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謝田-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註：本文是作者在“美國家庭基金會”（AFF） 2003年10月康奈迪格州年會「理解教派及新宗教運動」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之中文譯本，論文的英文文本由該基金會的網站和刊物發表。文中提及的赫伯特羅斯戴爾是美國家庭基金會的主席，他曾於2001年赴北京參加“中國反邪教學會”的會議並發言，其發表後的發言是本文反駁的內容之一。羅斯戴爾已於10 月康州會議後，於2003年11月在美國患癌症病故。文中提及的邁克爾蘭崗尼博士是美國家庭基金會的執行理事及其刊物“教派研究評論”的主編。

摘要本文介紹兩名在學術界的法輪功修煉者的觀點。作者們試圖給出他們自己個人的經歷和觀點，解釋法輪功究竟是什麼，不是什麼；揭示中國江澤民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和欺世謊言；探討為什麼這種修煉在中國被禁止；並回答在美國家庭基金會的會議及其刊物上所提出的一些疑問。此外，作者向在這一領域的學者們提出告誡，指出其以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研究氣功和修煉的種種局限。

關鍵詞：法輪大法，法輪功，修煉，中國，迫害，氣功

一。法輪大法(法輪功)到底是什麼？ 1。法輪功是一種修煉

法輪大法，或稱法輪功，是由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向社會公開傳出的一種氣功。

“氣功”這一名詞在中國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開始出現。自1960年代起，氣功開始在中國受到歡迎。雖然它的名字是現代的，它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古代歷史上佛道兩家在內的很多種形式的修煉。修煉是一種得道或成佛的方法，在東方文化中有很崇高的地位，被人們廣泛尊重。在中國歷史上，許多高級朝廷官員甚至皇帝在他們生命的早期都曾經是道士或和尚。比方，漢朝(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宰相張良和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的官員劉伯溫都是如此。

通過修煉以“得道”被認為是個人實現的最高目標。“道”是本土中國人對神仙的稱呼，而佛的概念則是從印度引入中國的。“佛”一詞源自古印度的語言梵語，是一個覺者或者通過修煉圓滿而覺悟了的人的稱謂。佛教不應該被認為是佛家修煉的唯一方法，因為釋迦牟尼佛也說過修佛有八萬四千法門。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歷史上還有很多修煉的方法在民間從師父到徒弟在單傳、秘傳着。

在李洪志先生傳法的九講班上，及隨後由講法的內容匯集成書的“轉法輪”一書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法輪功是一種佛法修煉。法輪功的基本原則是真、善、忍，他的目地是通過按着這些原則的修煉和煉功將修煉者帶到更高的道德標準上去。雖然祛病健身不是法輪功修煉的目地，但法輪功的祛病健身的功效吸引了很多受病痛折磨的人，包括許多患有長期的、嚴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人。因為他的健康效果並且完全免費，從1992年傳出開始一直到今天，法輪功迅速地以口碑相傳的方式傳播了開來。很多人因為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原因開始修煉，但當他們認識到了法輪功提升人們道德水平的獨特能力時，他們變成了真正的修煉者。另一些人則是在開始學習了法輪功的原理之後開始修煉，甚至在他們意識到法輪功的健康功效之前。

2。法輪功是宗教嗎？

法輪功不是一種宗教。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從來沒有有意將法輪功這種氣功變成一種宗教，但他明確地預言了“但是將來的人會認為是宗教”(李洪志 1996)。準確地說，法輪功是一種深深地根植於中國歷史和傳統的修煉，並且這種修煉並沒有一個“直接相當與西方的‘宗教’這一名詞的對應詞彙”(麥德遜 2000)。正象許多宗教和修煉的法門一樣，法輪功有其精神內涵和信仰。修煉者的個人修煉經歷表明，按照法輪功的原理去修煉，修煉者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個對社會更有益的人。從這一點上講，法輪功的目標與其它修煉法門和正教是相似的。但是，法輪功沒有宗教的其它方面的東西，例如對一個神的崇拜，宗教儀式和儀軌，崇拜的場所如教堂和廟宇等，以及有組織的成員和會員制度。法輪功，最恰當地說，應該被稱為一種古老的修鍊形式，或者是一種氣功。

3。法輪功不是什麼

法輪功是屬於中國傳統的精神修煉的範疇之內的，而不能被認為是一種教派(麥德遜 2000)。法輪功也不是江澤民政府所誹謗的是一種什麼“邪教”。如果我們沿用瑪格麗特-辛格和其他學者的教派的定義，法輪功就不能被說成是一個教派(王和劉1999)。學者們認為，“(法輪功)中的管理方式既不是集權式的，也沒有任何排他性和隔離性的跡象”，並且“沒有跡象表面任何對李洪志的公開偶像崇拜”(王和劉1999)。正如我們將於後面的章節中所討論的一樣，法輪功沒有任何為其創始人進行的斂財舉動，沒有偶像崇拜，也沒有任何為有利於其“領袖人物”而傷害其修練者的活動。所以，法輪功，或稱法輪大法，作為一種修煉，既不是一種教派或宗教，也更不是什麼邪教。

4。法輪功在1992年至1999年之間的發展

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省長春市開始傳授法輪功，第一期有大約180人參加。從1992年至1995年，共舉辦了54期傳法班，有近十萬人參加了學習班。從1995年開始，李洪志先生停止了在中國國內的傳法。從1995年到1999年迫害開始，法輪功在中國是以心口相傳的方式在親朋好友間流傳着。1997年中國公安部的一項秘密調查表明，在全國範圍內沒有發現修煉者的任何不法行為，而估計的修煉總人數為七千萬人，約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五。

1995年3月13日，始於巴黎，李洪志先生開始在海外傳法，先後去過歐洲、亞太、和北美的許多國家。現在法輪功在全世界60多個國家中有數以百萬計的修煉者。“轉法輪”一書已經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現在還有9種語言的版本正在翻譯之中。

二。自從迫害開始以來的發展

對法輪功的迫害始於1999年。1999年7月22日清晨，在全中國範圍內，成千上萬的法輪功修煉者被從他們通常晨煉的公園中驅逐了出去，上千人被拘捕。一場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隨即而來。在迫害的頭30天內，從1999年的7月至8月，僅在人民日報一份報紙上，就有347篇聲討、誣衊法輪功的文章出現，平均每天超過10篇。這是一場文化大革命式的、充分協調過的國家行為，幾近衝着一群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的集團犯罪和國家恐怖主義。這一迫害既殘酷又殘忍，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所使用的口號是“名譽上搞垮、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所謂的“天安門自焚”事件迷惑了很多中國人和海外民眾。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自焚錄像在慢速播放的情況下，顯示出這一事件極有可能是中國政府所一手導演的(明慧2001)。正如在“轉法輪”一書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李1999a，266頁)，對法輪功修煉者來說，殺小動物都是嚴格禁止的，何況自殺。中共政權最近的欺騙行為還包括，在喜萊麗-克林頓和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將喜萊麗的新書“活生生的歷史”的中文版加以刪節(庫恩 2003)。

截止2003年10月16日，在中國已有793例可證實的法輪功學員的致死事件發生(截止2004年6月10日，總數已達980例)，另有十數萬學員被囚禁在勞改營、洗腦中心(所謂的“再教育中心”)、和監獄裡。即使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下，也從來沒有任何法輪功學員的暴力抵抗和反抗行為的報導出現，甚至在政府自己的宣傳資料中也沒有。

中國反邪教協會於2000年11月13日成立(WOIPFG 2003)。它是由具有宗教和科學背景的共產黨和政府高層官員們組織起來的。這個所謂的“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是為迫害法輪功找根據和理論上的支持，為中國政府當局的迫害建議具體的辦法，為批判法輪功的活動提出建議，並參與對法輪功學員的洗腦。這個組織很快在全國各省、市，甚至工作單位和學校建立了分支機構。該組織也舉辦在海外的各種反法輪功活動，比如每年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上的展覽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也和美國家庭基金會保持密切聯繫並參加該會的會議。

自從迫害開始，全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都站了出來，揭露迫害，向人們講清中國政府關於法輪功的謊言背後的真相，並向全世界呼籲停止迫害。在中國，盡管受到政府的高壓，高額罰款，洗腦，酷刑折磨，甚至面臨死亡，法輪功學員仍然堅持自己的信仰(見附錄-陳剛的故事)。他們的行為是法輪功的“真、善、忍” 原則的真實寫照。在海外，法輪功修煉者開始向各級政府和新聞媒體講真相，因為中國政府從迫害開始就一直在向他們寄送編造的故事和誹謗材料。很多外國政府和個人給法輪功以褒獎和其它形式的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在中國的迫害。

三。為什麼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

江澤民政權禁止這一廣為流行的修煉法門的原因仍然是許多在中國之內和中國之外人們所疑問、猜測、和研究的問題。因為中共秘密運作的特點及相應的政府運作完全缺乏透明度，箇中真正的原因和內部決策過程可能永遠都不會為公眾所知。下面只是人們提出的幾種解釋。

1。由於法輪功的受歡迎程度

據稱迫害第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法輪功的受歡迎程度。在迫害之前法輪功傳播的高潮期間，中國公安部們估計在中國有七千萬法輪功學員，超出了共產黨員六千萬的數量。法輪功修煉者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也包括共產黨員和政府高級官員。隨着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的逐漸消亡和前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府的垮台，共產黨在中國統治的合法性也越來越成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關心的問題。隨之而來的，雖然在同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共產黨卻加緊了對政治權力的控制。

在西方，非政府組織(NGO)和其它民間、宗教、專業組織完全存在於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一個政府可以對一個“住宅小區房屋擁有者協會”或“美國市場學會”的日常運作橫加干涉、指手劃腳根本就是不可想像的。而在中國，一個共產黨統治的集權社會，情況就根本不是這樣。作為共產黨統治的傳統，所有的組織，從類似於美國的“童子軍”到“中國古生物學會”，全部都處在共產黨官員和他們指定人的嚴格控制和監視之下。共產黨對人們日常生活全面滲透的程度和力度，完全超出了在西方生活的人們最豐富的想象。連寺廟裡的和尚都有一個政府幹部的級別標準，並按其級別拿一份工資。例如，前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朴初據說就是副部級的幹部，並一直按副部級幹部的標準拿薪水做他的“佛教徒”的工作，直到他病死在專門為高幹服務的解放軍301醫院為止。

