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视  频 博  客 论  坛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范例体系  
我的名片
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注册日期: 2015-01-10
访问总量: 1,014,650 次
点击查看我的个人资料
Calendar
我的公告栏
范例党成立
《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通告
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纪律
最新发布
· 绝学笔记(2)
· 简评骆远志《从巴门尼德到康德--
· 绝学笔记
· 我浅薄但我知道-对温元凯言论的
· 从范例的角度看“大统一”理论之
· 再比较哲学与“绝学“
· 谈科学的界限
友好链接
· Rabbit:Stinger 的博客
· hare:hare的博客
· 中军:中军的博客
· 安博:安博的博客
· bunny2:bunny2的博客
· microsoftbug:microsoftbug的博
· InstanceTV:InstanceTV的博客
分类目录
【Mingcheng】
【心言】
· Free book: The Ontology of Nat
· 同学会会长关于哲学研究的对话(2
· 同学会会长关于哲学研究的对话
· 天下大势
· 爱者共天地
· 死亡万岁 -- 清明节留下的一缕思
· 重发: 哲学之爱从何而来?
· [中哲会]新程序启动说明
· 哲学之爱从何而来?
【电视直播】
· USA-China in Depth (1)
· 《中哲会》TV直播频道
【政治】
· 为什么中国人反驳西方理论的观点
· 台湾立足基础-造原子弹
· 中国人缺乏理性会有什么后果?
· 您愿意选谁作为第一届“网络中华
· 中国未来的社会结构(2)
· 我建议在万维上进行一次中国未来
· 川普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当个“前总
· 范例党党员章程
· 谈中国民运的战略与策略(范例党
· DONALD TRUM - A TRAITOR TO DEM
【传统文化】
· 国学与西方思想的区别是狗尾与貂
· 必须立刻弹劾川普!
· 没文化的鬼子
· 新年伊始中国“十马奔腾”
· 扯住教皇不放—今天世界哪个国家
· 为什么中国读书人很难摆脱中国文
· 中国人的“感性逻辑”
· 也谈“中国知识分子堕落”
· "现在打中国,输赢无悬念&q
· 说!“你脱,还是不脱?!”
【深山兰】
· 从二例看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
【其它】
· 胡杰纪录片:无人区画展
· 美国为什么伟大?- 只因为一个充
· 六四用一句话说
· 华人应该如何与西方人交往?(1)
· 中国人”也”是同欧洲人一样的理
· 万维有太多哲学误导!
· 一月二十号白宫会发生哪一幕?
· 中国问题:文字
· 用事实驳斥中共关于朝鲜战争的谎
· “打人总是不对的”
【比较政策】
· 阶级分化的复苏
【一般】
· 中国为什么不适合搞民主?
· 伯克利新名言:赢了-就是不认输
· 什么是今日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 美国人打输了还是朋友,中国人..
· 川普—你为什么如此愚蠢?!
· 压垮川普的最后一根稻草-乔治亚
· 看来川普...
· 中国对中国人的影响
· 中国文化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幼稚?
· 对中国人“批判”的看法 - 兼答
【远方】
· 介绍一下荒诞论:远方的孤独
【何岸泉】
· 辩证法与放屁(ZT)
【哲学资料】
· 为相对主义辩护
· Instancology for Philosophers-
· Ten American Philosophers
· (1)马克思和恩格思的“唯物主义
·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Chapt
· 德国政府决定:在全球范围对使用
· 为什么人需要哲学?
· ZT:Rights
· Is your pet psychic?
· Twin Telepathy: Is there a ‘S
【中军】
· 关于精神的问题
· 思维创新的哲学理解(下)
· 思维创新的哲学理解(上)
· 人生究竟是什么
· 悟性创新的本性及闪失
· 悟性的创新及孩子的例证
· 怎样进行讨论
· 文字、语音、语义与创新
· 哲学研究能干点儿啥
· 中国缺少创新的各种看法
【徒子】
· 绝学笔记(2)
· 简评骆远志《从巴门尼德到康德--
· 绝学笔记
· 我浅薄但我知道-对温元凯言论的
· 从范例的角度看“大统一”理论之
· 再比较哲学与“绝学“
· 谈科学的界限
· 从“大爆炸前的无到黑洞” 与从
· 谈范例的“无 = 动 = 在”
· 为什么说范例哲学是“哲学之哲学
【嘎子】
· 已经转到嘎子博客
· <二> 原本打算单独写一篇
· 哲学同真理的关系以及辩证法的本
【几子】
· What Will Happen to President
· 随想:可口可乐
· 分形与卦像:漫话混沌,科学,与
· 浅议科学实证主义
存档目录
03/01/2024 - 03/31/2024
02/01/2024 - 02/29/2024
01/01/2024 - 01/31/2024
12/01/2023 - 12/31/2023
11/01/2023 - 11/30/2023
10/01/2023 - 10/31/2023
09/01/2023 - 09/30/2023
08/01/2023 - 08/31/2023
07/01/2023 - 07/31/2023
06/01/2023 - 06/30/2023
02/01/2023 - 02/28/2023
01/01/2023 - 01/31/2023
12/01/2022 - 12/31/2022
11/01/2022 - 11/30/2022
09/01/2022 - 09/30/2022
08/01/2022 - 08/31/2022
07/01/2022 - 07/31/2022
06/01/2022 - 06/30/2022
05/01/2022 - 05/31/2022
07/01/2021 - 07/31/2021
05/01/2021 - 05/31/2021
03/01/2021 - 03/31/2021
02/01/2021 - 02/28/2021
01/01/2021 - 01/31/2021
12/01/2020 - 12/31/2020
11/01/2020 - 11/30/2020
10/01/2020 - 10/31/2020
09/01/2020 - 09/30/2020
08/01/2020 - 08/31/2020
07/01/2020 - 07/31/2020
06/01/2020 - 06/30/2020
05/01/2020 - 05/31/2020
04/01/2020 - 04/30/2020
03/01/2020 - 03/31/2020
02/01/2020 - 02/29/2020
01/01/2020 - 01/31/2020
12/01/2019 - 12/31/2019
11/01/2019 - 11/30/2019
10/01/2019 - 10/31/2019
09/01/2019 - 09/30/2019
08/01/2019 - 08/31/2019
07/01/2019 - 07/31/2019
06/01/2019 - 06/30/2019
05/01/2019 - 05/31/2019
04/01/2019 - 04/30/2019
01/01/2018 - 01/31/2018
04/01/2016 - 04/30/2016
07/01/2015 - 07/31/2015
06/01/2015 - 06/30/2015
05/01/2015 - 05/31/2015
04/01/2015 - 04/30/2015
03/01/2015 - 03/31/2015
02/01/2015 - 02/28/2015
01/01/2015 - 01/31/2015
发表评论
作者:
用户名: 密码: 您还不是博客/论坛用户?现在就注册!
     
评论:
ZT:“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谢选骏读史笔记:“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一)



普罗提诺曾经四处求学,不得要领,后来经友人介绍,投入阿摩尼乌斯(Amonius)门下,方感到振奋不已:“这正是我要找的人。”结果一学就是十一年。

这十一年的学道生涯又是一个谜。阿摩尼乌斯究竟教了普罗提诺什么东西?无法可知。阿摩尼乌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学生圈子也很小,而且学生们还 相约不泄露老师的教义。据记载,这位神秘人物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后来背离了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转向一般哲学。他似乎想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主张一切实 在源于神;区分神、天界、灵魂等三层存在。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学校,其学生包括普罗提诺、奥利金(不是基督教的奥利金——那是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 学人)、厄莱尼乌斯(Erennius)和朗基努斯(Longinus)(朗基努斯是当时雅典柏拉图主义的领袖。普罗提诺的著名弟子如坡菲利、阿美利乌斯 等人都曾从学于朗基努斯,并在后来从普罗提诺学习后还不断给这位先前的老师寄去普罗提诺的作品)。也许,阿摩尼乌斯所教的哲学有东方色彩,因为普罗提诺在 从学十一年后日益感到有必要去波斯、印度去进一步了解那些地方的思想。

但是一般人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阿摩尼乌斯的基督教家庭和他所受到的基督教教育,对普罗提诺的关键影响。

(二)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新柏拉图学派的创始人是阿摩尼乌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175——242年),他神秘兮兮,而且没有留下著作。于是最出名的前台人物就算他的学生普罗提诺(Plotinus,204——269 年)了。

普罗提诺曾经四处求学,不得要领,后来经友人介绍,投入阿摩尼乌斯门下,方感到振奋不已:“这正是我要找的人。”结果一学就是十一年。这十一年的 学道生涯又是一个谜。阿摩尼乌斯究竟教了普罗提诺什么东西?无法可知。阿摩尼乌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学生圈子也很小,而且学生们还相约不泄露老师的教 义。据记载,这位神秘人物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后来据说背离了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转向一般哲学。因此看来,阿摩尼乌斯传授的秘不示人的东西可能就是那时非法 的、遭到严酷迫害的、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基督教信仰哲学。

