明。在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环境下，能大显身手，不需要打破天、搅动地的真理性追问，靠“难得糊涂”就能产生实验性的创新，但不会形成体系性的科学创新。在市场横行、资本圈地的经济氛围中，只能靠一身的苦干实干卖力气了。

对真理及其自由根据的信心所以能制约着思维创新，不仅在于这种信心能够让你穿透科学的实用性层面，而且能够叫科学家们把科学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对比一下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思维，与今天的我们在孩子、甚至在我们自己每做一件事时，首先想到的是“有啥用、对自己有啥好处”的思维，就很容易看到四大发明后为什么缺少创新的内在原因了。

这里的原因深究，对于有热情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就会让你知道，牛顿为什么会反对将宇宙解释为一部纯粹的机器，而强调说“引力解释了行星的运动，但却不能解释谁让行星运动起来的。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 爱因斯坦为什么也特意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可是没有宗教的科学却是无法前进的”。

可能，在一般的科学家看来，万有引力定律及相对论的发现，只与牛顿、爱因斯坦的那些公式推导、演绎思维有关，但在真正的哲学家看来，没有对“万能第一推动力”的忠贞信仰在情感意志中的指引，这些新的思维不会有足够的力量，让非语言、非逻辑、非理性的无意识状态进入到意识层面来。换句话说，不是牛顿、爱因斯坦本人想发现创新就能发现创新的。即使你用美好的“黄金屋颜如玉”来鼓励刺激，甚至是威逼加诱惑，用动物园训动物的技巧来苦苦地训练，其结果还是毛驴拉磨，转不出那个经验以及功利的圈，因为在人的思维世界里，创新本质上不是一种感性及其功利性行为，而是人对自己生活追求的理想实现，是从兴趣热情到信心毅力、神美寓意的过程，是理性演绎推导同情感意志信仰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没有情感意志信仰这方面引领的必然性，思维世界只是个机械的自然界，无法生出充满必然性的新意。没有必然性的新意，怎么能会有发现创新者对对象的寓意呢？如果没有新的寓意，牛顿、爱因斯坦如何地能有发现引力、相对论的必然性呢？同样，如果美国人的脑袋里没有对那些“生而自由平等”的信奉，共和联邦制的创新何以可能呢？如果我们的父辈那代中国人没有对“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么地执着，新中国何以为新呢？

这里的根据反思，对于有兴趣哲学练习的人来说，就会让你明白，康德为什么既反对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又批评洛克、休谟等人，而自己还敢于抛出二律背反？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明显地没有得到实证，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研究者继续地发展着？相反，那些抛开黑格尔的思辨方式的哲学争论，例如语言哲学的争论，不管是人工语言学派还是自然语言学派，最后都会产生问题，陷入矛盾，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前后转变，说明在思维方法上，如果用作为语言学的科学方法，或者说用语言及语言学的逻辑习性和验证方式来进行语言世界的哲学思考，来直接解决语言生活中的世界问题，就一定会产生命题及其语言释义中的矛盾、二律背反。当然，反过来，也不行，如果用哲学思维替代语言学的科学思维，大楼就是建在沙滩上，什么创新都不会发生。更可怕的是，这些口含着“代表和谐新思维”的人，尽管身穿西服，手拿苹果，但满口的“杀龙之术”，其心态最多还停留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争论上。

就哲学思维来看，迄今为止的凡是各学科内部解决不了的理论、逻辑、语言悖论，本质上都是思维悖论，思维悖论本质上都是二律背反的，而二律背反，就是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里的某一层面或方面的思维，套用到了对整体世界的对象上，即一种“思维错位”的结果。

康德的二律背反的贡献，在于点到了这个我们常犯的思维毛病：如果用科学的实证思维来思考哲学的对象，必定自动带来这类“思维错位”问题及矛盾的。《纯粹理性批判》对这种“思维错位”表述得很清楚：“说世界有一个开端，与说某物有一个开端，这是在根本上不同的，后者在可能经验范围内、前者却不在，即使前者也是理性概念的一种运用，只是它用错了范围”。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贡献，在于明示了产生矛盾、二律背反的现象是正常的，这种“思维错位”都是个体的他对无条件者、无限者自身要求的，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儿，相反，说明人类思维向前走了，“如果认为现象世界有一个物自体，这个物自体没有矛盾，它是不同于精神东西的，并且认为有矛盾的东西就会毁灭自己。那么，精神一有了矛盾就会陷于混乱、发狂。真正的解决在于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范畴本身没有真理性，理性的无条件者也同样没有真理性，只有两者的具体的统一才有真理性”。