在1999年7月鎮壓開始前的七年間，一個法輪功修煉者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過的。他/她會在大清早去到一個市區內的公園，花1-2個小時煉功。然後他/她會匯入早上上班的人流去工作。晚上，做完家務事之後，他/她會在家裡單獨或與一群人讀法輪功的書籍。但當越來越多的法輪功學員出現在市區的街道和公園內早上煉功時，他們的人數和他們存在的本身就足以使某些共產黨領導人有所擔心了。基於我們上面給出的原因，一個處於驚弓之勢和防範心極強的政權會對任何團體的政治目地妄加猜測，何況是一個遍及全國，有數千萬人眾的團體呢。修煉的目的是個人的圓滿功成(開悟)，那是超越一切世俗事務，包括對權力、金錢、和政治目地的追逐的。李洪志先生說過，“修煉的人無須管人間的閒事，更不要參與政治鬥爭。”(李洪志1996)。從其本質來看，法輪功和其它真正的氣功都是非政治性和不附屬於任何政治團體的。而法輪功非政治性的特徵，在某些共產黨領導人的眼裡，可能恰恰就是他應該被懲罰的原因。因為他們不能容忍一個他們不能以其共產主義的信條或政治力量加以控制的群眾團體。

必須指出的是，法輪功(法輪佛法)和其它許多正教的精神內涵是和中共官方的無神論信仰不相容、甚至是完全對立的。最初，中國政府支持法輪功和其它氣功，作為一個鼓勵人民保持身體健康的方法。這個目地也是與政府在其幾乎崩潰的醫療體制下試圖節省醫療開支的努力相吻合的。但當精神信仰的部分成為主體的時候，這個政權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因為中共反對任何精神信仰的本質以及他們害怕失去對人們心靈和大腦的控制，他們就開始詆毀法輪功。面對因為收入失衡、失業、和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等問題而心懷不滿的廣大民眾，一個政權一定會要急切地剷除任何獨立的、因其不同於共產黨無神論信仰而獲得民眾支持的群體 (麥德遜 2000)。基本上說來，這場迫害是政府統治合法性的缺乏、其不能容忍的本質、以及因為19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學生案之後統治合法性的危機，及因之而來擔心失去權力和控制的恐懼等等因素綜合的結果。

2。由於江澤民的個人嫉妒

迫害的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江澤民的個人妒嫉和狹隘偏致。據信，對法輪功的鎮壓基本上是當時的“核心” - 或國家、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個人的決定並由他個人發動驅使的。江澤民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的屠殺之後當權的，他是當時的共產黨強人鄧小平一手提拔、委任在黨的總書記的位置上的，沒有經過任何全國性的選舉。因為缺乏軍方和民間的支持，據信他特別關注任何可能的對他的權力的威脅，不管這種威脅是真實的或者是他臆想的，是來自民間的或來自他身旁黨的其他領導人的。1999年4月25日發生的事件可能恰恰點燃了他的妒嫉並加劇了他內心最深處的恐懼。

1999年4月25日，大約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平靜地來到國務院信訪辦的大門外，呼籲政府釋放45名於1999年4月23和24日在離北京120公里 (75 英里)的天津市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這一事件中，幾名法輪功學員被要求進入中國領導人的辦公居住地中南海，與當時的中國總理朱熔基直接對話。對話之後，朱熔基同意放人，然後全部一萬名學員就安靜地離開了現場，並隨手將身旁的垃圾紙屑揀走，這一舉動在當代的中國並不是很常見的。朱熔基將這一事件處理的非常之好，並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中央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意見分歧。海外媒體對此高度讚賞，稱“四。二五”開創了一個“中國政府與公眾公開對話”的很好的先例，並展示了“中國社會文明的新水平。”

就在當晚，江澤民給全體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親筆信，要求就法輪功問題緊急開會。他的親筆信後來變成了共產黨的內部文件，散發給了全黨。在討論“中南海事件”的第一次常委會上，朱熔基剛說了一句：“讓他們煉吧”，江氏就惡狠狠地指著他叫：“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似乎朱熔基正在上升的聲望導致江澤民的妒嫉，從而決意要扭轉朱的決定，一意孤行去鎮壓法輪功，因為他覺得法輪功修煉者們大多都是老弱者，信仰“忍”，是最不會反抗的。據說江還聲稱， “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戰勝法輪功，將是天大的笑話。”三個月以後，迫害就開始了。一個很好的對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之動機的分析，可參見王等人的文章(王 2003)。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特點就是，一旦黨的第一把手作出了什麼決定，整個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員會都別無選擇，必須保持一致，以維護黨內的“團結”。這一特性的根源主要是由於政府威權式統治的特點，政府內檢查和制衡機制的缺陷，中共統治合法性的缺乏，以及由於普遍的腐敗而導致的政府聲望下降和官員道德淪喪。從政府那裡聽到對它做錯了的事情的挽回和道歉是從來沒有過的。

這場鎮壓看起來主要是江澤民的個人行為和努力，這可在他2000年9月與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的採訪中顯示出來。江澤民當時說，“他們的領袖李洪志自稱是菩薩轉世，耶穌轉世。他說世界末日就要來臨，地球將會爆炸”，“經過仔細考慮之後，我們決定法輪功是邪教。”江澤民的這段話實際上是很說明問題的，因為他披露出，他把法輪功定為“邪教”的理由是“轉世”和“世界末日”的說法，而這兩點又都是江澤民自己編造出來的(戴安2003)。

至於說“轉世”，李洪志先生從來沒有說過他是什麼人的轉生，並且他清楚地告訴他的弟子“我就是李洪志。我可不是釋迦牟尼。”(李洪志1994a)。至於說 “世界末日”，李洪志先生在遠遠早於1999年就說過，“但是我今天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這個劫難已經不存在了。過去人家講啊，什麼地球爆炸呀，什麼撞衛星啊。。。這種災難已經不存在了。”(李洪志1994b)，而且“所有稱在1999年將要發生什麼地球的災難啊，或者是宇宙的災亡啊，這樣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李洪志1998)

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的領導人在世界媒體面前公然撒謊，這一事實是不能用暫時地缺乏理智來解釋的。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1999年在新西蘭的會議上，江澤民作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他親手遞給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包括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一本反法輪功的小冊子。在江澤民1999年10月 25日訪問法國之前，他接受了法國報紙“費加羅報”的書面採訪，他攻擊了法輪功並將法輪功稱為“邪教”，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一個中國官方媒體使用過這一名詞來稱呼法輪功。這又一次表明，完全可能是江澤民本人作出決定要鎮壓法輪功，並將這一鎮壓一直推行了下去的(王濤等人 2003)。

據總部設於香港的人權民主信息中心(ICHRD)的報導，江澤民認為將法輪功定為非法組織還不足以讓他們使用法律手段來迫害法輪功(ICHRD 2002)。所以，當局將法輪功宣布為邪教，並驅使全國人大起草“反邪教法”來進一步迫害法輪功。這一法案於1999年十月得以通過。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政府把法輪功定為“邪教”並不是因為其法理和內容，而是因為他們認為法輪功可能含有反叛的種子(馬德森 2000)。

那麼，江澤民關於法輪功對他的權力所構成的“威脅”這一恐懼是真實的、亦或是虛幻和臆想的呢？如果仔細看一看那些可以從互聯網上免費下載的李洪志先生的原著和法輪功的其他教誨，人們就可以輕易地證實是後者。正如馬德森(2000)指出的，因法輪功相信修煉對健康的效果優於看病吃藥，從而導致所謂的社會危害，即使確有其事的話，這種危害看起來也不會比基督教科學學派所導致的更為嚴重。基督教科學學派是美國的一個宗教教派，他們每天出版發行遍及全球的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實際上，在給予一些政府控制的廟宇和教堂所謂的“宗教自由”外，該政權還一直在迫害着“地下基督教教會”和西藏佛教，並且不管其內容如何，將這些組織一概視為威脅。

因此，毫不奇怪的，在美國、法國、芬蘭、亞美尼亞、比利時、和西班牙，現在已經有很多針對江澤民和“610辦公室”的起訴。“610辦公室”是一個納粹蓋世太保式的秘密行動機構，由江澤民發起，專門執行對法輪功的迫害。2003年十月，在世界範圍的譴責聲中，政府聲稱“610辦公室”已經解散，而實際上它只是改了一個名字。

四。在美國家庭基金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於法輪功的論點和問題

在這一節，我們討論並回答在美國家庭基金會會議及其刊物上幾位作者提出的關於法輪功的論點和問題。

1。關於羅斯戴爾和羅賓斯的文章(羅斯戴爾2001，2003；羅賓斯2003)

雖然羅斯戴爾認為對一個團體的判斷，應該基於其行為，而不是其信仰(羅斯戴爾2001)，但在鎮壓的高潮中，顯然北京的政府官員們對他的這段言辭根本就充耳不聞。他們所關心的和響應的，就是羅斯戴爾把法輪功與邪教、有害的教派、甚至恐怖主義團體相提並論。必須指出的是，所有指控於中國法輪功學員的所謂“違法行為”都發生在迫害開始以後，或起因於法輪功學員試圖打破新聞封鎖的行動中。因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法輪功學員被剝奪了所有維護他們信仰的任何表達權力。在世界其它地方，法輪功學員都是遵紀守法的公民，包括在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而那裡多數的修煉者也是華裔人士。不管羅斯戴爾的動機如何，他的這篇講話(羅斯戴爾2001)的確是對迫害的一種支持(羅賓斯2003)，為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添磚加瓦，給予了他們所迫切需要的“國際支持”。

羅賓斯(2003)所擔心的，“美國反教派運動分子可能會對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嚴酷手段給予支持這一令人擔憂的可能性”，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幸的現實。例如，在中國合肥工業大學的網站上，就有這樣的鏈接，印證着羅賓斯的這種擔心(HUFT2002)。中國的老百姓被誤導而相信西方類似美國家庭基金會這樣的學術和專業團體也認為法輪功是“邪教”，因而是應當被禁止和剷除的。正如羅賓斯所論述的，中國集權制的國家控制體系和反對意識形態多樣化的大環境背景在羅斯戴爾的文章中被完全忽略了，而法輪功的問題則根本就不可能在脫離集權統治和壓制異議的條件下被理智地進行討論(羅賓斯2003)。

羅斯戴爾從領袖與成員的關係，成員與非成員的關係，群體與社會的關係的角度來觀察分析具有破壞性的教派群體是饒有興趣的(2001)，但他的分析並不僅僅局限於有害的教派或組織。如果非要把法輪功也歸納在其中，羅斯戴爾就不得不把耶穌基督和基督教，釋迦牟尼和佛教，及聖母馬麗亞與天主教也統統包括在他的概括之中了。

羅斯戴爾(2001)指控的法輪功修煉者切斷他們與“外界非修煉者的聯繫”是不實的。李洪志先生在“轉法輪”中指出：“我們這套功法大部分是在常人社會中修煉，你不能夠使自己脫離常人社會，你得明明白白地去修煉。”(李洪志1999a，第337頁)。法輪功修煉者和社會上的其他人士沒有什麼兩樣，他們有家庭，工作，愛好，痛苦，和歡樂。他們是藝術家、科學家、商業界人士、教育工作者、學生，包括來源於各個年齡段、各個種族、各種國籍、及各種宗教背景的人。