表面上,阿摩尼乌斯似乎在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似乎是合法的;但实际上,他还是主张一切实在都源于神,这无疑来自基督教的信仰。尤其重要的是,阿摩尼乌斯区分了神、天界、灵魂等三层存在。这很明显是来源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

阿摩尼乌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学校,其学生包括普罗提诺、奥利金(不是基督教希腊教父的奥利金——那是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人)、厄莱尼乌 斯(Erennius)和朗基努斯(Longinus)(朗基努斯是当时雅典柏拉图主义的领袖。普罗提诺的著名弟子如坡菲利、阿美利乌斯等人都曾从学于朗 基努斯,并在后来从普罗提诺学习后还不断给这位先前的老师寄去普罗提诺的作品)。也许,阿摩尼乌斯所教的哲学有东方色彩,因为普罗提诺在从学十一年后日益 感到有必要去波斯、印度去进一步了解那些地方的思想。

(三)

普罗提诺哲学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元多层”。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世界图景,尤其是他的本体领域,是多层的:太一、理智、灵魂。这是在前此哲学家 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所看不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多层”不是“多元”。并没有几个本体,本体只有一个。一元本体创化并普在一切。这又是前此哲学家中罕 见的一元论者。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新柏拉图主义”,而是从“基督教的一神论”里剽窃过来的。因为他的老师就是一个叛教的基督徒。

可惜现行的中国学界根本不懂这些,他们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大量注释传给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供他们学习研究,比 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一位,为基督教启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天呀,他们竟然把“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写的东西当作了 “自然基础”。他们甚至不懂,“基督教启示”仅仅可指《圣经》,这是基督教与佛教不同的传统。显然中国学界用佛教或道教传统去解读基督教,所犯的错误自然 太大了。

(四)

新柏拉图主义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

即使最为顽固的人文主义者也会承认:“新柏拉图主义”最早产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几百年间一直都是希腊哲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交会地。而普罗提 诺的作品主要都是他晚年的讲课笔记,并流露出神秘色彩。他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熔为一炉,从而为基督教文论的 基本取向和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思考铺平了道路。

记住:

1、首先是“新柏拉图主义”吸收了基督教,然后才是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它。

2、“新柏拉图主义”不过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只是为了逃避迫害,它才把基督教思想隐藏在柏拉图哲学的外袍下。

3、“新柏拉图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有什么异同?

新柏拉图主义表面上是把柏拉图的观点和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基督教神学: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说,在柏拉图那里是一切东西都模仿理 念;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则把理念解释成神的光辉。普罗提诺在“思考方式一致”的伪装下,暗度陈仓、偷天换日。这是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进行的深度伪 装: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得以合法化,情势才逆转过来。又过了半个世纪,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大家都为壮成为基督徒了,连奥古斯丁这样 叛教成为摩尼教徒的人,也都不得不再度改宗成为基督教徒,并且在基督教内部极力发展自己,成为了著名的教父。

——————————————————————————————————————

附录

新柏拉图主义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时最重要的哲学派别。说他重要,主要是因为他既是整个希腊哲学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基督教神哲学的 主要思想来源。通过新柏拉图主义,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希腊哲学理性精神的衰落和向神学转化的必然性,从而加深对哲学和宗教,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认 识。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他的基本倾向虽可划入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具有鲜明的新特点,这就是思想来源上的折中主义,本体论上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和伦理观上的天神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传播范围较广,流行时间较长,内部区别较大。下面,我们以他的活动中心为依据,分三个学派加以介绍。在介绍之前,先让我们简要的了解他的思想来源。

一,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源

概括的讲,新柏拉图主义是在广泛吸收希腊和犹太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说,他的思想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早期斯多亚学派。新柏拉图主义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基本依据,把《巴门尼德》篇中的“一”和“存 在”视为柏拉图的最高神学,把《蒂迈欧》篇中的摹仿创世论当做当做建构体系的范本,并且从柏拉图在“第二封书信”中讲到的关于三个领域的学说中寻找三一原 理的渊源。与此同时,他亦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神学”中的纯形式,完全现实,第一动因,终极目的等思想,也吸收了斯多亚学派的神创论,泛神论,命定论和逻各 斯学说。

二是以斐洛(Philo,约公元前25~后45)为代表的犹太神哲学。斐洛的哲学思想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结合的典型,他通过用柏拉图主义来阐释犹 太教义,第一个建立起神学思辨体系。他认为神是惟一永恒的,绝对存在和不可见的,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神在本性上不可理解,即使通过灵魂的静观,也只能知 道他存在而不能表达其本质。逻各斯是神与世界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神创造了可感世界并向他启示了自己。可感世界是消极的。哲学的最高层次是对神的静观, 他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获得。斐洛的这些观点,为新柏拉图主义提供了思想模式和理论蓝图。

三是以阿波罗尼(Apollonios,公元1世纪)为代表的毕达戈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有一个脱离万物而存在的神,神以数为原型规定和创造万物。 “一”是神,善,理性,第一原则,“二”是不平等和变化的原则。地上万物因为有质料所以都不洁净,只有摆脱与不洁肉体的联结,与神融合,才能解决伦理问 题。

四是以普鲁塔克(Ploutarkos,约55~125)和纽曼洛斯(Numenios,约150~200)等人为代表的折中性柏拉图主义者。普 鲁塔克认为,神是最高的存在,一切善的创造者,但其本质不为我们所知。理念是神与世界的居间者,创造的模型。纽曼洛斯则提出了三位神的思想。第一位神是至 上神,自身即善并通过自身而善,是纯粹的思想和实体原则,是父亲。第二位的神是造物主,来自至上神,通过分有第一位神的本质而善,是儿子。第三位的神是世 界,即造物主的产品,是孙子。

此外,亚历山大里亚城早期基督教神学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这个关键影响被淡化为“也有一定”。)

二,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学派

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学派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第一个派别。如此称呼该学派的原因在于,亚历山大里亚城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孕育地,罗马则是他的诞生地。这一学派的先驱是萨卡斯,主要代表是普罗提诺,重要人物还有波斐利等人。

阿莫纽.萨卡斯(Ammonius Saccas,175-242)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学者,他没有著作,据说也不准学生传播他的思想。他在新柏拉图主义发展史上之所以占有先驱地位,有两 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确立了该学派的思想方向,即信封希腊宗教,研究并传播希腊哲学,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善,绝对存在 于理念和理智之外。二是培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Plotinus,一译柏罗丁,204~270)是埃及人,28岁时到亚历山大里亚师从萨卡斯学习哲学长达11年之久。40岁左右到罗 马定居办学,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受到皇帝加里安和皇后的重视,曾计划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以实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因大臣们反对而未能 实现。他50岁开始写作,共撰写了54篇论文,由其学生波斐利编辑成6集,每集9篇,故冠名为《九章集》(Enneades)。该书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 要著作,是我们研究普罗提诺思想的史料根据。

普罗提诺的哲学体系博大艰深,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简单介绍他的主要观点。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改造:将理念等级变成三大本体;将两个世界变成四个层次;将分有、摹仿变成流溢;将灵魂回忆变成灵魂观照。

普罗提诺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产生出来的,这个产生者或父亲就是“一”(hen,为了突出这个一的地位和作用,中文一般译为太一)。“一”作为一 切存在的产生者,本身不是存在,也不是一切。正因为“一”空无一物,所以万物由他产生。他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属性,没有任何肯定的特征,因而不可言说和 名状。如果非要言说,也只能说他“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因为凡“是”和“有”的东西,都有对立面,都是区分的结果,所以都是“多”而不是“一”,都 是部分而不是全体,都是缺欠而不是完满。但“一”既不寻找什么,也不拥有什么或缺欠什么,他是极其完美的。“一”在本性上虽然不“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 通过形容和比喻来肯定他。从肯定的方面讲,“一”是绝对的同一体,是单纯而单一的神本身和善本身,是存在物的最高原则和终极原则,是完满自足的源泉。他因 完满而流溢,因其流溢而产生一切。“存在于一之后的任何事物必定是从一中生成的,或者是他的直接产物,或者可以通过中介物溯源于他”。

“流溢”是普罗提诺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用以说明“一”生万物的方式。“一”由于自身充盈,故而自然要溢出,但这种流溢却无损于自身的完满,犹如 太阳放射光芒而无损自身的光辉一样。这种流溢说虽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不仅用内在的流溢关系解决了柏拉图因分有或摹仿而遭遇 的难题,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希腊哲学的“生成补偿”观念,因为生成不缺失什么,所以不用生成物的复归作为补偿。

“一”首先流溢出“理智”(nous,或译为心灵,努斯等)。“理智”是“一”的影像,也是“一”惟一的直接产物。他作为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 “一”的绝对同一性,包含着原始的区分,因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述他。当然,他仍然享有“一”的统一性,所以,多样性又是统一的,知 与被知的差异内在于其中。这样,他就既是知识的真正对象,又是知识的主体。思想与存在,异与同,动与静等范畴也适用于“理智”。