显然，这种“思维错位”的现象，会提醒人们，我们的生活世界需要科学的思维，但同样也需要哲学的思维。二律背反产生的必然性，就是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哲学的思考需要一些不同于科学思维的另外努力，除了试着超越于事物实证的方式外，你还必须保持两方面的坚持：

一是必须能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双重必然性的层面来介入。在科学家眼中，研究对象就是客观的实体，不管是自然事物还是人、精神本身，客观必然性是科学探索的实质；但在黑格尔眼中，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它是自在而自为的: 一方面对我们而言，这个自在而自为的存在是精神的实体；另一方面为它自身而言，它也是自在而自为的存在，它必须是它自己的对象。当对象的认识内容是由对象自己所产生出来的时候，对象只对我们而言是自为的；但当它对它自身而言也是自为的时候，这个自己产生的存在，就同时又是自在的，是对象的客观因素，而对象在这种客观因素里取得它的具体存在，并且因此在它的具体存在里，对它自身而言是自身反映了的对象。就此来说，科学不过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在其自己的因素里为自己所建造的王国。

合乎逻辑的，没有科学，不会有哲学。但没有哲学，科学在其自身是不能有真理性的。所以，黑格尔才说，“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在任何一门知识或科学里按其内容来说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也只有当它由哲学产生出来的时候，才配得上真理这个名称；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其他的科学，它们虽然可以照它们所愿望的那样不要哲学而只靠推理来进行研究，但如果没有哲学，它们在其自身是不能有生命、精神、真理的”。

二是还得超越非黑即白的单一思维，要有种融合的心境、信真的意境。在常人眼里，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就此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在哲学家眼中，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由此可见，在哲学看来，真正的创新是思维作为人的自由实现，既不是宿命，也不是任性，因为任何科学做为真理，其本性上都是自由的，都是精神借助于对象的客观形式来反映了自身的时候，它才是自在而自为的。这就是黑格尔说的“科学不过是精神的现实”。而人们要想真正获得这种创新认识，就必须适应自由的追求，既不能非黑即白的独断，也不能小肚鸡肠的糊涂，因为真理作为人生，其本质上都是融合的，都是生命借助于外在的流动形式融合为有机统一体的。个体如此，由无数个体构成的群体、社会亦如此。彼此的接纳、宽容、合作、鼓励等都同样是必要的哲学缘故，在于我们都是相互的实现着，没有相互的作为中介形式，我们都成不了人的现实，都不具有高于动植物的现实本质。没有儿子，就不会有父亲。没有女人的阴柔温馨，男人就不阳刚坚挺。没有你我，上帝都是不完整的。没有黑兄弟，NBA等美国体育赛事何以成为国际性的鳌头?没有默哈默德、释迦摩尼等等的文化融合，光就一个耶稣，能带领美国超过英法德意日俄吗？

然而，当下的困境在于，不仅多数兄弟们不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而且用于把握这种矛盾的社会意识，通常也不知道把这种矛盾从其片面性中解放出来，保持其无片面性，并且不喜欢在看起来冲突矛盾着的形态里，去认识其中相辅相成的环节。不是抱住“阴谋论”，就是认为对方没落马上崩溃了。这样一来，愈是把真理与错误的对立视为固定的，就愈习惯于以为对某一争论的态度不是赞成，就必是反对，而且人们的思维，就愈习惯于只在其中寻找赞成或反对的功利偏爱，只要你骂的那个对象，合我意，咋地，我都挺你；相反，只要你不合我意，咋地，也不行。从官员决策到百姓调侃，从政治对决到网上争骂，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或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或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把对立视为固定的”思维。

今天早上，看到朋友发来的微信文章:《全国“傻*逼”排行榜：都来看看这些嘴脸》，觉得好笑，又有些可怜，这些精英学者，社会公知，多不容易地苦学苦练了多少年，在各种考场上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出的，都是十足的聪明，可为什么没有走向时代的创新英明，而是滑落到了功利的刁钻精明?除了利益的纠缠，想必大家在此定会看明白的，也让大家一乐，特转下链接。

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TEwOTgyNQ==&mid=208517714&idx=1&sn=56d403a5a168b5c02b5905b99a38df76&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key=2e5b2e802b7041cfd70efee6727df97a7517530f96a49455faf93ddccea04b530e935d9238156e6bdd934a4401678b91&ascene=2&uin=Mjc4ODE0MDYwNA%3D%3D&devicetype=iPad+iPhone+OS8.2&version=16010410&nettype=WIFI&fontScale=162&pass_ticket=ca4uyfbBU0RPxct2%2Bs94s%2BBx8jqt1Uu82GILWTrwJBP1QbUWgVKhy8%2FbhhHeP4bu