所謂涉及權力和控制而使成員與領袖之間距離加大的說法也是與法輪功格格不入的。通常，是權力的誘惑使得領袖階層慢慢加大他們與其下屬成員的距離。權力來源於依賴性，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屬性，而不是社會成員的個體性質使然(艾默森1962)。在法輪功修煉中，一個修煉者在修煉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轉法輪” 的原著和其五套功法中。書和煉功錄像都可以從互聯網上免費下載。人們可以在世界各城市、大學校園、公園、社區活動中心的任何法輪功煉功點上學習五套功法，那裡的志願者們也會非常樂意地免費教功。法輪功的修煉完全是開放、自由、和自願的。李洪志先生一直希望學員們“以法為師”(李洪志1994a)，並且多次強調過這一點。“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李洪志1999a)。學員們根本沒有對師父任何物質上和財務上的依賴，因為法輪功的所有教誨都包含在可以免費得到的“轉法輪”一書中。事實上，自1994年李洪志先生停止了他在中國的傳法後，法輪功修煉者的人數從當年的不足十萬人(那些親自參加了李洪志先生講法班的人)增加到了1999年的約七千萬人，其中絕大多數(超過98%)是自己開始學起來的。沒有任何種類的依賴，權力又從何而來呢？沒有任何權力的存在，權力的施加又從何談起呢？至於說控制，社會的控制通常是由於資源的占有而得以施行的(艾默森1962)。類似與我們如上所述的權力和依賴性的關係，沒有什麼修煉所特別需要的資源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不能輕易地、免費地得到的。而對於那些志願教功的人，法輪功的“第一個要求是不能夠收費。”(李洪志 1999a，第141頁)。

其次，有羅斯戴爾所擔心的，所謂的一旦新成員加入，會有成員與領袖之間距離慢慢加大的現象嗎？首先，李洪志先生從來就不是法輪功的“領袖”，他只是把他的教誨和功法傳給學員的“老師”或者“師父”。法輪功中也根本沒有什麼“領袖”一說，就象在一所大學裡，教授並不是學生的什麼“領袖”，而只是學生在達成其教育目地中起一個講師或教師的作用而已。從一開始，李洪志先生與法輪功學員的關係就是一個老師和學生，或師父與弟子之間的關係(請參見下面對蘭崗尼第五個問題的回答)。

羅斯戴爾所謂的法輪功使用煉功祛病健身來作為吸引人們加入的手段，然後以此導致“最終的自殺認同”(羅斯戴爾2001)，是違背事實、完全錯誤的。 “轉法輪”的第一句話，在第一講的第一段，清楚地說到，法輪功是“真正往高層次上帶人”的功法(李洪志1999a，第一頁)。李洪志先生在最開始就清楚地告訴人們“氣功就是修煉”，“我這裡不講治病，我們也不治病”(李洪志1999a)。在很多情況下，在煉功點上法輪功志願者告訴新來學功的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們需要去讀“轉法輪”，需要知道法輪功究竟是什麼。一般法輪功的傳單上都會列着法輪功的主要網站(www。falundafa。org)，網站上有李洪志先生所有正式出版的“轉法輪”及其他新的文章，全部都可以免費下載。

至於說“其領袖喪心病狂以行使無限的權力”，這實際上是對江澤民，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共產黨獨裁者，的一個非常準確和形像的描述。羅斯戴爾 (2001) 所稱的“從事最可鄙的行為來擴展領袖的權力，以達成其最終目的”對李洪志先生並不適用，而恰恰適用於江澤民，因為他即使在從黨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來之後，還在鞏固權力、保留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王2003)。

羅斯戴爾(2001)提到了紐綸堡審判和二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這倒是非常意味深長的。因為，類似於阿道夫-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江澤民針對法輪功學員犯下的“群體滅絕罪”，已經是在美國、比利時、法國、西班牙、芬蘭、和亞美尼亞等很多國家刻在進行的、起訴江澤民案的中心內容。

羅斯戴爾引用了中國歷史上的團體如黃巾軍，太平軍，和義和拳來闡述他的觀點(請參見我們在欒恩一節中的列表)，我們不禁要問羅斯戴爾是否知道這些組織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座右銘、榜樣、及事實上的先祖，中共和這些土匪組織的天然關係和對這些組織的崇拜一直是中國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至於說斯大林式的領袖的鐵血手腕，羅斯戴爾在去中國的旅行中，大概忽略了天安門廣場上斯大林的巨幅畫像，以及在廣場上每天和平請願的法輪功學員們。

雖然羅斯戴爾(2001)有好的意圖來呼籲“一個社會必須支持其社會成員離開和加入任何組織的權力”，但是在中國，很遺憾的，這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說，也是如此。因為任何膽敢離開黨的人也會遭到嚴厲的懲罰。)法輪功學員根本就被剝奪了他們要保留在修煉群體內的權力，並且，在被逼迫放棄信仰、後來又決定重新開始修煉後，他們又會再度被監禁和遭受折磨。當羅斯戴爾在與中共官員奢談着什麼“重新加入的權力”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意識到，當法輪功學員的修煉被禁止以後，他們“重新加入的權力”已經完完全全地被褫奪了，他們面臨的只是一條單向道，一個被強迫的出口，也就是完全地違背他們自己的信仰。

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們只是在和平地向各級政府呼籲，向他們講清迫害的真相，並向人們“灌輸”- 謹借用羅斯戴爾的名詞- “真、善、忍”的信仰。而事實上，正是江澤民的宣稱機器和欺世謊言，在向中國人民灌輸、並通過國家控制的媒體來滲透對法輪功、法輪功創始人、及法輪功修煉者的仇恨。最近，這種仇恨甚至被出口到了西方，正如法輪功學員在紐約的大街上被毆，和發表在中國政府控制的美加報紙 - “僑報”上的誹謗文章等顯示出來的一樣。

除了在中國發生的、針對法輪功學員的“心理和精神恐怖”之外，羅斯戴爾還全盤接受了其它這一極權政權的謊言和抵賴，因之，這已經構成了對在中國的勞改營、精神病醫院、再教育學校、和監獄裡手無寸鐵的法輪功學員的傷害。正象曾經在前蘇聯所發生的一樣，蘇聯的精神病醫生們直到共產主義的鐵幕落下之後，才承認他們的濫用行為。我們當然希望羅斯戴爾能夠跟我們站在一起，希望在中國正在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的精神傷害能夠立即停止。

羅斯戴爾所使用的“自殺認同傾向”，如羅賓斯(2003)所指出的，是沒有任何根據，也是不負責任的。在法輪功里，從來沒有鼓勵自殺行為的說法。而事實上，和其它殺生行為一樣，自殺是嚴格禁止的(李洪志1997)。羅賓斯(2003)曾正確地質問到，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的嚴酷鎮壓，還會不會有那些法輪功學員的自殺行為呢？答案是否定的。人們只要看一看、注意一下就會發現，在中國1999年鎮壓之前，沒有任何自殺的報導；而在中國之外，在過去十二年法輪功洪傳的歷史上，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沒有自殺事件的報導。

正如羅斯戴爾所言，一個社會的政府的確“對社會的所有公民都負有責任，而不只是對其中一個組織的成員們負責，不管這個組織是否人數眾多或多麼主要。”羅斯戴爾沒能認識到，作為原因之一，正是因為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人數，才導致了江澤民開始對法輪功的迫害。羅斯戴爾還令人遺憾地把艾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用錯了地方，因為正是江澤民的絕對權力使他在沒有其他政治局成員支持的情況下一意孤行，要鎮壓法輪功。在中國的那個會議上，如果一個中國的發言者敢這樣引用艾克頓勳爵的名言，因為這一對中國共產黨和江澤民政權的細緻入微的描述，他可能會被當場拘留起來。也許是江政權實在太需要來自美國反教派專家對他們迫害法輪功的“國際支持”，他們暫時容忍了羅斯戴爾反對絕對權力和獨裁的言論。更糟糕的是，羅斯戴爾 (2001)似乎對聯合國人權宣言中法輪功學員的“侵犯人權”、“破壞性的舉動”，和“對學員的傷害”沒有報導有點失望。這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存在。江澤民政權所有的指控都沒有第三方可以獲准進行獨立的調查，而這個政權卻有足夠的動機和理由來欺騙，來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來迫害，來編造象“天安門自焚”之類的謊言，來詆毀、誹謗法輪功，來真對法輪功煽動仇恨和散布謊言。

羅斯戴爾搞不清楚為什麼從來就沒有公開的調查報告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要跟法輪功過不去，以及“在有限的涉及中國政府的調查中，政治壓迫總是調查的重點”。實際情況呢，是在中國根本就沒有辦法進行對法輪功的公開調查，那是完全不允許的。任何到國家信訪辦，一個原本中國官方合法反映民間聲音的渠道，去進行呼籲的人，都會被直接送進勞改所，而不需要任何必要的手續。政治壓迫成為調查的重點是有原因的，因為政治壓迫事實上就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使得江澤民開始了他個人反對和迫害法輪功的運動。因為這場因政治目的而發起、因個人嫉妒而驅使的迫害，截止2003年10月16日，已有至少793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制止這場迫害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而不是羅斯戴爾式的“膝蓋自然抽動”之類的簡單身體反應。

即使在殘酷的迫害已經進入了第五個年頭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們訴諸武力的報導，連在酷刑的折磨中也沒有任何暴力的抵抗。所謂的“末世的狂熱”一說是完全不實和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法輪功的教導中恰恰是提倡和平、非暴力、高度珍惜生命、慈悲、和容忍的。

正如羅賓斯(2003)指出的，“反教派人士”中有一種普遍的信念，亦即各種教派，甚至各種信仰，不論其內容如何，都是“騙人的”或有犯罪嫌疑的組織。這可能是由於這些人士對東方歷史文化、個人修煉和個人提高、以及東方的宗教等等，都缺乏了解和尊重，我們在下面的章節會論及這個問題。了解的缺乏可能部分地導致了羅賓斯(2003)所稱的反教派人士“討伐異端”式的迫害信仰的活動。也許他的本意不一定是這樣，但羅斯戴爾很可能已經險些充當了“異端討伐者”的一員，而從事着對信仰的迫害，至少是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上。

當談及宗教的代言人和政治的代議制時，羅斯戴爾似乎忘記了中國社會並沒有一個民主的、代議制的體系。那些所謂的代表們都是該政權所委任的，他們的言論完全代表着政府的喉舌。在藉口說“不去教訓別的文化的人們怎麼樣去符合美國的價值觀”的時候，羅斯戴爾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些價值觀並不是美國人獨有的，是中國人民也所尊重、珍重、和迫切需要的。那些價值觀是舉世公認的價值觀念，它們也包含在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裡面，而中國雖然簽署了該宣言，但並未批准它。