“理智”也像一一样能够流溢。他流出的影像是“灵魂”。灵魂存在于理智中,犹如理智存在于一中。灵魂作为一之间接产物的第三种本体,已不是绝对同 一体,也不像理智那样是一与多的统一体,而既是一又是多。当他转向理智和一并与他们相通时,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但当他转向自己的产品即可感世 界,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中时,就成了多。灵魂是能动的,不朽的,他可以轮回,也可以流溢。

灵魂的流溢物是可感世界。可感事物有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形式是存在于理智之中的理念形式的影像,质料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漆黑的混沌。质料不是无,而是非存在,他本身不变,却作为载体承受形式的变化。

灵魂进入人的肉体之后,就因为受到污染而堕落了。人的使命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经由理智达到与“一”结合。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回归 或上升之路。上升之路有两条,即德性修养和辩证法。对应于灵魂,理智和一,德性也有三种,即公德,净化和观照。三者是依次上升的关系。“公德”即公民德 性,目标是使人类仁爱交往,抚平激情,顺从本性,所以他是实践性的和否定性的德性,指导公众生活,限定欲望情感。“净化”为沉思德性,目标是使人们从肉欲 中解脱出来,在理性静观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观照”是最高的德性,他使人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灵魂出窍,舍弃肉体而与“一”处于一种合而为一,不可名 状而又无与伦比的迷狂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解脱”(ekstasis)。在这种神人合一的状态中,灵魂获得了宁静,享受着至福,体验着奇妙无比的欢悦。但 是,“观照”的境界是罕见的,只有少数圣贤之士方可达到(波斐利说,他与普罗提诺相处6年,普罗提诺曾有过四次观照经历,而他自己在68年中仅有一次), 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公德”和“净化”阶段的努力是“观照”的准备,虽然这些努力并不必然导致观照,但若不努力,观照必不可能。

辩证法是灵魂回归的另一条上升之路,也是引导我们到达解脱的技术,方法或训练。他是哲学的高贵部分,不仅由一套理论和规则组成,亦涉及事实,知道 真理,首先知道灵魂的作用。“这条道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变低级的生活。第二阶段为已经上升到理智领域,已在那里留下了足迹但尚需在那个领域继续前 进的人所享有。他一直延续到他们把握那个领域的终极为止。”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到达终极呢?“肯定是那些已经明白全部或大多数事物的人,那些在一出生时就 已经具有了由此可生长出的哲学家,音乐家或爱美者的生命胚芽的人。哲学家喜欢这条路是出于本性,音乐家和爱美者则需要外在的引导。”

“一”向下的流溢过程和灵魂向上的回归过程,构成了普罗提诺哲学的完整框架。第一个过程是他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二个过程才是目的。与晚期希腊 哲学其他学派一样,他也把伦理学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他把人生的最高境界视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回到自身,过一种人神合一的内在的神圣生活。区 别在于,其他的希腊哲学家一般强调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他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注重人神合一。

普罗提诺把柏拉图的客观理念理智化,理性思辨神秘化,并糅合进了其他派别的思想,从而创立了以神秘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新柏拉图主义。他的神秘主义在波斐利那里又有了新的发展。

波斐利(Porphyrius,233~305)是叙利亚人,普罗提诺晚年的得意门生。他不仅编辑了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写了《普罗提诺传》,还撰写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要句录》等作品。在哲学上,他有两方面的工作值得一提。
其一,他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是独存的实体,还是仅存于 人的思想中?(2)如若是实体,有形还是无形?(3)如若无形,与可感物分离还是在可感物之中?这三个问题,他虽然没有给出答案,却启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 唯名论与唯识论关于共相问题的长期争论。

其二,他在介绍普罗提诺思想的同时也作了一些修改,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来世观念。他倾向于灵魂本性恶的观点,因而把神人合一的境界 推向来世,并强调现实生活应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他把德性分为公德的,净化的,理论的,至福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现世的道德生活,后两个阶段是现世生 活所不及的,只有依靠神恩在来世才能获得。现世的德性和快乐不相容,游戏,娱乐和婚姻均为罪恶。在传播新柏拉图主义时,他还同正在兴起的基督教展开了论 战,抨击基督教教义和一些外在仪式。
波斐利死后,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从罗马转移到了波斐利的家乡叙利亚,从而衍生出新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学派。

三,叙利亚学派

由于当时的叙利亚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较小,宗教迷信盛行,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叙利亚学派在整个新柏拉图主义阵营中哲学味道最淡,而迷信色彩最浓。
叙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波斐利的学生杨布利柯(Jamblikhos,约250~325)。他的目的是致力于建立融哲学,神学,宗教为一体的体系,为多神崇拜做理论上的辩护,容纳希腊和近东的种种传统信仰,他各民族的神灵接纳进万神殿,让他们各得其所。
杨布利柯的基本方法是在普罗提诺的三大本体之上和之间,另行设置多个等级,靠增多层次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在普罗提诺的“一”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一,他超越所有东西,无任何规定性,比“善”还高。
在他之下和之后,才是与“善”等同的“一”。

从“一”流出可知世界,他包括思维对象(理念),其基本要素是有限,无定(即二)以及二者的结合。可
知世界流出能知世界,他包括一切能思想的东西,基本要素有三,即理智,能力,造物主,并由此再分成七个等级。

能知世界流出灵魂领域,同样分三等,先是超世俗的灵魂,由此再流出其余两种灵魂,诸神的,天使的,精灵的,英雄的灵魂都在这一领域,他们的数目是按360这个数的模式来决定和排列的。

灵魂又流出可感世界,他是整个宇宙等级的末端。

在伦理学方面,杨布利柯接受了波斐利的德性四阶段说,认为灵魂凭借这些德性来沉思理智,继而观照出绝对“一”的流溢序列。但在这四种德性外,他又 加上了第五种,即僧侣的德性——巫术,认为巫术是人的灵魂与天使相通的明证,是比神秘的数字,启示更为完美的智慧。由于巫术的作用,灵魂就能迷狂的与终极 本原绝对“一”结合在一起。据说他自己和其他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就会施展各种巫术。

四,雅典学派

由于叙利亚学派危害多神教崇拜,反对基督教,所以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得势,新柏拉图主义在杨布利柯死后不久就一蹶不振了。直到5世纪初,新柏 拉图主义才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已成强弩之末,没有多大的作为了。这时的新柏拉图主义,由于以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为主要阵地,故 称之为雅典学派。雅典学派对于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兴趣,其学说的迷信成分也大为减少。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普罗克洛。

普罗克洛(Proklus,412~485)是君士坦丁堡人。先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校,后投师到雅典柏拉图学园,曾任该校校长。据说,他既有深刻的 思想、渊博的学识,又能与神父交往并具有创造奇迹和预言的能力,因而广受尊重。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对柏拉图作品的注释,尤其对《蒂迈欧》篇的注释最为著 名,流传至今的著作是《神学要旨》和《柏拉图神话》。

《神学要旨》模仿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写作而成,他以三重发展律为演绎原则,以“一”为起点。

首先是自身同一的统一体,其次是由于统一体的活动二产生的生成体,最后是生成体在回归统一体的活动中形成的复合体。

从统一,生成到复归的三重发展过程也是从自因,原因到结果的关系。

每一个过程都包括三个阶段:统一体包括一,理智和灵魂;生成体包括理智对象,理智对象和理智活动的同一,理智活动;复合体包括上天世界,内在世界和可感自然。

统一体是既不被分有也不分有的自因,因而是不可言说的。每一个统一体作为自因,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一”是绝对存在者即神的开端。“一”是所有 过程和系列的原始本质,是杂多的基础,首要的善,万物存在的第一因。他不可言说,超越一切可能的肯定和否定,只能通过类推加以说明。

普罗克洛是新柏拉图主义中除了普罗提诺之外思想成就最大的哲学家,他为了恢复新柏拉图主义而煞费苦心,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已被奉为国教 的基督教是不可能容忍异端邪说的。公元529年,普罗克洛死后半个世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便下令关闭了雅典的一切哲学学校。这一事件标志着新 柏拉图主义的结束,也标志着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历史终结。辛普里丘,达马修斯等雅典学园的几位新柏拉图主义者逃脱了女哲学家希帕蒂亚于415年在亚历山大里 亚城被杀厄运,他们避难于波斯宫廷,继续从事希腊哲学的评注阐释工作,从而在中东地区为希腊思想的留下了火种。

小结

希腊人堪称哲学的民族。就“哲学”这一概念所意指的这门学科而论,他完全是希腊人创造的。他们不仅奠定了西方后来所有思想体系的基础以及西方文明 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了西方哲学所有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 萌芽。”因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堪称取之不竭的活水源头。

希腊哲学的历史的历史可以看做是哲学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史。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起源于惊异,也可以说哲学起源于问题。

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以自然地本原为研究对象,哲学家们的问题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统一的“本原”是什么,由此而产生了 一与多的关系等问题。由于哲学家们试图以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所有自然元素,因而他们所断定的本原既缺少普遍性亦难以解释与其他自然元素之间的关系,所有便 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困境。