离开了真正的哲学，这种“鸡蛋谁先”、“公婆各有理”的独断思维、错位思维，必然会阻挡思维的创新，不仅会发生“小肚鸡肠”的协作困难，相互乱整的内耗现象，而且还会用“难得糊涂”的功利安慰取代了科学的深究探索，用夜郎自大的经验性替代坚信融合的真理性。就此来看，中国所以有古代的诸多创造发明，因为她有许许多多的老子、孔子、孙子、公孙龙等等哲学家的百家争鸣，而近现代缺少科学创新，不能不说我们在整体上忽视了这一点。

悟性认识，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极为受重视的，儒释道都有许多很透彻的论述。例如老几提到的“老子的道法自然里涉及悟性认知的事”；网友huixiang贴中写道的：“思维要能走得远，先要‘我’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不能是‘成心’，这样的人见到了新东西，就迷惑，无所适从，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甚至反对。所以要虚其心，虚则能得。《六祖坛经》中禅心指月，就是六祖的‘我’，彻底地准备好了，所以他不识字，听经却可以随听随解，如同故地重游——新在哪里，旧在哪里？”这个“我”所以不能是功利的、贪婪的，也不能是生理的、经验的，在于“‘我’之所在：‘我’不是社会的我，生理的我，不是脑，也不是心。道家，佛家，儒家诚意，基督教的因信称义，存在主义，自我实现等等，都是基于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只能‘我’冷暖自知，不能由别人拿来给‘我’。‘我’每个人是不同的，但最深处是相同的”等等，我想，如果我们可以和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思考一起对比研究一下，更能令大家有深刻的启发。

如果说，思维创新是一种意境，那么，对思维创新的哲学思考更是一种意境。在这样的哲学境界里，创新不只是存在着语言文字与认知心理、逻辑与非逻辑、意识与无意识、本我、自我与超我等等的内部结构的机制问题，而且也存在着历史环境与社会习性、道德良心与忠实信仰、艺术审美与自我寓意等等的客体、主体、自我多层界面的融合问题。例如，在客体界面，思维需要以自在之物的必然性为对象，通过把握客体的“meaning”来创新；在主体界面，思维需要以自为之物的必然性为对象，通过把握主体的“meaning”来创新；在自我界面，思维需要以自我之物的必然性为对象，通过把握自己的“meaning of meaning”来重新塑造。如果这三个界面不能相互融合、各抒己见，那么它们必然成为相互接受新东西的障碍，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创新。

就哲学的这种兴趣来说，我们应该从生活现实性上，来理解二律背反、矛盾悖论是怎样规定了创新思维必须各抒己见、哪怕是愚见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又是怎样隐藏着人生美好追求的。反之，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背反及矛盾的现实，不允许各抒己见，那就会导致没有真实地探索，都会装糊涂。这种不能融合、又不能较真儿、不相信真的社会心理是无法发生真正思维创新的。

由此，我们会看到，四大发明后缺少创新的关键，不仅在于我们思维的内部机制问题，而且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这种融合的心境、信真的意境，境界中的自我缺少足够的超脱人格，致使我们无法冲破经验与功利的束缚。

由此，也会看到，当前中国的应试教育，不仅仅在思维类型上伤害了孩子的创新思维，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兴趣习性、融合心性、信仰意志上伤害了孩子对真理信心的自由新生。如果在“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基础上，再听信“两目全视糊涂情”的告诫，那么在那些天生欲望、自然兴趣跑过来时，孩子们除了模仿“人上人”的任性，什么成钢的“无畏爱国的执着”，什么老爷的“不顾场合的真诚”，有钱没钱、有权没权都任性的话，就会没有领跑这些天真热情、狂奔意志的美好理想，就不会主动自我地开放容纳、真诚信奉，也就不会生出什么真正创新的必然性。

从必然性来看，《论范例》有关思维创新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内容上的问题外，在论证形式上也有问题，例如，有些术语缺少足够的逻辑规定，逻辑性与非逻辑悟性的关系界定不清，概念缺乏范畴关系的规定，范畴之间没有足够的判断必然，推论及论述时不时地跳出了条件的原来设定的边界等，但是，它尽量地从精神内在必然性的层面，来寻求新意识生成的根据；从语言与思维的范例性，来界定意识的绝对性；从科学与真理的整体性，来探索创新的机制；从认知与自由的必然性，来解释理性、逻辑同非理性、非逻辑的相互作用，便是对思维创新的一种哲学思考、而不是实证思考的尝试。

有兴趣，详细论述请参见《论范例》第三篇，网址：

http://baguwen.biz/UserHelp.aspx?Menu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