羅斯戴爾(2003)指責羅賓斯使用了“不可接近、不可證實的資料”，而同時把中國政府指定的所謂“代表們”與之在受控制下的對話中得到的信息當作他的“第一手”資料。也許只有當羅斯戴爾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去親自參觀一下中國的勞改營，他才會發現事實的真相。

羅斯戴爾可能並不知道，在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之後，中國的每一個人，包括大學教授們，都必須人人過關，承認“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亂”，因而鎮壓是合法的。對法輪功的鎮壓也使我們回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除了毛澤東，所有的人都被褫奪了自由表達和自由信仰的權力。即使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構陷為叛徒和內奸。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是在信仰問題上進行對話的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與一個陷於四面楚歌、因宣傳機器而臭名昭著的政權的所謂的“對話”，都不是真正的對話。

最後，我們很驚異地聽到羅斯戴爾的“民間的不服從運動不能一概而論地作為反對迫害的正當理由”之論點(羅斯戴爾2003)。在沒有給出判別正當性的具體標準和步驟的情況下，當面對利用國家機器進行的迫害的狀況下，除了民間的不服從運動，人民難道還有其它的選擇嗎？我們不得而知。難道羅斯戴爾先生認為，在沒有任何證據把法輪功與任何破壞性行為聯繫起來的情況下，對法輪功學員權力的粗暴踐踏難道是可以被認為是“正當而具有合法性”的嗎？

2。欒安的文章(欒安2000及2002)

欒安(2002)的文章試圖用模式化的方式進行研究，這是可取的，但這樣一個“模式的變遷”似乎走過了頭，從而成了“走偏了的模式”。欒安對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團體、組織的比較分析顯示其對中國歷史粗淺的了解甚至誤解。從如下表一可以看出，對黃巾軍、白蓮教、太平天國、和義和拳的對比，顯示它們確有許多相似性。但是呢，這些共性與當代中國的一個團體，中國共產黨，倒是非常地相象，而與一個非組織性的精神修煉，法輪功，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從表一可以看到，從其組織的形式，使用武力與否，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的存在，其指導思想，以及組織的最終目地來看，黃巾軍、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拳、和中國共產黨之間都有驚人的相似性。事實上，中國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中，這些叛亂團體都是被美化、崇拜、被當作中共的始祖對待的。與這些組織相反，法輪功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形式；沒有任何形式的“領袖”人物，不管有魅力與否；對政治和政權沒有興趣；沒有任何組織的目地，而只有修煉的個人目地。欒安大概還不知道，中共創始之初，就稱自己為“流氓無產者”，在他們在中國殘暴地奪取權力的過程中一直效仿着歷史上的這些流氓團伙，而且到今天還在繼續着對這些流氓集團的崇拜。

表一。對比欒安的叛亂組織和中國共產黨

團體組織形式是否使用武力有魅力的領袖組織教義組織目的

黃巾軍秘密結社/公開對抗黃巾軍張角兄弟太平道推翻漢朝

白蓮教秘密結社秘密力量茅子元等白蓮教等依分支不同

太平天國秘密結社/公開對抗軍隊洪秀權基督教教派推翻清朝

義和拳秘密結社/公開對抗准軍隊(武術) 趙三多等白蓮教分支推翻清朝

中共秘密結社/公開對抗游擊戰/軍隊毛澤東共產主義推翻民國政府

欒安(2002)把江澤民集團描繪成具合法外衣的政府機構，並且他們是在把“大多數人的集體利益放在個人權力之上。”沒有什麼是比這更遠離事實的了，因為這一說法只是在理論上存在，從來沒有在現實中發生過。自從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解放”的旗幟下奪取政權以後，中共從來就是為了他們少數具有特權的人的利益服務的，把他們的利益置於全中國人民集體利益之上。他們利用了“打土豪分田地”作為誘餌來吸取貧苦的農民加入他們，然後到他們政權鞏固後，又把土地收回到政府手中。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屠殺，他們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居然出動坦克來粉碎學生的示威。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後，中共的“末日心態”進一步加劇了，因為他們在日漸失去自信心和來自基層的支持。江澤民其實是踏着六四學生的鮮血走上其權力寶座的。

欒安從中國歷史角度提出的文化類比模式是不準確的，因為中國古代的皇帝有其合法性來保護國家(他自己的國家)不受其挑戰者的禍亂。但共產黨政權並沒有這一合法性，尤其是江氏政權，更是這樣。正象我們以前所討論過的，這場運動基本上是江澤民個人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法輪功學員對江所視之如命的政治權力根本就毫無興趣。

宗教的混合和一體化可能對美國或中國的一些宗教或教會團體是適用的，但是它完全不適用於法輪功，因為法輪功的基本法理根植於很古老的修煉。在中國，修煉的歷史遠遠超過佛教、道教、和儒家的歷史。例如，英語的修煉一詞是“Culltivation”，它在西班牙語裡是“Cultivo”，在意大利語裡是“Coltura”，在拉丁語裡是“Cultura”。一個人可以很理性地說可能西班牙語、英語、和意大利語都從拉丁語裡繼承和汲取了什麼東西。但是如果他說拉丁語是西班牙語、英語、和意大利語的“混合和一體化”，他就大錯特錯了。從出土的考古學證據來看，修煉的古老智慧，包括法輪功中表達出來的理念，更久遠之前就存在了，他遠遠地超出了我們今天世界上看到的各種宗教。

當欒安辯稱中國政府(實際上，是江澤民集團)的這一鎮壓法輪功運動中使用的方法和鎮壓理由時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的東西，並且是她建議的歷史模式的一部分時，我們看到了一個可怕的、並且可能是有害的發展趨向。因為這可能被中國政府視為有價值的東西，甚至加以利用來鎮壓法輪功、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事實上，他們已經在利用美國家庭基金會來為其鎮壓法輪功提供理由，正如我們在羅斯戴爾一節所闡述的。欒安的這一論述也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她似乎在說今天的中國人民不配享受不僅是西方人、而且是中國的亞洲鄰居們都享有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普世權力。

欒安猜測地說，法輪功是中國政壇的一個挑戰者，這是純粹的臆想。“轉法輪”中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地涉及任何對政治權力的角逐。實際上，李洪志先生寫過好幾篇文章，告誡修煉者們不要捲入政治，比如“修煉不是政治”(李洪志1996)和“不政治”(李洪志2002)。所以欒安的這一猜想沒有任何意義，而只能是在支持江澤民集團的殘酷鎮壓，給用國家力量來粉碎一個和平修煉的鎮壓以合法的理由。今天，在世界上六十多個國家，包括美國和加拿大，都有法輪功修煉者。在同一個法理的教導下，在海外沒有任何一個學員成為了他/她所在國家的政權的“挑戰者”。為什麼在台灣、新加坡、或香港，那些修煉者都和中國大陸的人們有同樣的文化背景，因而更容易適合欒安的模式，他們都沒有成為他們的政府的挑戰者呢？在台灣，修煉者的人數從1999年的三千人增長到今天的三十萬人，如果法輪功真的是政權的挑戰者，他們可就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了。他們不是。事實上，台灣的副總統親自到法輪功的會議上去祝賀致詞，讚揚法輪功對台灣民眾福祉的有益貢獻。

欒安列舉了一長串的行動，如“從中共高層招兵買馬，跨省、跨國發展組織，勸誘別人加入組織，批評中共，組織的領袖自稱為神或皇帝，散布迷信和異端，及從‘國外力量’獲取支持”等等，但既沒有明確地有所指，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所以欒安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是不清楚的。人們不禁要問，欒安究竟是在暗示她的猜測，還是在表示贊同中國政府的宣傳呢？更糟糕的是，欒安難道是在提供一個優雅的理論模式來為鎮壓填加注角或提供理論依據嗎？

欒安提及法輪功的“招兵買馬”，這顯示她可能假定了法輪功是一個組織，並且有什麼隱藏的動機。除了傳給人們作為一個修煉的法門外，法輪功沒有其它的目地，法輪功也沒有也不需要有一個組織。難道不是每一個人，包括中共高層的官員，都有選擇一個正法門修煉的權力嗎？事實上，當你走到公園裡法輪功煉功點上的時候，沒人會想到要問你個人的資料信息。修煉是一個個人的、個體的事情，是要修煉每個人的心性的。沒人能夠強迫一個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再者，在 1999 年7月迫害發生之前，法輪功修煉者們從來沒有批評過中共，只到今天他們也沒有在反對中共。他們所有要求的，就是迫害的停止。

法輪功所有的法理都包含在“轉法輪”一書中。該書是根據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至1995年在中國舉辦的傳功九講班上的錄音整理出來的，於1995 年首次出版。欒安只要去聽一聽李洪志先生在中國和其它地方講法的錄音和錄像，就會發現，法輪功所有的書籍都是李洪志先生本人的著作。當李洪志先生在中國舉辦九講班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任何記錄本，或印刷的、打印的、寫好的東西在念。在九天、每天近兩個小時的講法中，他面前只有一張紙，上面有他手寫的一些符號。所謂的對李洪志先生作為法輪功的師父地位的任何“挑戰者”，根本就是毫無根據的。當中國政府在謊稱“轉法輪”不是李洪志先生的作品時，他們難道不是在不打自招他們是通輯錯了人嗎？

欒安非難法輪功的“剷除邪惡”，認為這使中國政府的暴力鎮壓成為具有正當理由的行為。“除邪”(EXORCISING)是用宗教的或其它莊嚴的儀式驅逐邪惡的靈體，不是我們物質空間的暴力行動。當耶穌在舊約時期“驅逐魔鬼”(馬太福音第七章第22節)的時候，難道耶穌基督是在“使用暴力”嗎？法輪功學員們 “發正念”剷除邪惡來清理自己的思想和身體體系，這是在另外空間完成的，而且，從實際意義上來說，你可以把他當作思想意識上的東西。通過我們主意識的力量，而不是通過肢體的暴力，我們消除我們身體內部以及與我們相關聯的其它空間體系中的那些不好的東西，如業力，骯髒的思想，和不好的念頭。當江澤民在實施着對法輪功學員的群體滅絕的時候，當他用欺騙和誹謗來使其迫害合法化的時候，當這一弱勢的群體、這些無辜的受害者，在懇求幫助來剷除江澤民暴行背後的邪惡力量的時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包括欒安女士，都要用自己的良心做出選擇。當欒安平靜地坐在象牙塔里觀看並談及“這場文字戰的最後戰利品”時，它讓我們回想起當年尼碌把虔誠的基督徒們驅趕到羅馬鬥獸場的中間，看着他們被飢餓的獅子活活撕裂吃掉的景象。也許在欒安的眼中這只是一場“文字戰”，但至少有793 個生命，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已經在這場“文字戰”中喪生了。而當這場迫害延伸到了美國的土地上，當法輪功學員在紐約的大街上被無辜毆打時，它就決不再是一場“文字之戰”了(明慧2003)。此外，美國公民也因為修煉法輪功而受到了迫害，其中一人就是李祥春醫生，他自2003年1月起就身陷囹獄，只是因為他要試圖告訴中國人民他們的政府正在殘酷地迫害着他們自己的子民。