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意识到自然哲学的缺陷,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了惟一的,永恒的,不变的和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为后来统治西方哲学长达 2000多年之久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亦使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静止与运动,本质与现象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使其后的自然哲学为了避免哲 学矛盾而采取了多元论的立场。

随着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的泛滥,知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苏格拉底自觉的树起理性的大旗,将问题集中在“是什么”亦即事物的本质定义上,促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建立。

而柏拉图在划分两个世界的同时,遭遇到了理念与事物的分离难题,引发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

亚里士多德试图将自然哲学与本体论结合起来,以深入缜密的分析推理来消解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矛盾。但是因为认识论的缺失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等历史 性原因,伦理问题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理性主义的衰落亦造成了思辨精神的衰落,于是便形成了感觉主义,怀疑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盛行于世的 局面。

到此为止,希腊哲学自神秘主义的宗教身后脱颖而出,又回到了神秘主义之中去,他已经无法抵挡基督教思想的挑战,甚至构成了基督教哲学的理论来源。

其实,上述希腊哲学的演变不仅是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等不够发达的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且亦有哲学上的普遍原因,这就是哲学中的方法与问题之间的矛盾。

一般说来,就西方古典哲学而言,哲学的问题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东西,例如本原和存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 不可避免的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因为概念,判断,知识或思想不可能没有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哲学方法的演变有密切关系:谁找到了方 法这把钥匙,谁就掌握了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但是实际上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方法的问题。因此,西方哲学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方法的问题,而且越到后来越 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方法是使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西方哲学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基本倾向和科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但 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既在形成蔚为大观的西方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被思想家视为造成西方文明之种种弊端的根源。例 如,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反思自己历史的局限时,许多哲学家把其最基本的局限性归结为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将他的滥觞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希腊人虽然崇尚知识崇尚科学,但是他们眼中的科学知识与后世所理解的科学知识是不同的。以自然观为例,希腊人的自然观是朴素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 他们以自然为认识的对象,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改造自然。当然,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毕竟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尽管促成其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西方哲学的确以希腊哲学为发源地,不过他不止这一个源头。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相互融合的结果。实际上,在晚期希腊哲学的时代,基督教哲学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逐渐取代了希腊哲学的地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

FYI:



Neo-Platonism

Neo-platonism (or Neoplatonism) is a modern term used to designate the period of Platonic philosophy beginning with the work of Plotinus and ending with the closing of the Platonic Academy by the Emperor Justinian in 529 C.E. This brand of Platonism, which is often described as 'mystical' or religious in nature, developed outside the mainstream of Academic Platonism. The origins of Neoplaton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ra of Hellenistic syncretism which spawned such movement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as Gnosticism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A major factor in this syncretism, and one which had an immens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tonic thought,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Jewish Scriptures into Greek intellectual circles via the translation known as the Septuagi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creation narrative of Genesis and the cosmology of Plato's Timaeus set in motion a long tradition of cosmological theorizing that finally culminated in the grand schema of Plotinus' Enneads. Plotinus' two major successors, Porphyry and Iamblichus, each developed, in their own way, certain isolated aspects of Plotinus' thought, but neither of them developed a rigorous philosophy to match that of their master. It was Proclus who, shortly before the closing of the Academy, bequeathed a systematic Platonic philosophy upon the world that in certain ways approached the sophistication of Plotinus. Finally, in the work of the so-called Pseudo-Dionysius, we find a grand synthesis of Platonic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theology that was to exercise an immense influence on mediaeval mysticism and Renaissance Humanism.

Table of Contents

  1. What is Neoplatonism?
  2. Plotinian Neoplatonism
    1. Contemplation and Creation
    2. Nature and Personality
    3. Salvation and the Cosmic Process
      1. Plotinus' Last Words
    4. The Achievement of Plotinus
      1. The Plotinian Synthesis
  3. Porphyry and Iamblichus
    1. The Nature of the Soul
      1. The (re)turn to Astrology
    2. The Quest for Transcendence
      1. Theurgy and the Distrust of Dialectic
  4. Proclus and Pseudo-Dionysius
    1. Being -- Becoming -- Being
    2. The God Beyond Being
  5. Appendix: The Renaissance Platonists
  6. References and Further Reading

1. What is Neoplatonism?

The term 'Neoplatonism' is a modern construction. Plotinus, who is often considered the 'founder' of Neoplatonism, would not have considered himself a "new" Platonist in any sense, but simply an expositor of the doctrines of Plato. That this required him to formulate an entirely new philosophical system would not have been viewed by him as a problem, for it was, in his eyes, precisely what the Platonic doctrine required. In a sense, this is true, for as early as the Old Academy we find Plato's successors struggling with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his thought, and arriving at striking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Also, in the Hellenistic era, certain Platonic ideas were taken up by thinkers of various loyalties -- Jewish, Gnostic, Christian -- and worked up into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that varied quite considerably from what Plato actually wrote in his Dialogues. Should this lead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se thinkers were any less 'loyal' to Plato than were the members of the Academy (in its various form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preceding Plotinus)? No; for the multiple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uses made of Platonic ideas is a testament to the universality of Plato's thought -- that is, its ability to admit of a wide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this sense, Neo-Platonism may be said to have begun immediately after Plato's death, when new approaches to his philosophy were being broached. Indeed, we already see a hint, in the doctrines of Xenocrates (the second head of the Old Academy) of a type of salvation theory involv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wo parts of the human soul -- the "Olympian" or heavenly, and the "Titanic" or earthly (Dillon 1977, p. 27). If we accept Frederick Copleston's description of Neoplatonism as "the intellectualist reply to the ... yearning for personal salvation" (Copleston 1962, p. 216) we can already locate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ply as far back as the Old Academy, and Neoplatonism would then not have begun with Plotinus.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that Xenocrates' idea of salvation involved the individual;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he was referring to a unified human nature in an abstract sense. In any case, the early Hermetic-Gnostic tradition is certainly to an extent Platonic, and later Gnosticism and Christian Logos theology markedly so. If an intellectual reply to a general yearning for personal salvation is what characterizes Neoplatonism, then the highly intellectual Gnostics and Christians of the Late Hellenistic era must be given the title of Neoplatonists. However, if we are to be rigorous and define Neoplatonism as the synthesis of various more or less 'Platonistic' ideas into a grand expression of Platonic philosophy, then Plotinus must be considered the founder of Neoplatonism. Ye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se Platonizing Christian, Gnostic, Jewish, and other 'pagan' thinkers provided the necessary speculative material to make this synthesis possible.

2. Plotinian Neoplatonism

The great third century thinker and 'founder' of Neoplatonism, Plotinu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grand synthesis of progressive Christian and Gnostic ideas with the traditional Platonic philosophy. He answered the challenge of accounting for the emergence of a seemingly inferior and flawed cosmos from the perfect mind of the divinity by declaring outright that all objective existence is but the external self-expression of an inherently contemplative deity known as the One (to hen), or the Good (ta kalon). Plotinus compar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superior godhead with the self-ex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which proceeds from the perfect conception of a Form (eidos), to the always flawed expression of this Form in the manner of a materially derived 'personality' that risks succumbing to the demands of divisive discursivity, and so becomes something less than divine. This diminution of the divine essence in temporality is but a necessary moment of the complete expression of the One. By elevat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tatus of an actualization of a divine Form, Plotinus succeeded, also, in preserving, if not the autonomy, at least the dignity and ontological necessity of personality. The Cosmos, according to Plotinus, is not a created order, planned by a deity on whom we can pass the charge of begetting evil; for the Cosmos is the self-expression of the Soul, which corresponds, roughly, to Philo's logos prophorikos, thelogos endiathetos of which is the Intelligence (nous). Rather, the Cosmos, in Plotinian terms, is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concrete result or 'product' of the Soul's experience of its own Mind (nous). Ideally, this concrete expression should serve the Soul as a reference-point for its own self-conscious existence; however, the Soul all too easily falls into the error of valuing the expression over the principle (arkhê), which is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divine Forms. This error gives rise to evil, which is the purely subjective relation of the Soul (now divided) to the manifold and concrete forms of its expressive act. When the Soul,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existents, becomes thus preoccupied with its experience, Nature comes into being, and the Cosmos takes on concrete form as the locus of personality.

