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歷史上有真正記錄的餓死人事件是河南信陽。 事情發生在1960年初。 罪魁禍首是吳之圃。 當然，吳也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往下邊看， 吳之圃有路憲文，馬龍山在為非作歹，直接殺人越貨， 往上邊看， 這個站在稻穗上宣傳畝產萬斤的小個子地位肯定高於吳之圃。 比小個子地位更高的人也每天宣傳三年趕上英國， 5年進入共產主義，給稻田灌狗肉湯。

毛澤東是否知道自己的幹部政策失敗了？ 他當然知道。 但是， 怎麼處理？ 上到國家主席下到鄉鎮書記環環相扣。把朱元璋請來，官吏從上打下咔嚓一刀。熟讀歷史的毛澤東腦子裡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終沒有選擇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獨闢蹊徑，用一種獨特的方式解決問題也就是從思想上解決問題。毛澤東不明白為什麼河南信陽的百姓面對新的清官酷吏不肯反抗？  是不是百姓還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民主的新社會？

“一夜之間從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調幾百人，其他各縣市抽調幾千人，組成一個強大的民主補課軍團出現在信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革運動的第一次預演。 為了克服百姓對官府的懼怕， 抽調外地人員聽取百姓伸冤訴苦。  接下來類似的運動是四清運動 （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 後來與演變為“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主要目標是遏制領導幹部貪吃占等腐敗問題。到了1965年，“四清” 演變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因為這個時候毛澤東發現前邊的四清變成了某些官僚結黨營私，打擊報復的工具， 並且把目標主要瞄準過去的地主。  到了1965年的時候， 毛澤東已經提出了“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觀點。

回顧毛澤東治國的歷史我們發現毛澤東與朱元璋一樣，與中上層官僚的思想嚴重對立。 雖然毛澤東沒有採用朱元璋的辦法強殺貪污犯錯的官員， 毛一直想要感化官員，批判教育，讓他們知恥而改過。 但是， 毛澤東與朱元璋一樣沒有成功。 兩人死後他們建立的制度都被推翻了。  朱元璋被實際推翻以後明朝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一個王朝， 今天的中國也幾乎變成無官不貪的社會。

毛和朱元璋都犯了一個錯誤， 國家是需要精英管理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官僚乃是商人的代理， 官員的實際權利不大， 而資本家在實際管理中可以盡情獨裁，多吃多占，連職工的生命身體都是可以計價的。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管理人員是能夠享受很好的待遇的。  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 所有管理者都有政府發工資， 而官員的工資水平受共產黨戰爭年代同甘共苦平等思想的影響而工資奇低。  反覆強調吃苦在前享受在後， 這就如同讓廚子餓肚子。 所以， 毛澤東的思想遭遇整個官僚集團的反抗是必然的。  這樣的制度也是不可能長久的。

文革中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可以發動群眾監督政府官員， 讓官員與草根頻繁輪換。 但是， 這樣做也不可能解決問題， 因為底層草根爬上高位馬上就會退化成新的“黨內資產階級”。  毛澤東體制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官僚輪換的思想轉換時間差， 類似陳永貴那樣當了總理還掙公分， 吳桂賢那樣當了副總理還參加車間勞動。 但是， 王洪文進了中央就開始喝剩茅台了。 所以，這樣的制度太不穩定。

那麼， 把所有的共有財產都交給官員，管理層控股，或者送給資本家管理，政府放權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是另一個話題。 太長了今天是不能寫了。

從信仰餓死人慘案看全國餓死3000萬的數字不可靠。  信陽餓死人事件驚動了整個政府， 數百人進監獄。 如果真餓死3000萬，怎麼也要有人為此掉腦袋。  不管老毛有多少菩薩心腸。

——————————————————

忽視河南鑄成歷史大錯

1958年，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吳之圃大搞共產風、浮誇風，特別是信陽地區，在吳之圃的親信路憲文的把持下，衛星滿天飛，餓死人。信陽地委專員張樹藩主持公道、關心人民，讓自己的夫人時任信陽行署婦聯主任的李瑞英寫信給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並匯報，然而信件卻被路憲文截獲。說到這裡，不得不插上幾句，額外交代一下李雪峰。

李雪峰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早年參加革命，領導過學生運動，曾任北平地下黨市委書記，抗戰爆發前，李雪峰組建冀西遊擊隊，跟日本侵略軍單打獨鬥。我黨開闢華北抗日戰場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李雪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129師會合後，李雪峰主要負責地方黨組織的建設工作，把太行山區建設成了讓日本人聞風喪膽的模範根據地。1949年，李雪峰任中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南土改工作委員會主任。1960年9月，李雪峰升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以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回頭接着說吳之圃的親信路憲文，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膽量，竟然敢截查行署專員夫人又是行署婦聯主任的私人信件呢？原來是吳之圃跟劉少奇有很深的私交，吳之圃是新四軍四師的，倍受劉少奇倚重。1958年9月16日劉少奇赴河南糾正“左”傾錯誤，時任河南省長的吳之圃趁機誣告省委書記潘復生，列舉數條罪狀，獲得劉少奇支持，潘復生隨之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下放到華西農場勞動。從表面上看，這是吳之圃在整潘復生，實際上裡邊大有隱情，潘復生從1938年2月起，就一直在饒漱石手下工作，深得饒漱石器重。樹倒猢猻散，潘復生也只能認倒霉了。