欒安和羅斯戴爾都引用了2001年1月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自焚案，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如我們此前論述過的，它完全是中國政府所預謀的(明慧 2001)。欒安的其它說法，如“(學員們)只從法輪功網站獲取信息”，“網站上的所有東西都是事先批準的”，及“其它由法輪功學員撰寫的經文”都顯示了她的無端猜測和常識的缺乏，好像明慧網這樣一個網站居然可以過濾、控制中國以外成千上萬法輪功修煉者的網絡流覽器一樣。中國以外的修煉者們可以自由地造訪任何網站，包括那些中國政府主辦的網站，因為我們對於法輪功的堅定信仰和修煉是基於頭腦清醒的決定，是我們經過了理性和仔細的分析思考的，而不是盲目、草率的決定。我們其實經常訪問那些跟法輪功的觀點不同甚至對立的網站，並總是試圖跟他們交換意見。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參加美國家庭基金會的會議並撰寫這篇論文的原因。所有這些，作為修煉者，我們都是本着真、善、忍的原則去做的。欒安似乎忘記了一點事實，那就是中國政府才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用國家權力封鎖、過濾、甚至劫持互聯網的政權。也讓人感到不安的是，欒安居然在那裡奢談着“中國逐漸開放的和更自由的媒體報導。”當人們連擁有一本“轉法輪”的書、在公園裡盤腿坐下、在天安門廣場朝頭頂上伸展雙臂等等都是非法的情況下，人們不禁要問，這些中國土地上所謂的“開放”和“自由”的奢侈究竟在哪裡呢？

嚴肅學術風氣的匱乏表現在許多事實上的錯誤和鄙陋的誤差，這在欒安的文字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例是欒安引述的“末劫的災難已經來了，。。。只有法輪功學員可以得救，注釋11，欒安2002”。在李洪志先生的原著(李洪志1995)中，根本就沒有“末劫的災難已經來了”和“只有法輪功學員可以得救”的論述。同時，欒安也不能夠明確區分“功夫”(一種武術)和“氣功”(一種修煉)；也不清楚“氣功”一詞的真正涵義，把它叫作“中國小說故事中的奇特的童話和反常的東西”；並且在她的文章中用了錯誤的引文(欒安2002，引文34)。所有這些，當然不能僅僅用英語的誤譯來搪塞過去。欒安不正確地引用李洪志先生的著作還表現在她的其它文章中(欒安2000)，她錯誤地援引說李洪志先生說過“他警告說你如果和其他不修煉的人接觸，你就會有。。。的危險。”(欒安 2000，第172頁)。而事實上，李洪志先生在這裡是在講述在其它門派中修練的人們，而根本不是指不修煉的常人(李洪志1999a，第250頁)。也因此，她所指責的，法輪功“將修煉人與家人、朋友、以及不修煉的人隔絕開來”的可能性，就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了。

更明目張胆的是，沒有提供任何文獻參考，欒安基本上就是杜撰編造了如下的詞句：“李還說中國政府沒有能力處理中國的問題，只有當中國人民都變成法輪功學員的時候，中國的問題才能夠得到解決。”(欒安2000，第178頁) 這些詞句在李洪志先生發表的任何書籍、講法、錄音、及錄像資料中都是沒有的。總的說來，以一個理論模式來試圖解釋現實中國發生的事情是值得嘗試的。但是欒安對一個漏洞百出的模式情有獨鍾，就不能對這樣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由一個嫉妒的領導人驅使、一個臭名昭著的政權發動的迫害活動提供任何新穎而獨到的見解。她的過於簡單化的處理，和使用一個完全不適用的模式只能誤導無辜的讀者，並為這場不公正的爭戰中的進攻者一方提供理論武器。文章中大量事實上的錯誤和鄙陋的誤差顯示出嚴肅學術風氣的匱乏，從而進一步減低了她論述的可信程度。

3。關於蘭崗尼的論文(蘭崗尼2003)

作為消除偏見和先入之見，以進行公正而不帶偏頗的討論的嘗試，蘭崗尼博士做了一件令人讚賞的事情，清理了很多預想和歧見(蘭崗尼2003)。但很遺憾的是，這一過程還沒有完全結束。下面我們將就此作進一步的闡明。

蘭崗尼(2003)不願意相信中國的狀況居然會那麼糟糕，居然會象前蘇聯的“古拉格”一樣，從而不相信中共的欺騙是可能的。令人沮喪地，也不管我們如何不願意見到，情況真的就是那樣的糟糕。一個四面楚歌的共產黨政權根本上就是在挾持全體中國人民作為它的人質。即使蘭崗尼所引用的“經濟奇蹟”也是值得懷疑的。托馬斯-羅奧斯基，一位匹茨堡大學的教授和中國經濟專家，發現從1996年到1999年，中國政府所聲稱的國民生產總值累積增長了25。6%，而同期的能源消耗卻降低了12。2%。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几乎永遠是伴隨着能源消耗更大的增長(羅奧斯基2003)。當中國總理朱熔基對外宣稱中國將取得7%的年經濟增長率的時候，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除了一個省份(自治區)外，都報上了超過7%的增長率。即使中央政府的計劃人員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的數字，而參考、依賴世界銀行和中央情報局的統計。

蘭崗尼使用了香港的例子來說明中共對這一前英國殖民地的控制有所放鬆。但是，最近五十萬香港市民的抗議恰恰是由於中共企圖通過23條立法來加重對香港人民的自由權力的控制和局限所引發的。人權觀察家們業已注意到了中國違反人權事例的增加，並且這些踐踏人權的案例不僅僅是針對法輪功的，還包括持不同意見的組織，如地下基督教會，西藏佛教徒，及民主人士等(中國人權2003)。

應該註明的是，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的確確是一個“壞的政府”迫害一個“好的群眾運動”。同時應該注意的是，即使是在這樣嚴酷、艱巨的環境條件下，也沒有任何關於法輪功學員使用暴力的報導，甚至在酷刑折磨及毒打致死的情況下也沒有任何暴力的抵抗。所有中共報導的所謂“暴力”事件，或者是諸如“天安門自焚”之類由中共一手導演而成，或者是在警察追逐或警方監護下的自殺案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官方政策是，任何由於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而致死的案例都被官方報導認定為自殺案件。

蘭崗尼(2003)主張“嚴謹而細緻地考察所有的證據。”這正是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們目前正在做的。他們的這些努力包括打破政府的新聞封鎖，電視插播迫害的真相，以及把迫害的文件資料送到國外來。

與蘭崗尼所猜測的相反，法輪功從其最開始，就從來不是一個以“改善並保持良好健康狀態”為目地的一個體系(蘭崗尼2003)，而是一個“真正往高層次上帶人”(李洪志1999a，第一頁)的修煉，雖然事實上修煉法輪功確實能給修煉者帶來健康的效益。法輪功從來也沒有突然半途轉變過什麼方向，是中國政府，更確切地說，是江澤民政權，中途轉變了立場，從原來支持法輪功，轉變到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再到完全反對這一修煉。這一轉變的原因我們已經在前面章節有所敘述。

蘭崗尼(2003)曾正確地推斷過，對於一個象法輪功學員這麼大的一個社會群體，很自然地會發生一些什麼可能會跟法輪功“聯繫”在一起，但並不一定是由法輪功“引起”的各種是非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也“根本就不需要去撒謊”來編織修煉法輪功有害的各種所謂的證據。但是即使如此，中國政府還是撒謊了，以此來加重他們的誣陷宣傳，正如他們在所謂的1400例中杜衛萍女士的案例(明慧2002)上的所做所為一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這個政府在試圖構陷法輪功並為其鎮壓做註腳上是多麼的不擇手段。

下面，我們試圖回答蘭崗尼先生向法輪功學員提出的五個問題。顯然，我們只是從我們個人的角度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代表法輪功或法輪功的其他學員。所有的法輪功修煉者對於法輪功的法理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關於治病、吃藥、和看醫生的問題(蘭崗尼問題之1和2)

首先，法輪功的著作中沒有關於如何治病的論述，因為祛病健身根本就不是法輪功修煉的目地。李洪志先生只是詳細地解釋了疾病、吃藥、和修煉的關係問題。他從來沒有說過修煉者不可以吃藥，也沒有說過吃藥了就不能修煉了。在延吉講法答疑時有人問起發生食物中毒該怎麼辦時，李洪志先生說，“如果你真正中毒了，那你真得去醫院。”(李洪志1994a)。

正象一個不修煉法輪功的人一樣，在去不去、什麼時候去看醫生這個問題上，每一個修煉者都有其自己的判斷。據我們所知，所有的法輪功女修煉者都是在醫院生的小孩，其中有的接受了麻醉而自然生產，而有的決定了採用刨腹產。

自1999年7月22日起，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先是說700人因為練法輪功而死亡，一個星期後這一數字變成了1400，然後又增加到了1700。對於那些法輪功學員可以核實的案例，沒有一例是因為煉法輪功造成的。所有這些案例都未經第三方獨立調查，而中國政府一向有編造統計數字的惡名(比如其在最近的薩斯病中的所為)，因此在中國政府對這些數據的解釋中有嚴重的漏洞。在這裡讓我們姑且使用中國政府鎮壓後刻意低報的兩百萬法輪功修煉者的數字(由公安部自己的估計是7千萬人)，兩百萬修煉者中，假定從1999年7月起1700人去世，這相當於年死亡率不到0。03%。而這一數字卻大大低於中國的自然死亡率0。 65%。如果按照中國政府所說，“法輪功不讓人們吃藥或上醫院”，與中國政府的意願相反，這一數據恰恰表明，法輪功在祛病健身方面非常有效，因為他使修煉者的死亡率減低到了這個國家自然死亡率的二十分之一。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法輪功修煉者的很大部分是老年人和有病但在醫院治不好的人，法輪功的祛病效果就更加驚人了。