a. Contemplation and Creation

Hearkening back,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to the doctrine of Speusippus (Plato's successor in the Academy) that the One is utterly transcendent and "beyond being," and that the Dyad is the true first principle (Dillon 1977, p. 12), Plotinus declares that the One is "alone with itself" and ineffable (cf. Enneads VI.9.6 and V.2.1). The One does not act to produce a cosmos or a spiritual order, but simply generates from itself, effortlessly, a power (dunamis) which is at once the Intellect (nous) and the object of contemplation (theôria) of this Intellect. While Plotinus suggests that the One subsists by thinking itself as itself, the Intellect subsists through thinking itself as other, and therefore becomes divided within itself: this act of division within the Intellect is the production of Being, which is the very principle of expression or discursivity (Ennead V.1.7). For this reason, the Intellect stands as Plotinus' sole First Principle. At this point, the thinking or contemplation of the Intellect is divided up and ordered into thoughts, each of them subsisting in and for themselves, as autonomous reflections of the dunamis of the One. These are the Forms (eidê), and out of their inert unity there arises the Soul, whose task it is to think these Forms discursively and creatively, and to thereby produce or create a concrete, living expression of the divine Intellect. This activity of the Soul results in the production of numerous individual souls: living actualizations of the possibilities inherent in the Forms. Whereas the Intellect became divided within itself through contemplation, the Soul becomes divided outside of itself, through action (which is still contemplation, according to Plotinus, albeit the lowest type; cf. Ennead III.8.4), and this division constitutes the Cosmos, which is the expressive or creative act of the Soul, also referred to as Nature. When the individual soul reflects upon Nature as its own act, this soul is capable of attaining insight (gnôsis) into the essence of Intellect; however, when the soul views nature as something objective and external -- that is, as something to be experienced or undergone, while forgetting that the soul itself is the creator of this Nature -- evil and suffering ensue. Let us now examine the manner in which Plotinus explains Nature as the locus of personality.

b. Nature and Personality

Contempl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Soul, is for Plotinus a two-way street. The Soul both contemplates, passively, the Intellect, and reflects upon its own contemplative act by producing Nature and the Cosmos. The individual souls that become immersed in Nature, as moments of the Soul's eternal act, will, ideally, gain a complete knowledge of the Soul in its unity, and even of the Intellect, by reflecting upon the concrete results of the Soul's act -- that is, upon the externalized, sensible entities that comprise the physical Cosmos. This reflection, if carried by the individual soul with a memory of its provenance always in the foreground, will lead to a just governing of the physical Cosmos, which will make of it a perfect material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Cosmos, i.e., the realm of the Forms (cf. Enneads IV.3.7 and IV.8.6). However, things don't always turn out so well, for individual souls often "go lower than is needful ... in order to light the lower regions, but it is not good for them to go so far" (Ennead IV.3.17, tr. O'Brien 1964). For when the soul extends itself ever farther into the indeterminacy of materiality, it gradually loses memory of its divine origin, and comes to identify itself more and more with its surroundings -- that is to say: the soul identifies itself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Soul's act, and forgets that it is, as part of this Soul, itself an agent of the act. This is tantamount to a relinquishing, by the soul, of its divine nature. When the soul has thus abandoned itself, it begins to accrue many alien encrustations, if you will, that make of it something less than divine. These encrustations are the 'accidents' (in the Aristotelian sense) of personality. And yet the soul is never completely lost, for, as Plotinus insists, the soul need simply "think upon essential being" in order to return to itself, and continue to exist authentically as a governor of the Cosmos (Ennead IV.8.4-6). The memory of the personality that this wandering soul possessed must be forgotten in order for it to return completely to its divine nature; for if it were remembered, we would have to say, contradictorily, that the soul holds a memory of what occurred during its state of forgetfulness! So in a sense, Plotinus holds that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are not maintained at the level of Soul. However, if we understand personality as more than just a particular attitude attached to a concrete mode of existence, and rather view it as the sum total of experiences reflected upon in intellect, then souls most certainly retain their personalities, even at the highest level, for they persist as thoughts within the divine Mind (cp. Ennead IV.8.5). The personality that one acquires in action (the lowest type of contemplation) is indeed forgotten and dissolved, but the 'personality' or persistence in intellect that one achieves through virtuous acts most definitely endures (Ennead IV.3.32).

c. Salvation and the Cosmic Process

Plotinus, like his older contemporary, the Christian philosopher Origen of Alexandria, views the descent of the soul into the material realm as a necessary moment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divine Intellect, or God. For this reason, the descent itself is not an evil, for it is a reflection of God's essence. Both Origen and Plotinus place the blame for experiencing this descent as an evil squarely upon the individual soul. Of course, these thinkers held, respectively, quite different views as to why and how the soul experiences the descent as an evil; but they held one thing in common: that the rational soul will naturally choose the Good, and that any failure to do so is the result of forgetfulness or acquired ignorance. But whence this failure? Origen gave what, to Plotinus' mind, must have been a quite unsatisfactory answer: that souls pre-existed as spiritual beings, and when they desired to create or 'beget' independently of God, they all fell into error, and languished there until the coming of Logos Incarnate. This view has more than a little Gnostic flavor to it, which would have sat ill with Plotinus, who was a great opponent of Gnosticism. The fall of the soul Plotinus refers, quite simply, to the tension between pure contemplation and divisive action -- a tens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natural mode of existence of the soul (cf. Ennead IV.8.6-7). Plotinus tells us that a thought is only completed or fully comprehended after it has been expressed, for only then can the thought be said to have passed from potentiality to actuality (Ennead IV.3.30).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Plotinus places more value on the potential or the actual is really of no consequence, for in the Plotinian plêrôma every potentiality generates an activity, and every activity becomes itself a potential for new activity (cf. Ennead III.8.8); and since the One, which is the goal or object of desire of all existents, is neither potentiality nor actuality, but "beyond being" (epekeina ousias),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ether the striving of existents, in Plotinus' schema, will result in full and complete actualization, or in a repose of potentiality that will make them like their source. "Likeness to God as far as possible," for Plotinus, is really likeness to oneself -- authentic existence. Plotinus leaves it up to the individual to determine what this means.

i. Plotinus' Last Words

In his biography of Plotinus, Porphyry records the last words of his teacher to his students as follows: "Strive to bring back the god in yourselves to the God in the All" (Porphyry, Life of Plotinus2, my translation). After uttering these words, Plotinus, one of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passed away. The simplicity of this final statement seems to be at odds with the intellectual rigors of Plotinus' treatises, which challenge --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vanquish -- just about every prominent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era. But this is only if we take this remark in a mystical or ecstatic religious sense. Plotinus demanded the utmost level of intellectual clarity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humankind's relation to the highest principle of existence. Striving for or desiring salvation was not, for Plotinus, an excuse for simply abandoning oneself to faith or prayer or unreflective religious rituals; rather, salvation was to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dialectic. The fact that Plotinus, at the end of his life, had arrived at this very simple formulation, serves to show that his dialectical quest was successful. In his last treatise, "On the Primal Good" (Ennead I.7), Plotinus is able to assert, in the same breath, that both life and death are good. He says this because life is the moment in which the soul expresses itself and revels in the autonomy of the creative act. However, this life, sinc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ction, eventually leads to exhaustion, and the desire, not for autonomous action, but for reposeful contemplation -- of a fulfillment that is purely intellectual and eternal. Death is the relief of this exhaustion, and the return to a state of contemplative repose. Is this return to the Intellect a return to potentiality? It is hard to say. Perhaps it is a synthesis of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the moment at which the soul is both one and many, both human and divine. This would constitute Plotinian salvation -- the fulfillment of the exhortation of the dying sage.

d. The Achievement of Plotinus

In the last analysis, what stands 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mpressive accomplishment of Plotinus is the manner in which he synthesized the pure, 'semi-mythical' expression of Plato with the logical rigors of the Peripatetic and Stoic schools, yet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philosophy's most important task: of rendering the human experience in intelligible and analyzable terms. That Plotinus' thought had to take the 'detour' through such wildly mystical and speculative paths as Gnosticism and Christian salvation theology is only proof of his clear-sightedness, thoroughness, and admirable humanism. For all of his diale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erambulations, Plotinus' sole concern is with the well-being (eudaimonia) of the human soul. This is, of course, to be understood as an intellectual, as opposed to a merely physical or even emotional well-being, for Plotinus wa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temporary or the temporal. The striving of the human mind for a mode of existence more suited to its intuited potential than the ephemeral possibilities of this material realm, while admittedly a striving born of temporality, is nonetheless directed toward atemporal and divine perfection. This is a striving or desire rendered all the more poignant and worthy of philosophy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born in the depths of existential angst, and not in the primitive ecstasies of unreflective ritual. As the last tru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eek philosophical spirit, Plotinus is Apollonian, not Dionysian. His concern is with the intellectual beautification of the human soul, and for this reason his notion of salvation does not, like Origen's, imply an eternal state of objective contemplation of the divinity -- for Plotinu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human and god breaks down, so that when the perfected soul contemplates itself, it is also contemplating the Supreme.

i. The Plotinian Synthesis

Plotinus wa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defending the true Platonic philosophy, as he understood it, against the inroads being made, in his time, most of all by Gnostics, but also by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stead of launching an all-out attack on these new ideas, Plotinus took what was best from them, in his eyes, and brought these ideas into concert with his own brand of Platonism. For this reason, we are sometimes surprised to see Plotinus, in one treatise, speaking of the cosmos as a realm of forgetfulness and error, while in another, speaking of the cosmos as the most perfect expression of the godhead. Once we realize the extent to which certain Gnostic sects went in order to brand this world as a product of an evil and malignant Demiurge, to whom we owe absolutely no allegiance, it becomes clear that Plotinus was simply trying to temper the extreme form of an idea which he himself shared, though in a less radical sense. The feeling of being thrown into a hostile and alien world is a philosophically valid position from which to begin a critique and investig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indeed, modern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s have often started from this same premise. However, Plotinus realized that it is not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soul to simply escape from a realm of active engagement with external reality (the cosmos) to a passive receptance of divine form (within the plêrôma). The Soul, as Plotinus understands it, is an essentially creative being, and one which understands existence on its own terms. One of the beauties of Plotinus' system is that everything he say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spiritual and physical) can equally be held of the Soul. Now while it would be false to charge Plotinus with solipsism (or even narcissism, as one prominent commentator has done; cf. Julia Kristeva in Hadot 1993, p. 11), it would be correct to say that the entire Cosmos is an analogue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ul, which results in the attainment of full self-consciousness. The form of Plotinus' system is the very form by which the Soul naturally comes to know itself in relation to its acts;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Soul will always, therefore, be a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When we speak of the Plotinian synthesis, then, what we are speaking of is a natural dialectic of the Soul, which takes its own expressions into account, no matter how faulty or incomplete they may appear in retrospect, and weaves them into a cosmic tapestry of noetic images.