讓人感到滑稽的事，潘復生是堅決反對浮誇風的，劉少奇赴河南也是為了制止浮誇風的，然而結果卻正好相反，反對浮誇風的受到了處分，搞浮誇風的被提拔重用。跟着潘復生一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還有省委副書記楊鈺、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也就是說，河南的班子整個被吳之圃接管了。1962年，中南局給潘復生徹底平反，後於1966年1月調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一政委，並任東北局書記處書記。

文革中潘復生擁毛反劉，這肯定是必然的。粉碎“四人幫”後，潘復生受到監督審查，1980年4月在審查中病逝。1982年4月，中央同意了黑龍江省委對潘復生的審查結論：歷史問題已經查清，沒有問題，文革中犯的錯誤不做組織處理。為什麼不做組織處理呢？理虧呀，如果當初聽了潘復生的，河南哪裡會餓死人的。悲哀的是，劉主席竟然打着反浮誇風的旗號，把堅決反對浮誇風的幹部下放勞動。這事當然是不能說的，否則劉主席的冤情豈不就有了水分？

文革開始後吳之圃被紅衛兵從四川押解回來揪斗，1967年去世。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中央為吳之圃開了追悼會並予以徹底平反昭雪，鄧小平親自主持了會議，悼詞中說，徹底為吳之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並稱吳之圃為中國人名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老總不加分析的大罵一氣，毛澤東代人受過，怎能不憤怒。

現在分析，毛澤東也不能都怪彭總，對於河南省委幹部的任免他完全有能力干預，從解密的歷史資料上看，吳之圃的錯誤毛澤東是非常清楚的，從1958年至1959年，毛澤東曾數次批評吳之圃，“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可是他既沒有罷了吳之圃的官，也沒有支持正確一方的潘復生，甚至在潘復生的問題上都沒做任何表態。顯然，這是為了安撫某些人或某個人的情緒，畢竟批判高饒反黨集團才是頭等大事。河南沒有冒出一個李自成來實屬萬幸。歷史雖然成了歷史，但教訓千萬不能忘記，疆、藏乃手足至疾，豫、皖才是心腹之患啊！

_______________

光山縣是信陽地區受害最嚴重地區之一，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就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在光山縣的化身。

五九年十一月十一號，大躍進最為惹火的時間段，在馬龍山的努力下，書記處書記張福洪成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

在批判會上，馬龍山帶頭踢張福洪，群眾就一涌而上，揪頭髮，打耳光，踢膝蓋。張福洪一下子從縣級幹部變成階級敵人，那個慘啊。這只是個開頭而已。

十二號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張福洪進行鬥爭，鬥爭自然要升級。除了打得張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頭髮。張福洪的頭髮被揪掉了一塊，如同那裡沒長毛一般，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一條一條的，行走很困難。

十三號又把張福洪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同志再次發揚衝鋒陷陣之精神，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福洪兩個耳光，鬥了一天，張福洪已經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鬥了一天，是縣直屬機關斗的。

十五日交給公社幹部斗，這時張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鬥他的人只能用腳踢，他的頭髮也一塊一塊地拔光了。十六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福洪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說張裝病，又鬥了一次。十八日又組織幹部把張從床上拉下來斗一次，張福洪要喝水沒人給，到十九日中午可憐的張福洪終於解脫。

縣委書記馬龍山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下面有很多追隨者，每一個鄉鎮都有，每一個大隊都有，每一個生產隊都有。

信陽解開蓋子之後，中央震驚了，全國震驚了，官僚網裡的每一個結遭殃了。中央搞了一個名為民主補課的項目：一夜之間從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調幾百人，其他各縣市抽調幾千人，組成一個強大的民主補課軍團出現在信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

許多人為這批基層幹部喊冤叫屈，認為他們為了高層的錯誤政策買單，當了替罪羊。某種意義上確實可以這麼說。這些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相當優秀。很多人盡心盡責，為民辦事，而且兩袖清風，把他們單個拿出來放在傳統標準上測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在如此災難面前沒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員都是參與進去了。高層政策失誤是高層責任，基層卻是具體執行者。血腥的反瞞產都是基層幹部在干。一系列懲罰政策也是基層幹部在實施。最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基層幹部導致分配不均。按照路憲文後來回憶，當時信陽地區人均糧食每天可以達到八兩，如果分配均勻，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類似問題。也就是說基層幹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導致了災難擴大。我相信吳芝圃、路憲文、馬龍山無論多麼殘酷，都不可能交代基層幹部說：你們多吃多拿，老百姓餓死無所謂。

時代悲劇當前，沒有哪一個參與者潔白無瑕。

馬龍山原本要槍斃，後來在監獄過了很長時間，晚景淒涼。路憲文至死沒能平反，對於他這種視組織為宗教的老革命，這已經是最殘酷的懲罰。吳芝圃文革挨整，然後死去，背上千古惡名。他的離世讓他避開了更為嚴酷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