的確，大部分法輪功學員不吃藥，包括我們兩個人在內。這是因為修煉法輪功後，我們變得健康了，從而不需要吃藥了。事實上，鎮壓開始之前，中國政府還因為法輪功節省國家的醫療開支褒獎過法輪功。1993年12月，在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上，因為法輪功的神奇療效，其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獲得了博覽會的最高榮譽- “邊緣科學進步獎”，“博覽會特別金獎”，和“最受歡迎的氣功師”稱號。 2002年12 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的胡玉蕙教授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台灣修煉法輪功的學員中，72%的人一年中只用了一次他們的健康保健卡，與他們修煉前或不修煉的人相比，減少了幾乎50% (胡2002)。報告還指出，法輪功對於去除不良的健康習慣有顯著的效果，戒煙效果達81%，戒酗酒77%，戒賭85%，戒檳榔85%，等等。調查數據表面修煉法輪大法對改善社會環境的確有正面的、顯著的效果 (胡2002)。法輪功雖然在吃藥問題上沒有特定的立場，但法輪功確實鼓勵或不鼓勵很多其它的行為。例如，法輪功鼓勵學員勇猛精進，鼓勵學員同時只把住一門修煉，鼓勵學員時時遵循真、善、忍的原則。同時，法輪功不鼓勵殺生、吸煙、喝酒、妒嫉、通姦、和炫耀等等行為。

關於所謂的“法輪功組織中的持不同意見者”(蘭崗尼問題之三)

法輪功有任何組織或會員制度嗎？當蘭崗尼先生(2003)表示歡迎ISKCON組織內部的改革運動並認為“內部的不同意見是任何一個組織中最基本的要素，這可以保證其成員為自己思考”，並試圖將此一邏輯推廣到法輪功時，他實際上已經做了一個假定，亦即法輪功是有一個組織甚或會員制度的。

事實上，法輪功並沒有一個組織。某一個地方的修煉者們只是自願地聚集在一起學法、煉功、或交流修煉中的心得體會。李洪志先生是將法傳給學員們的唯一的師父，所有的學員都是平等的。“同時，不得管傳播法輪大法的學員（弟子）叫做老師、大師等，大法的師父只有一個。進門不分先後都是弟子。”(李洪志 1999a，142頁) 要“組織”起來這樣一個大規模的修煉人群體需要大量的財務資源、人力資源、及各種建築設施，而這些資源和設施是法輪功所沒有也不打算擁有的。不管蘭崗尼先生腦子裡設想過了什麼樣的組織結構，不管它是金字塔型的、水平的、垂直的、或草根性的，對法輪功學員來說根本就是不適用的。

法輪功是一門修煉。而修煉是得靠你自己的努力的，每個人要想在修煉中取得進步，都必須得提高自己的心性，包括道德標準和承受能力。具有一個組織的形式對於個人修煉來說，毫無助益。這就象一群大學生一樣，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完成學業取得學位，而每個人的這個目標一定是要通過他們每個人自己的努力才能獲得的，並不能依靠集體來獲得。法輪功也沒有什麼會員制度。任何人只要從互聯網上免費下載法輪功的書和教功錄象，然後開始修煉，他就是一個修煉者，別人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他在修煉。

1999年七月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世界範圍內的法輪功修煉者們的確是“組織”起來了，或者更準確地說，其實是協調起來了，而且這種協調只有一個目的 - 那就是呼籲結束在中國發生的這場迫害。但是他們並不是組織起來來修煉的，因為修煉仍然是一個個人的問題。面對江澤民政權有組織的、無限動用國家資源的對法輪功的犯罪行為，需要一個協調性的努力來有效地揭露邪惡、停止迫害。江澤民政權的迫害使用了欺騙、酷刑、洗腦、強迫灌食、甚至謀殺；而法輪功學員的呼籲只是以講清真相、大善、大忍的方式來進行，而從來沒有訴諸暴力。這些臨時性的所謂“組織”只是為運作的方便而已。比如，象以前當中國領事館給美國政府官員們散發誹謗材料，如果我們每個學員都一遍又一遍地向參議員與眾議員們問同樣的問題，就不是很合適的了。從另一方面講，如果迫害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們也就不需要去“組織”或協調我們的活動了。如果這場迫害明天停止，我們也就不再需要這些臨時性的“組織”了。那樣的話，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都會象中國學員在 1999年以前所做的那樣，在公園裡或在自家的起居室里，安靜而和平地修煉法輪功。在法輪功修煉者中有所謂的“持不同意見者”嗎？

在李洪志先生傳法的第一堂課中，他就指出“這個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體現，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李洪志 1999a，15頁) 真、善、忍，譯成英語時，就是TRUTH-COMPASSION-FORBEARANCE。這是法輪功法理的最高原則，也是真修弟子永遠要遵循的。在法輪功修煉者中間，對於這一原則沒有什麼“持不同意見者”，因為如果一個人不相信修煉的目地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話，這個人也就不是在修煉法輪功了。

李洪志先生還指出，“不同層次有不同層次的法。”(李洪志 1999a，8頁) 因此，對於李洪志先生的具體講法，法輪功學員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在修煉的過程中，我們總是有很多問題甚至疑問。事實上，李洪志先生總是鼓勵學員去獨立思考，從學法及煉功過程中，找出自己的答案來。當被問及非常具體的問題時，李洪志先生常常概括地回答，而不涉及具體的內容。“生活中的問題如果都讓我來解答，你自己還修煉什麼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李洪志 1999a，383頁)。

存在問題和疑問是個人修煉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它也可以保證在這一門中修煉的煉功人不至於走偏。如果一個修煉者從來沒有任何疑問，他可能就很難取得進步。我們鼓勵修煉人將自己不同的理解與其他的修煉者在法會上，或其它交換與討論的論壇，諸如明慧網，及通過學員間的交流來互相分享。我們也鼓勵修煉者們把“外界”的意見帶到我們的討論中來。蘭崗尼曾擔心法輪功學員可能“只聽到法輪功內部一切都好，而一切‘不好’的東西都是來源於不好的‘外界因素’。”這一擔心是毫無必要的，因為事實恰恰相反。作為修煉人，我們非常清楚我們會犯錯誤，會在修煉的路上跌倒。我們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從我們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這也正是我們提高的過程。我們時時刻刻地從我們自身尋找問題，幫助我們的同修找出問題。我們不修煉的朋友和家人經常是對我們的觀念和行為最直接而誠實的批評的最好來源，我們記住了這些批評，我們進而改正我們自己。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各自獨立地修煉，每一個人的行為並不一定代表所有的人們。

李洪志先生反覆地告誡過我們，我們自己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不能向外找，一定要找我們自己的原因。至於個人修煉而言，李洪志先生告訴我們：“你就得向內去修，不能向外去找。” (李洪志 1999a，28頁) “碰到事情都找自己，保證很多是你自己的問題。”(李洪志 2001) 李洪志先生還鼓勵法輪功修煉者們善意地指出別人的錯誤來。“因為大家都是在修真善忍，在哪裡都要做一個好人。那麼看到別人有不足、提高不上去的時候，為什麼不能夠善意地告訴他一下呢？”(李洪志 1999b)

關於“法輪功修煉者在煉功時腦子裡想什麼”(蘭崗尼問題之四)

簡而言之，法輪功修煉者在煉五套功法時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夠想壞事，最好是什麼也不想。”(李洪志 1999a，194頁) “我們功法不象一般的功法，忽忽悠悠，惚兮恍兮的，神魂顛倒。我們功法都要你明明白白地修煉你自己”，“我們講你的主意識一定要清楚，因為這套功法是修煉你自己的，你得明明白白地提高”，“我們這套靜功怎麼煉？我們要求大家，你定得再深也得知道自己在這裡煉功，絕對不允許進入那種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態。” (李洪志 1999a，339頁)

因此，這裡不存在任何表面的或隱含的，讓蘭崗尼先生(2003)非常擔心的，各種類似於所謂“思維空虛化的打坐形式”的問題。因為我們修煉者在主導自己的思想，我們不會讓任何外來的東西控制我們的思維。我們也不會去尋求任何其它的心理和意識狀態，我們總是保持一種明確和清醒的修煉狀態。很顯然的，秦 (2001)並不了解氣功修煉的真正含義。氣功並不試圖“停滯”人們的思維活動，它只是讓人們暫時去停止那些不好的思想，如貪圖錢財、貪戀色慾、害人的念頭、及損人利己的想法。在這樣做時，人們的思想(主意識)中就不會有這些壞的、讓人疲倦的東西，在打坐中就會完全放鬆、休息下來。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打坐修煉之後會覺得精力充沛、青春煥發。很多科學研究都證實了打坐之類的放鬆辦法對健康是有益處的 (例如，戴維森2003)。

事實上，法輪功不但不會導致任何“負面的心理影響”(蘭崗尼2003)，他會糾正不正確的身體和心理狀態。李洪志先生曾詳細地解釋了很多在氣功習練中的現象、心態、和行為，已及它們可能導致的危害，比如“走火入魔”等等(李洪志1999a，214 頁)。他指出了這些觀念產生的來源，產生這些現象背後深層的原因，以及更重要的，如何避免這些問題。實際上，很多以前有過情緒低落，社會關係有問題、或有過厭世傾向的人，修煉後完全恢復了正常狀態，回到了正常和健康的生活中來(多尼斯基2001)。

關於“李洪志先生與他的弟子們的關係問題”(蘭崗尼問題之五)

首先，在李洪志先生所有的書籍、講課、演講、及任何出版的錄音、錄象資料中，他從來都沒有自稱為什麼佛、道或神。相反地，他總是讓他的弟子們把他當作一個人。“所以你就把我當做和你們一樣的人好了。我講的並不是聳人聽聞的東西，我只是在講法，把這個宇宙的道理告訴你們。信不信，能不能修，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李洪志 1998a)。他也不鼓勵任何形式的宗教儀式。“咱們也不搞磕頭作揖的那種形式了。那種形式沒有什麼用，搞起來象宗教一樣，我們不搞這個”(李洪志 1999a，93頁)。

在不同層次上的修煉者，隨着他們在修煉過程中的進步，對這一問題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這裡我們講述一下在現階段我們個人對與李洪志先生的關係的問題。

[謝田]最初，當我剛開始閱讀<<轉法輪>>時，我當然只是這本書的讀者，而李洪志先生是其作者。後來，我發現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他回答了許多讓我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如“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我們人類在宇宙的什麼地方？”“我們為什麼來在地球上？”“神和上帝存在嗎？”“我們肉眼所及之外，還有其他生命嗎？”“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佛教、基督教、和道教是真的嗎？”等等。一個接一個，<< 轉法輪> >這本書回答了我的這些問題。我隨即決定開始習煉他的功法，從而成為這一門修煉的一個學生，而李洪志先生成了我的老師。當我從一般化、簡單的學習，過渡到深入的理解，再到“深入”的思考式的學習，隨着我的學習和煉功的繼續，我的身體狀況、精神健康、我的脾氣秉性、慈悲之心、和忍耐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伴隨着這些精神和肉體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改變，頭腦清醒地，主意識堅定，我成為了法輪大法修煉的一名弟子，自然而然的，李洪志先生是指導我修煉的師父。