3. Porphyry and Iamblichus

Porphyry of Tyre (ca. 233-305 CE) is the most famous pupil of Plotinus. In addition to writing an introductory summary of his master's theories (the treatise entitled Launching-Points to the Realm of Mind), Porphyry also composed the famous Isago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Aristotle, which came to exercise an immense influence on Mediaeval Scholasticism. The extent of Porphyry's investigative interests exceeded that of his teacher, and his so-called "scientific" works, which survive to this day, include a treatise on music (On Prosody), and two studies of the astronomical and astrological theories of Claudius Ptolemy (ca. 70-140 CE), On the Harmonics,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stronomy of Ptolemy. He wrote biographies of Pythagoras and Plotinus, and edited and compiled the latter's essays into six books, each containing nine treatises, giving them the title Enneads. Unlike Plotinus, Porphyry was interested primarily in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salvific striving,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soul could most effectively bring about its transference to ever higher realms of existence. This led Porphyry to develop a doctrine of ascent to the Intellect by way of the exercise of virtue (aretê) in the form of 'good works'. This doctrine may owe its genesis to Porphyry's supposed early adherence to Christianity, as attested by the historian Socrates, and suggested by St. Augustine (cf. Copleston 1962, p. 218). If Porphyry had, at some point, been a Christian, this would account for his belief in the soul's objective relation to the divine Mind -- an idea shared by Origen, whom Porphyry knew as a youth (cf. 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p. 195) -- and would explain his quite un-Plotinian belief in a gradual progress toward perfection, as opposed to the 'instant salvation' proposed by Plotinus (cf. EnneadIV.8.4).

Iamblichus of Apamea (d. ca. 330 CE) was a student of Porphyry. He departed from his teacher on more than a few points, most notably in his insistence on demoting Plotinus' One (which Porphyry left unscathed, as it were) to the level of kosmos noêtos, which according to Iamblichus generates the intellectual realm (kosmos noêros). In this regard, Iamblichus can be said to have either severely misunderstood, or neglected to even attempt to understand, Plotinus on the important doctrine of contemplation (see above). This view led Iamblichus to posit a Supreme One even higher than the One of Plotinus, which generates the Intellectual Cosmos, and yet remains beyond all predication and determinacy. Iamblichus also made a tripartite division of Soul, positing a cosmic or All-Soul, and two lesser souls, corresponding to the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faculties, respectively. This somewhat gratuitous skewing of the Plotinian noetic realm also led Iamblichus to posit an array of intermediate spiritual beings between the lower souls and the intelligible realm --daemons, the souls of heroes, and angels of all sorts. By placing so much distance between the earthly soul and the intelligible realm, Iamblichu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would-be philosopher to gain an intuitive knowledge of the higher Soul, although he insisted that everyone possesses such knowledge, coupled with an innate desire for the Good. In place of the vivid dialectic of Plotinus, Iamblichus established the practice of theurgy (theourgia), which he insists does not draw the gods down to man, but rather renders humankind, "who through generation are born subject to passion, pure and unchangeable" (On the Mysteries I.12.42; in Fowden 1986, p. 133). Whereas "likeness to God" had meant, for Plotinus, a recollection and perfection of one's own divine nature (which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identical to nous; cf. Ennead III.4), for Iamblichus the relation of humankind to the divine is one of subordinate to superior, and so the pagan religious piety that Plotinus had scorned -- "Let the gods come to me, and not I to them," he had once said (cf. Porphyry, Life of Plotinus 10) -- returns to philosophy with a vengeance. Iamblichus is best known for his lengthy treatise On the Mysteries. Like Porphyry, he also wrote a biography of Pythagoras.

a. The Nature of the Soul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entitled Launching-Points to the Realm of Mind, Porphyry remarks that the inclination of the incorporeal Soul toward corporeality "constitutes a second nature [the irrational soul], which unites with the body" (Launching-Points 18 [1]). This remark is supposedly a commentary on Ennead IV.2, where Plotinus discusses 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All-Soul. While it is true that Plotinus often speaks of the individual soul as being independent of the highest Soul, he does th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in order to show how far into forgetfulness the soul that has become enamored of its act may fall. Yet Plotinus insists time and again that the individual soul and the All-Soul are one (cf. esp. Ennead IV.1), and that Nature is the Soul's expressive act (see above). Irrationality does not constitute, for Plotinus, a "second nature," but is merely a flawed exercise of rationality -- that is, doxa untempered by epistêmê --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 soul. Furthermore, the individual soul, which comes to unite with corporeality, governs and controls the body, making possible discursive knowledge as well as sense-perception. Uncontrolled pathos is what Plotinus calls irrationality; the soul brings aisthêsis(perceptive judgment) to corporeality, and so prevents it from sinking into irrational passivity. So what led Porphyry to make such an interpretative error, if error it was?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Porphyry had arrived at his own conclusions about the Soul, and tried to square his own theory with what Plotinus actually taught. One clue to the reason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may possibly lie in Porphyry's early involvement with Christianity. While Porphyry himself never tells us that he had been a Christian, Augustine speaks of him as if he were an apostate, and the historian Socrates states outright that Porphyry had once bee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elling us that he left the fold in disgust after being assaulted by a rowdy band of Christians in Caesarea (Copleston 1962, p. 218). In any case, it is certain that he was acquainted with Plotinus' older contemporary, the Christian Origen, and that he had been exposed to Christian doctrine. Indeed, his own spirited attack on Christianity ("Fifteen Argument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now preserved only in fragments) shows him to have possessed a wide knowledge of Holy Scripture, remarkable for a 'pagan' philosopher of that era. Porphyry's exposure to Christian doctrine, then, would have left him with a view of salvat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lotinus, who seems never to have paid Christianity much mind. The best evidence we have for this explanation is Porphyry's own theory of salvation -- and it is remarkably similar to what we find in Origen! Porphyry's salvation theory is dependent, like Origen's, on a notion of the soul's objective relation to God, and its consequent striving, not to actualize its own divine potentiality, but to attain a level of virtue that makes it capable of partaking fully of the divine essence. Thi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virtue, which sets the soul on a gradual course of progress toward the highest Good. Beginning with simple 'practical virtues' (politikai arêtai) the soul gradually rises to higher levels, eventually attaining what Porphyry calls the paradeigmatikai arêtai or 'exemplary virtues' which make of the soul a living expression of the divine Mind (cf. Porphyry, Letter to Marcella 29). Note that Porphyry stops the soul's ascent atnous, and presumably holds that the 'saved' soul will eternally contemplate the infinite power of the One. If Porphyry's concern had been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personality, then this explanation makes some sense. However,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true reason for Porphyry's rejection of the radically 'hubristic' theory (at least to pietistic pagans) of the nature of the individual soul held by Plotinus was a result of his intention to restore dignity to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of the Greeks (which had come under attack not only by Plotinus, but by Christians as well). Evidence of such a program resides in Porphyry's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Homer and traditional cultic practice, as well as his possibly apologetic work on Philosophy from Oracles (now lost). Compared to Plotinus, then, Porphyry was quite the conservative, concerned as he was with maintaining the ancient view of humankind's relatively humble position in the cosmic hierarchy, over against Plotinus' view that the soul is a god, owing little more than a passing nod to its 'noble brethren' in the heavens.