[翠曦-朱]我於1997年讀了<<轉法輪>>後開始修煉法輪功。直到1999年七月鎮壓開始，各種各樣來自江澤民政權的對李洪志先生的個人攻擊鋪天蓋地而來之前，我從來也沒有想過我與李洪志先生的關係。對於那些攻擊，有一些我從我自己兩年的修煉中知道是不實的，另一些呢，我並不清楚。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麼我選擇修煉法輪功，我應該怎樣對待李洪志先生。我想起來，當我剛開始修煉時，雖然我完全贊同真善忍的原則，但對書中的很多具體內容，我頭腦中確實有許多疑問。但不管怎麼樣，我決定要按書中的指導繼續我的修煉。在修煉的過程中，我發現我的很多問題得到了解答，但新的問題又浮現了出來。但是，我後來發現總是我自己沒有搞清楚書中內容的含義，而不是書中的內容有什麼問題。正象李洪志先生在他的書中所敘述的一樣，我一直體驗到了身心健康方面不斷的改進。我是為了我自己在修煉法輪功，不是為了李洪志先生。我為成為他的學生而覺得非常幸運，也非常感激。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崇拜他。

[謝田]在< <轉法輪>>中，李洪志先生系統地、全面地解釋了在法輪大法修煉中的所有要求，修煉的具體步驟，身體的逐步淨化，及修煉界存在的各種超常現象。從我個人來說，在頭腦清醒、主意識清楚的情況下，我經歷了身體的淨化到無病的狀態，開天目，及宿命通等現象。我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在哪裡，我在做什麼，我在想什麼，以及我在經歷著什麼。所有這些發生的事情和我的經歷都一如<<轉法輪>>一書裡所清清楚楚地描述的。從理性上我必須承認，一個人必須是要親自經歷過了全部這個過程才可能將這麼多的現象描述、解釋、及詳細闡釋到如此全面、徹底的程度。換言之，一個能將這一切解釋、闡述得如此清楚而詳盡的人，那一定要是一個在這個修煉過程中成功地走完了全過程的人。修煉的最終目地，當修煉者達到了他的時候，就是修煉的開悟和圓滿。那麼，這個在這個修煉過程中走完了這個過程的人，就是一個修煉圓滿覺悟了的人-覺者。而一個修煉覺悟了的人，或者說覺者，用古印度梵語的詞來說，就是一個佛。所以，在我心目中的李洪志先生，他是一個人，他又是一本偉大的、喚醒了千百萬人沉睡心靈的巨著的作者，他是世界上上億法輪功學員的老師，他也是千百萬真正修煉者的師父，他還是一個佛法修煉中的覺者。

[翠曦-朱]當我聽到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被用電棍及其它殘忍的刑具毒打和折磨，女學員被脫光了衣服投進男牢房，嬰兒被折磨來作為讓父母屈服的辦法，健康的學員在精神病院被強迫注射進毒害神經的藥品，配偶被強迫與修煉者離婚，修煉者家庭一貧如洗而不得不討飯，每天因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都在增長，我都會再想一想如果我在中國會怎麼做。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江澤民政權居然使用一個國家的資源發動對一個對其百姓這麼有益的修煉方法的迫害。遵循真-善-忍的原則做一個更好的人有什麼錯？然後我認識到，所有這些手段都只有一個目地，那就是要迫使修煉者們放棄其信仰。這實際上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鬥爭。美其名曰 “春風化雨”，江澤民政權用了各種洗腦的辦法來“再教育”和“轉化”法輪功修煉者。一個他們用的非常惡毒的洗腦辦法就是將李洪志先生的話歪曲其原意、斷章取義。其它洗腦辦法還包括不停地灌輸反面宣傳，剝奪睡眠，和酷刑折磨。如果一個修煉者對他/她的修煉內心存疑，或只是盲目地相信李洪志先生，他/她是根本不可能承受這種殘酷迫害手段之萬一的。

不管我們原意不願意，這場迫害已經變成了我們個人修煉的一部分。李洪志先生實際上已經預見了這樣的問題，並且告訴我們：你的“心一定要正”(李洪志 1999a，245頁)。我意識到作為一個修煉“真善忍”的人，我必須真誠地、帶著善意地向被謊言欺騙了的人們解釋我所知道的法輪功，並幫助結束在中國發生的這場迫害。在這一過程中，我必須容忍人們可能具有的偏見和誤解，並不能使用任何暴力。因為李洪志先生的教導，我可以做到了這一點。我覺得他的智慧，或者他的法身(李洪志1999a，200頁)，一直在伴隨著我。我相信他的智慧(法身)也一直在伴隨著在中國的法輪功修煉者，因為不然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在這樣艱苦的時期仍然能堅持他們的信仰。我們不得不把這種超常的力量歸功於一個覺者的教誨。

最後，不管我們個人怎麼樣看待李洪志先生，正象李洪志先生在很多場合都反覆說過的，我們應該就把他當作一個普通的人來看待。

蘭崗尼提出的其它議題

對於所謂的領導/領導層的問題，在各門各派的修煉，包括法輪功的修煉中，從來就沒有什麼領導層相對於會員層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中人們思考的心態似乎是從教派研究的假設中來的。亦即為了其領袖的利益，必須存在一個組織，以為其領袖的利益服務。如果在一群人中沒有什麼“領袖”，而只有一個“老師”，那又怎麼辦呢？如果這個老師提供了他的教誨，而又不指望什麼回報，那情況又會怎麼樣呢？在這樣的條件下，蘭崗尼的所有假設及後續的分析就要土崩瓦解了。在法輪功修煉中，如我們以前所述，情況恰恰就是這樣。法輪功的所有法理和功法，包括其指導性的法理和煉功的功法，都公開擺在那兒，全部免費。而且，當人們在“以法為師”進行修煉時，人們其實也就根本不需要任何什麼人來“領導”他/她了。

所謂的“領導層-會員層”的異見問題在法輪功里根本就不適用，因為沒有所謂的“領導-成員”的關係的問題。在各門各派的修煉中，其實都不存在什麼異見和異議的問題。實際上，目標的統一性倒是隨處可見的。因為師父的目地就是把弟子們帶到高層次中去，而弟子們的目地就是在師父的幫助下努力提高自己以修到高層次中去。任何人都沒什麼好不同意的，因為任何人也沒有什麼需要不同意的。如果一個人不同意，他/她大可以停止在這一法門中的修煉，或加入另一法門的修煉，或乾脆放棄所有的修煉。如果人們非要說必須有一個解決異議、分歧的辦法的話，那也可以說有三個辦法：一個是停止(這一門修煉)，二是另找(其它法門)，三是停止(任何修煉)。所以說，所謂的三大解決危機的辦法-“恐嚇、情緒操縱、及開除”對法輪功來說根本就是毫不相干和毫無意義的。再者，“恐嚇、情緒操縱、和開除”與法輪功修煉的三個基本原則“真善忍”中的“善”和“忍”是直接對立的，所以也根本就是不會為修煉人所考慮的。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為什麼某些反教派運動的人士們的常規思維導致其急於將法輪功和教派、非科學的組織、或某些“非正常的”組織聯繫起來。這裡似乎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個呢，按著分類劃分理論，人們傾向於把他們認為難以置信的東西劃歸於他們所知道、熟悉的東西。另一個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相信在我們的物質世界之外還有生命和物質的存在。這些人可能對他們自己文化傳統中流傳下來的東西都不相信，更徨論從更遙遠文化中來的東西了。對他們來說，氣功和修煉的名詞，及從人到佛道神的修煉過程，根本就是聞所未聞的。我們將在第五節進一步論述這些問題。

五。用實證主義方法研究氣功？一點告誡

現代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科學認為科學的定律需要有帶普遍規律的條件從句，有實驗的內涵，不會自我否認，並且構成有機的整體(韓特1991)。也就是說，所有的定律必須是 “如果。。。即。。。”的形式，可以通過實驗驗證，現象不能只是“偶爾”出現，並且與現有的理論形成有機的整體。現代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科學研究傳統中很重要的一項要求就是“可人際核查性”。

在其嘗試對法輪功進行研究時，蘭崗尼(2003)提到了“實驗主義的證據”，這實際上確實是一件很意味深長的事情。對於覺得<<轉法輪>>中的論述不可思議、難以置信的人們，可能並不了解氣功，尤其是法輪功，不了解其中很深遠和超常的內涵。在這一節，我們介紹一些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的科學研究。

[謝田]對關於氣功和修煉的學術研究，我們這裡需要給出一個小小的告誡。在研究氣功和修煉時，因為研究對象的超常特性，傳統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可能完全不適用。在回答蘭崗尼博士的問題時，我描述了我在修煉中經歷過的超常現象比如第三隻眼(天目)等。看見我們的物質空間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並不局限於法輪功修煉者們中間。它實際上是其它氣功修煉者中間，甚至不修煉的常人中間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科學中也有很多關於“第三隻眼睛”或大腦底部的松果體的討論。 1999年，盧卡斯等人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報導了他們關於松果體可以感知光線的發現(盧卡斯等1999)。松果體也具有同樣的光敏蛋白質以及一整套光傳導系統。這一發現為揭開天目之謎帶來了一線曙光。

至於我本人第三隻眼(天目)的經歷，我怎麼樣才能將之用“實證主義”的辦法向別人證明呢？這種現象又怎樣才能通過“人際核查”來證實呢？人際核查是實證主義研究的基石，並且主宰着當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幾乎所有的領域。在研究氣功這樣超常的東西時，沿用這種方式就會遇到許多困難。因之，人們只好或者不去相信這些事情真的發生過，或者不得不承認有些事實是不能在我們這個空間可以經過實驗來驗證的。作為一個經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雙重訓練的科學家，要否認我實際經歷過的事情，我將是不誠實的。請允許我再舉例說明氣功的超常特性。

當我在中國八十年代中期讀研究生時，當時也是氣功熱的高潮。我的母校(北京大學)的指導教授也對氣功研究很有興趣。與我的導師一起，我也接觸了一些與氣功有關的特異功能研究。一九八六年的一天，我們去了北京一棟政府辦公大樓的會議室去看一場電影紀錄片。這部內部記錄片以高速攝影，記錄了當時在北京很有名的氣功師張寶勝的特異功能實驗。在嚴密監視下，張寶勝用雙手握住一個瓶口蠟封簽名的玻璃藥瓶，略微搖晃，瓶子內編號了的藥片一一掉到他身前的桌子上。全部藥片都倒出來之後，蠟封，瓶蓋，和玻璃瓶經檢查後都完好無損。全部實驗過程由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海軍總部，和國防科工委的專家們設計及操作。國防科工委負責與中國軍事有關的研發工作，並直接對中國最近的載人航天飛行負責。該實驗中，任何做弊，造假的可能性都被用雙盲法等仔細地一一排除。在一幅定格的高速攝影畫面中，一粒藥片令人瞠目結舌地停在玻璃瓶的瓶壁中間，一半在瓶內，一半在瓶外。

實際上，這個氣功師具有一些特異功能，但他並不知道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幹什麼用的，為什麼他有這些功能而其他絕大部分人都沒有。對此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們也被深深地迷惑住了，他們對此不能提供任何解釋，但他們知道一些非常超常的事情確實發生了，也被記錄在案了。我目睹這些實驗記錄的十多年之後，在“轉法輪”這本書中，我才找到了答案。的確，氣功是高深和超常的，正如李洪志先生所指出的，“氣功也不是我們今天人類發明出來的，也是經過相當久遠年代遺留下來的，也是一種史前文化。”(李洪志 1999a，22頁) 雖然祛病健身不是法輪功修煉的目地，但是法輪功確實有驚人的健康效能。我本人大部分時間都很健康。過去三十多年我僅有的疾病就是自中學時代開始，到大學變得更糟的痔瘡。這個毛病過去每隔幾個月就犯一次，已經持續了二十幾年，在我開始修煉法輪功後突然消失了。這個現象雖然不能為現代醫學所解釋，但跟其他學員的事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麼，他們有很多長期的、嚴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被痊癒的大量案例。

一些現代實證主義的研究已經開始接觸到氣功和打坐的超常特性。利用腦部拓譜成像，威斯康辛的神經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在科學雜誌上撰文揭示打坐可以改善人的心態。另外，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員研究了參與測驗者的心跳和血壓，發現打坐的確可以改善他們的心理狀態(戴維森2003)。

[翠曦-朱]我上次回北京，我的老家，是1998年9-10月間。我在那兒的時候，有人正在做一個法輪功修煉者健康狀況的調查。在我早上煉功的煉功點，數百名煉功者都參加了這一非常詳盡的調查。因為我只是臨時探親，我沒有參加。調查結果是，共有12，731份問卷被收回。數據顯示12，731人中，93。4%有長期疾病，其中48。9%在修煉前有至少三種病。通過法輪功修煉，絕大多數人經歷了健康狀況的改進，總有效率達99。1%。對那些至少有一種病的人，痊癒率是58。5%。屬於“非常健康和精力旺盛”的一組的人，修煉前是3。5%，修煉後增加到55。3%。共有96。5%的人體驗到了精力和健康狀況的改善(明慧1998)。另一項於2002年在台灣進行的調查給出了類似的結果(胡2002)。我曾經看到一個患肝癌病人的核磁共振圖譜(MRI)，轉移了的癌細胞遍布他的腸繫膜。修煉法輪功三個月之後，再拍攝的MRI上，腸繫膜上的病灶不見了，肝髒上的兩個腫瘤也變小了。很多修煉法輪功的老年婦女重新來了例假，這與荷爾蒙補充療法有同樣的功效，是一種變年輕化的現象。很多甲狀腺被摘除的學員又可分泌甲狀腺素，經實驗測定具有正常的甲狀腺功能。所有這些都可以被第三方的醫療專家獨立地研究、證實。人體是一個最複雜的系統。如果法輪功能使甲狀腺被摘除的人“無”中生有地分泌甲狀腺素，能使基因突變的癌細胞變成正常細胞，那麼您會為法輪功創造其它一些奇蹟大驚小怪嗎？我們認為人的肉體、思維、和靈魂是一體的。如果植物都能具有感知人類思維的能力並和人類溝通，能聽音樂，並具有療治的能力(湯姆金斯和伯德1996)，人們還會嘲笑人類，地球上最具智慧的生命，所具有的特異功能嗎？如果連水都有記憶能力(貝文奈斯1988)並且能區分善惡(伊默多1999)，那麼我們人類，地球上最具能力的生命，不應該更加具有識別、判斷的能力嗎？顯微鏡被發現之前，人們都會覺得第一個提出由微生物導致疾病的觀點的人是發瘋了。今天每一個人都同意細菌和病毒與大多數疾病都是有關聯的。中國古代具有特異功能的醫生能夠看到在另外空間人體經絡的存在，從而發展了中醫和針灸學。氣功修煉實際上是在比細菌和病毒更微觀的空間進行物質的轉化。雖然人們今天還不理解氣功的原理是什麼，但這並不意味着科學有一天不會發展到那樣一個高度，我們也許可以看到氣功創造的奇蹟。要讓這一天儘快到來，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這些現象並不是某些發神經的人們的幻覺，這些事實也不是什麼人杜撰的故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採取一種謙虛的態度，才能進行真正深入的研究。真正的科學也只有這樣才能發展起來。 “現在科技界發現的東西足以改變我們今天的教科書了。人類固有的舊觀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維方法後，很難接受新的認識。”(李洪志 1999a，第20頁) 我們鼓勵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及其他從事心理健康事業的專家們放下你們對法輪功、氣功、及修煉的成見，為了你們的病人、顧客、家人朋友、甚至你們自己，去仔細、全面地研究和了解法輪功能給人們帶來的益處。

六。結束語

與江澤民政權所誹謗的恰恰相反，法輪功是一個基於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古老的傳統修煉方法，具有完全開放、非歧視的、和平的、和非暴力的特性。世界上六十多個國家的修煉者們從其提升人類道德和健康的非凡能力中深深受益。我們探討了這場迫害的背後“原因”，其主要是圍繞着江澤民的偏見、妒嫉、和狹隘。不管這場迫害背後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場由江澤民一手發起、曠日持久、殘忍的迫害是非法、不道德、違反信仰自由、違反普世人權的，是必須立即停止的。

反教派運動的人士中似乎對氣功、打坐、修煉等有一些不友好、對立、甚至敵視的情感。這在他們的種種措辭中屢有體現，如“非理性和奇怪的念頭”(萊恩 2000)，“不正常的”(萊恩2002)，“停止人類思維”(秦2001)，“倒空思維類的打坐”(蘭崗尼2003)，及“反面心理效應的危險”(蘭崗尼2003)。在萊恩(2002)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中，中國政府對於互聯網的封鎖和過濾變成了“互聯網的規範”。如果人們能夠從一個新的、客觀的角度來重新看一看氣功和修煉，這些敵視性的態度就是完全不必要的了，因為真理和很多科學的新發現都是從不可信的、“奇怪”的念頭和主意中誕生的。修煉本來就是很高深、超常、並且經常“難以置信”的。但是，“如果人類能重新認識一下自己和宇宙，改變一下僵化了的觀念，人類就會有一個飛躍。”(李洪志 1999a)

似乎，某些“反教派運動”的人士已經事先就把法輪功認定為了一個教派。從而，後續的研究就變成了一個自圓其說的演習，所有支持這一論點的證據都被欣然接受，所有反對這一論點的證據都被當然地拒絕。正象我們如上所述，法輪功的法理與教派的定義完全相左。並且，在法輪功於世界六十多個國家洪傳的十二年中，沒有一例法輪功造成修煉者任何傷害的可確證的事例。唯一的報導都是來自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或一些單方的、未證實的案例(例如，山謬羅2003)。實際上，我們自己對羅的兩個證人的調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另外一些反教派運動人士聲稱他們調查了法輪功修煉者的家屬，但他們從來沒有直接調查過法輪功修煉者本人，或聽取過修煉者方面的觀點。

在西方媒體和學術界，除了斯凱特先生的著作(2000)之外，非修煉人士對法輪功的公正評價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似乎在於，研究者和對此有興趣的人士的信仰與法輪功修煉者的信仰並不一致。因此，基於這些研究者的信仰、見解、和以前他們對於教派研究中的經驗，同時又擔心法輪功修煉者會真的象中國政府說說的對他們自己或社會構成“傷害”，在毫無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他們還是把法輪功當成了或許是“有害的教派”，或有“可能或趨向”變成有害的教派。如果僅僅是“不熟悉的”，“奇怪的”，或“不可信”的東西都可以作為把某種東西劃成有害教派或邪教的理由，那麼，當上帝讓亞伯拉罕殺掉他的兒子，或者耶穌用五餅四魚餵飽上千人是不是都可以作為理由而將基督教或猶太教當成有害的教派甚至邪教呢？

一些“反教派運動”的人士認為，在中國發生的對峙是政府可能做了點錯事或做的過分了，但法輪功也做錯了什麼，因此雙方都需要“妥協”或向後退一步 (羅斯戴爾 2003，私人對話)。此言差矣。所謂的法輪功的“過錯”全都發生在鎮壓之後，換言之，它們實際上是鎮壓的結果。這場對峙的一方是一個專制政權的國家機器，可以無限制地使用國家的資源；另一方是手無寸鐵的百姓，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老人；一方可以放手使用全部的宣傳機器包括電視、報紙、廣播、和互聯網；另一方不能公開地維護其信仰，文字不能見報，發言不能上廣播電視，如果能在電視訊號中插播幾分鐘都是最幸運的事；一方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撒謊和欺騙的政權，並且有充分的理由在法輪功問題上行騙，而另一方是一群以“真”-求真修真-為基本原則的修煉群眾。從這場他們被不情願地捲入的對峙中退卻，對於法輪功修煉者來說，就意味着放棄他們的信仰和修煉，因為他們已經被逼到牆角了：他們失去了在公共場合和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權力，他們被強制勞動改造，他們被剝奪睡眠、酷刑折磨、被強制洗腦和接受再教育；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們不能占用幾尺見方坐下來靜靜地打坐；他們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家中靜靜地打開一本藍色封皮的書來閱讀。

對於法輪功修煉者，從這場對峙中退卻就意味着放棄這樣一個和平、善良、對個人對社會都有益的修煉和信仰。讓法輪功修煉者“退卻”並放棄信仰也恰恰是鎮壓法輪功的當權者的目地。這場鎮壓歸根到底，是一場對正信的鎮壓。當羅斯戴爾先生在奢談“退卻”和 “妥協”的時候，讓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他們的信仰難道是他的初衷嗎？

回顧歷史，我們都知道了幾百年前對基督教的迫害和基督徒們所忍受的痛苦。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及基督徒們被迫害數百年之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他們的信仰的價值。今天，一個對正信的迫害正在發生，並且發生在更大的規模上，在全世界發生。還需要多長時間，今天的人們才能透過謊言和惡毒的欺騙而認識到法輪大法好，法輪功修煉人不應該被迫害呢？當歷史翻過這一頁時，我們相信未來的人們會認識到法輪功修煉者們是真正地遵循了真、善、忍的原則。而當迫害正在發生，歷史正在被書寫的今天，您良心上的選擇和您的立場在哪裡呢？這是地球上每一個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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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智慧解決當世的危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