i. The (re)turn to Astrology

One of the results of Porphyry's conservative position toward traditional religious practice and belief was the 'return' to the doctrine that the stars and planets are capable of affecting and ordering human life. Plotinus argued that since the individual soul is one with the All-Soul, it is in essence a co-creator of the Cosmos, and therefore not really subject to the laws governing the Cosmos -- for the soul is the source and agent of those laws! Therefore, a belief in astrology was, for Plotinus, absurd, since if the soul turned to beings dependent upon its own law -- i.e., the stars and planets -- in order to know itself, then it would only end up knowing aspects of its own act, and would never return to itself in full self-consciousness. Furthermore, as we have seen, Plotinian salvation was instantly available to the soul, if only it would turn its mind to "essential being" (see above); because of this, Plotinus saw no reason to bring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to the picture. For Porphyry, however, who believed that the soul must gradually work toward salvation, a knowledge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humankind would have been an important tool in gaining ever higher levels of virtue. In fact, Porphyry seems to have held the view that the soul receives certain "powers" from each of the planets -- right judgment from Saturn, proper exercise of the will from Jupiter, impulse from Mars, opinion and imagination from the Sun, and (what else?) sensuous desire from Venus; from the Moon the soul receives the power of physical production (cf. Hegel, p. 430) -- and that these powers enable to the soul to know things both earthly and heavenly. This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the powers of the planets, then, would have made the mor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astrology quite useful and meaningful for an individual soul seeking to know itself as such. The usefulness of astrology for Porphyry, in this regard, probably resided in its ability to permit an individual,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is birth chart, to know which planet -- and therefore which "power" -- exercised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n his life. In keeping with the ancient Greek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the task of the individual would then be to work to bring to the fore those other "powers" -- each present to a lesser degree in the soul, but still active -- and thereby achieve a balance or sôphrosunê that would render the soul more capable of sharing in the divine Mind. The art of astrology, it must be remembered, was in wide practice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Plotinus' rejection of it was an exception that was by no means the rule. Plotinus' views on astrology apparently found few adherents, even among Platonists, for we see not only Porphyry, but also (to an extent) Iamblichus and even Proclus declaring its value -- the latter being responsible for a paraphrase of Claudius Ptolemy's astrological compendium known as the Tetrabiblos or sometimes simply as The Astronomy. In addition to penning a commentary on Ptolemy's tome, Porphyry also wrote his own 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 (by which is apparently meant "Astrology," the modern distinction not holding in Hellenistic times). Unfortunately, this work no longer survives intact.

(For more on this topic, see Hellenistic Astrology.)

b. The Quest for Transcendence

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was highly discursive, meaning that it oper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highest meaning, the most profound truth (even a so-called mystical truth) is translatable, necessarily, into language; and furthermore, that any and every experience only attains its full value as meaning when it has reached expression in the form of language. This idea, of course, placed the One always beyond the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soul, since the One was proclaimed, by Plotinus, to be not only beyond discursive knowledge, but also the very source andpossibility of such knowledge. According to Plotinus, then, any time the individual soul expresses a certain truth in language, this very act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 of the One. This notion of the simultaneous intimate proximity of the One to the soul, and, paradoxically, its extreme transcendence and ineffability, is possible only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purely subjective and introspective philosophy like that of Plotinus; and since such a philosophy, by its very nature, cannot appeal to common, external perceptions, it is destined to remain the sole provenance of the sensitive and enlightened few. Porphyry did not want to admit this, and so he found himself seeking, as St. Augustine tells us, "a universal way (universalem viam)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soul" (City of God 10.32, in Fowden, p. 132), believing, as he did, that no such way had yet been discovered by or within philosophy. This did not imply, for Porphyry, a wholesale rejection of the Plotinian dialectic in favor of a more esoteric process of salvation; but it did lead Porphyry (see above) to look to astrology as a means of orienting the soul toward its place in the cosmos, and thereby allowing it to achieve the desired salvation in the most efficacious manner possible. Iamblichus, on the other hand, rejected even Porphyry's approach, in favor of a path toward the divinity that is more worthy of priests (hieratikoi) than philosophers; for Iamblichus believed that not only the One, but all the gods and demi-gods, exceed and transcend the individual soul, making it necessary for the soul seeking salvation to call upon the superior beings to aid it in its progress. This is accomplished, Iamblichus tells us, by "the perfective operation of unspeakable acts (erga) correctly performed ... acts which are beyond all understanding (huper pasan noêsin)" and which are "intelligible only to the gods" (On the Mysteries II.11.96-7, in Fowden, p. 132). These ritualistic acts, and the 'logic' underlying them, Iamblichus terms "theurgy" (theourgia). These theurgic acts are necessary, for Iamblichus, because he is convinced that philosophy, which is based solely upon thought (ennoia) -- and thought, we must remember, is always an accomplishment of the individual mind, and hence discursive -- is unable to reach that which is beyond thought. The practice of theurgy, then, becomes a way for the soul to experience the presence of the divinity, instead of merely thinking or conceptualizing the godhead. Porphyry took issue with this view, in his Letter to Anebo, which is really a criticism of the ideas of his pupil, Iamblichus, where he stated that, since theurgy is a physical process, it cannot possibly translate into a spiritual effect. Iamblichus' On the Mysteries was written as a reply to Porphyry's criticisms, but the defense of the pupil did not succeed in vanquishing the persistent attacks of the master. While both Porphyry and Iamblichus recognized, to a lesser and greater extent, respectivel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lotinian dialectic, Porphyry held firm to the idea that since the divinity is immaterial it can only be grasped in a noetic fashion -- i.e., discursively (and even astrology, in spite of its mediative capacity, is still an intellectual exercise, open to dialectic and narratization); Iamblichus, adhering roughly to the same view, nevertheless argued that the human soul must not think god on its own terms, but must allow itself to be transformed by the penetrating essence of god, of which the soul partakes through rituals intended to transform the particularized, fragmented soul into a being that is "pure and unchangeable" (cf. On the Mysteries I.12.42; Fowden, p. 133).

i. Theurgy and the Distrust of Dialectic

According to the schema of Plotinian dialectic, the 'stance' of the individual soul is the sole source of truth certainty, being a judging faculty dependent always upon the higher Sou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who believes that the soul is immersed in Nature, instead of recognizing, as Plotinus did, the soul's status as an intimate governor of Nature (which is the Soul's own act), dialectic may very well appear as a solipsistic (and therefore faulty) attempt on the part of an individual mind to know its reality by imposing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strictures upon the phenomena that constitute this reality. Iamblichus believed that since every individual soul is immersed in the 'bodily element,' no soul i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ivine nature through the pure exercise of human reason -- for reason itself, at the level of the human soul-body composite, is tainted by the changeable nature of matter, and therefore incapable of rising to that perfect knowledge that is beyond all change (cp. Plato, Phaedrus 247e). Dialectic, then, as the soul's attempt to know reality, is seen by Iamblichus as an attempt by an already fallen being to lead itself up out of the very locus of its own forgetfulness. Now Iamblichus does not completely reject dialectical reason; he simply requests that it be tempered by an appeal to intermediate divinities, who will aid the fallen soul in its ascent back towards the Supreme Good. The practice of ritualistic theurgy is the medium by which the fallen soul ascends to a point at which it becomes capable of engaging in a meaningful dialectic with the divinity. This dependence upon higher powers nevertheless negates the soul's own innate ability to think itself as god, and so we may say that Iamblichus' ideas represent a decisive break with 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4. Proclus and Pseudo-Dionysius

Proclus (410-485 CE) is, next to Plotinus, the most accomplished and rigorous of the Neoplatonists. Born in Constantinople, he studied philosophy in Athens, and through diligent effort rose to the rank of head teacher or 'scholarch' of that great school. In addition to his accomplishments in philosophy, Proclus was also a religious universalist, who had himself initiated into all the mystery religions being practiced during his time. This was doubtles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amblichus, whom Proclus held in high esteem (cf. Proclus, Theology of Plato III; in Hegel, p. 432).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Proclus is more precise and logically ordered than that of Plotinus. Indeed, Proclus posits the Intellect (nous)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productive act (paragein) of the One; this is in opposition to Plotinus, who described the Intellect as proceeding directly from the One, thereby placing Mind before Thought, and so making thought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Intellect becomes alienated from itself, thus requiring the salvific act in order to attain the fulfillment of Being, which is, for Plotinus, the return of Intellect to itself. Proclus understands the movement of existence as a tripartite progression beginning with an abstract unity, passing into a multiplicity that is identified with Life, and returning again to a unity that is no longer merely abstract, but now actualized as an e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godhead. What constituted, for Plotinus, the salvific drama of human existence is, for Proclus, simply the logical,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However, by thus removing the yearning for salvation from human existence, as something to be accomplished, positively, Proclus is ignoring or overly intellectualizing, if you will, an existential aspect of human existence that is as real as it is powerful. Plotinus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alvific driv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rue philosophy, making philosophy a means to an end; Proclus utilizes philosophy, rather, more in the manner of a useful, descriptive language by which a thinker may describe the essential realities of a merely contingent existence. In this sense, Proclus is more faithful to the 'letter' of Plato's Dialogues; but for this same reason he fails to rise to the 'spirit'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Proclus' major works include commentaries on Plato'sTimaeus, Republic, Parmenides, Alcibiades I, and the Cratylus. He also wrote treatises on theTheology of Plato, On Providence, and On the Subsistence of Evil.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is undoubtedly the Elements of Theology, which contains the clearest exposition of his ideas.

a. Being -- Becoming -- Being

We found, in Plotinus, an explanation and expression of a cosmos that involved a gradual development from all but static unity toward eventual alienation -- a moment at which the active soul must make the profound decision to renounce autonomous existence and re-merge with the source of all Being, or else remain forever in the darkness of forgetfulness and error. Salvation, for Plotinus, was relatively easy to accomplish, but never guaranteed. For Procl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khê or 'ruling beginning' of all Life is the 'One-in-itself' (to auto hen), or that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rdering of all existents, insofar as existence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sovereign act or expression of this primordial unity or monad. The expression of this One is perfectly balanced, being a trinity containing, as distinct expressions, each moment of self-realization of this One; and each of these moments, according to Proclus, have the structure of yet another trinity. The first trinity corresponds to the limit, which is the guide and reference-point of all further manifestations; the second to the unlimited, which is also Life or the productive power (dunamis); and the third, finally, to the 'mixture' (mikton, diakosmos), which is the self-reflective moment of return during which the soul realizes itself as a thinking -- i.e., living -- entity. Thought is, therefore, the culmination of Life and the fulfillment of Being. Thought is also the reason (logos) that binds these triadic unities together in a grand harmonious plêrôma, if you will. Being, for Proclus, is that divine self-presence, "shut up without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ed in strict isolation" (Hegel, p. 446) which is the object of Life's thinking; this 'object' gives rise to that thinking which leads, eventually, to understanding (nous), which is the thought of being, and appears (ekphanôs), always, as 'being's begetter'. When the circle is completed, and reflected upon, logically, we are met with the following onto-cosmological schema: thought (noêtos, also known as 'Being') giving rise to its "negative" which is thinking (Hegel, p. 393) and the thought 'it is' (noêtos kai noêros), produces its own precise reflection -- 'pure thinking' -- and this reflection is the very manifestation (phanerôsis) of the deity within the fluctuating arena of individual souls. Being is eternal and static precisely because it always returns to itself as Being; and 'Becoming'is the conceptual term for this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cyclical play between that which is and is not, at any given time. "[T]he thought of every man is identical with the existence of every man, and each is both the thought and the existence" (Proclus, Platonic Theology III., in Hegel, p. 449). The autonomous drive toward dissolution, which is so germane to the soul as such, is wiped away by Proclus, for his dialectic is impeccably clean. However, he does not account for the yearning for the infinite (as does Plotinus) and the consequent existential desire for productive power falls on its face before the supreme god of autonomous creation -- which draws all existents into its primeval web of dissolution.

b. The God Beyond Being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life of the so-called Pseudo-Dionysius. For many centuries, the writings of this mystical philosopher we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from the pen of none other Dionysius, the disciple of St. Paul. Later scholarship has shed considerable doubt on this claim, and most modern scholars believe this author to have been active during the late fifth century CE. Indeed, the earliest reference to the Dionysian Corpus that we possess is from 533 CE. There is no mention of this author's work before this date. Careful study of the Pseudo-Dionysian writings has uncovered many parallels between the theurgical doctrines of Iamblichus, and the triadic metaphysical schema of Proclus. Yet what we witness in these writings is the attempt by a thinker who is at once religiously sensitive and philosophically engaged to bring the highly developed Platonism of his time into line with a Christian theological tradition that was apparently persisting on the fringes of orthodoxy. To this extent, we may refer to the Pseudo-Dionysius as a 'decadent,' for he (or she?) was writing at a time when the heyday of Platonism had attained the status of apalaios logos ('ancient teaching') to be, not merely commented upon, but savored as an aesthetic monument to an era already long pas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in this regard, that the writings of Pseudo-Dionysius do not contain any theoretical arguments or dialectical moments, but simply many subtle variations on the apophatic/kataphatic theology for which our writer is renowned. Indeed, he writes as if his readers already know, and are merely in need of clarification. His message is quite simple, and is manifestly distilled from the often cumbersome doctrines of earlier thinkers (especially Iamblichus and Proclus). Pseudo-Dionysius professes a God who is beyond all distinctions, and who even transcends the means utilized by human beings to reach Him. For Pseudo-Dionysius, the Holy Trinity (which is probably analogous to Proclus' highest trinity, see above) serves as a "guide" to the human being who seeks not only to know but to unite with "him who is beyond all being and knowledge" (Pseudo-Dionysius, The Mystical Theology 997A-1000A, tr. C. Luibheid 1987).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Pseudo-Dionysius the yearning for the infinite reaches a poetical form that at once fulfills and exceeds philosophy.

5. Appendix:`The Renaissance Platonists

After the closing of the Neoplatonic Academy in Athens by the Emperor Justinian in 529 CE, Platonism ceased to be a living philosophy. Due to the efforts of the Christian philosopher Boethius(480-525 CE), who translated Porphyry's Isagoge, and composed numerous original works as well, the Middle Ages received a faint glimmer of the ancient glories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St. Augustine, also, was responsible for imparting a sense of Neoplatonic doctrine to the Latin West, but this was by way of commentary and critique, and not in any way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 remained in the grip of Aristotelianism until the early Renaissance, when certain brilliant Italian thinkers began to rediscover, translate, and expound upon the original texts of Platonism. Chief among these thinkers were Marsilio Ficino (1433-1492) and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Ficino produced fine Latin translations of Plato's Dialogues, the Enneads of Plotinus, and numerous works by Porphyry, Iamblichus, Proclus, Pseudo-Dionysius, and many others. In addition to his scholarly ability, Ficino was also a fine commentator and philosopher in his own right. His brilliant essay on Fiv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ind is a concise summary of general Neoplatonic doctrine, based upon Ficino's own view that the lot of the human soul is to inquire into its own nature, and that since this inquiry causes the human soul to experience misery, the soul must do everything it can to transcend the physical body and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blessed angels (cf. Cassirer, et. al. (ed) 1948, p. 211-212). Giovanni Pico, the Count of Mirandola, was a colorful figure who lived a short life, fraught with strife. He roused the ire of the papacy by composing a voluminous work defending nine-hundred theses drawn from his vast reading of the Ancients; thirteen of these theses were deemed heretical by the papacy, and yet Pico refused to change or withdraw a single one. Like his friend Ficino, Pico was a devotee of ancient wisdom, drawing not only upon the Platonic canon, but also upon the Pre-Socratic literature and the Hermetic Corpus, especially the Poimandres. Pico's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in which he eloquently states his learned view that humankind was created by God "as a creature of indeterminate nature," possessed of the unique ability to ascend or descend on the scale of Being through the autonomous exercise of free will (Oration 3, in Cassirer, et. al. (ed) 1948, p. 224). Pico's view of free will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expressed by Plotinus, and indeed most other Neoplatonists, and it came as no surprise when Pico composed a treatise On Being and the One which ended on Aristotelian terms, declaring the One to be coincident with or persisting amidst Being -- a wholly un-Platonic doctrine. With Ficino, then, we may say that Platonism achieved a brief moment of archaic glory, while with Pico, it was plunged once again into the quagmire of self-referential empiricism.

6. References and Further Reading

  • Cassirer, Ernst; Kristeller, Paul Oskar; Randall, John Herman Jr. (editors) 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 Cooper, John M. (ed.),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1997).
  • Copleston S.J., Frederick,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I, part II): Greece and Rome (Image Books 1962).
  • Dillon, John (1977), The Middle Platonis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usebius (tr. G.A. Williamson 1965),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Penguin Books).
  • Fowden, Garth,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Hadot, Pierre (tr. M. Chase), Plotinus, or The Simplicity of Vis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tr. E.S. Haldane and Frances H. Simson),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II): Plato And The Platonists (Bison Books 1995).
  • Jaeger, Werner, 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Layton, Bentley (1987), The Gnostic Scriptures (Doubleday: The Anchor Bible Reference Library).
  • O'Brien S.J., Elmer (1964), The Essential Plotinus: Representative Treatises From The Enneads (Hackett Publishing).
  • Origen of Alexandria, Commentary on John, tr.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 vol. X. (Eerdmans 1979, reprint).
  • Origen of Alexandria, On First Principles [De Principiis], tr.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 vol. IV. (Eerdmans 1979, reprint).
  • Philo of Alexandria (tr. F.H. Colson and G.H. Whitaker), 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De Opificio Mundi], in vol. 1 of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of Phil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 Plotinus (tr. A.H. Armstrong), The Enneads, in seven volum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Porphyry (tr. K. Guthrie), Launching-Points to the Realm of Mind [Pros ta noeta aphorismoi] (Phanes Press 1988).
  • Porphyry (tr. A. Zimmern), Porphyry's Letter to His Wife Marcella Concerning the Life of Philosophy and the Ascent to the Gods (Phanes Press 1986).
  • Porphyry (tr. A.H. Armstrong), Life of Plotinus [Vita Plotini], in volume one of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of Plotin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Proclus (tr. T. Taylor), Lost Fragments of Proclus (Wizards Bookshelf 1988).
  • Proclus (tr. T. Taylor), Ten Doubts Concerning Providence, and On the Subsistence of Evil (Ares Publishers 1980).
  • Pseudo-Dionysius (tr. C. Luibheid 1987), Pseudo-Dionysius: The Complete Works (Paulist Press).

Author Information

Edward Moore
Email: patristics@gmail.com
St. Elias School of Orthodox Theology
U. S. A.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24.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