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写作的人，一定是爱好写作。我赞同这种看法。我也觉得，我写是因为我喜欢写。不过，我觉得写作的人除了享受写作的兴趣之外，好想很多时候是在回应冥冥之中收到的的功课，让你不得不写，并且写得停不下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吧。而这种灵感，也是顺服了上天派给自己的任务。

我发现，从我开始写作，就不是我在主导我想要写的文字。从十几年前给报纸写专栏，到后来写书，没有几样内容是我自己主动想到的，或者逼着自己写的。既然上天赐我一颗喜欢写作的心，又给我一个题目，我尽力去做就是了。

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每一段经历、每一个遇到的人，都有意义。写作让我更关注生活。我写的文字，都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我希望从生活中理顺我们跟自己、与天、与地、与人的关系，好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活得开心。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从不过问政治。如果有人从我写的文字里感受到政治的味道，那一定是“自作多情”了。比如，我写台湾，那是我的经历、我的朋友，跟那个国土、那个文化有关。这种关系与我们的生活质量有关。台湾属于哪个国家，不是我说了算的。我也不会有这个热情去呐喊。只要台湾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外人有什么资格插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犯得上强迫人家必须接受我的认同吗？

我知道这样讲，又会有人拍砖。但请不要强迫我，也不要强迫我的读者认同台湾属于谁。台湾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货币，这些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象征呢？但是上天没有给我使命，去审理和决定台湾的命运。上天给我的工作，是打理好家政、照顾好家人，包括我的小狗小猫。这些年来，我作为一名心理辅导师在工作中帮助我的当事人重建自己、重建家庭；用文字与读者分享对生活的感受和感想。

几年前，我偶遇一位美国人葛瑞教授。他会讲几句中文，去过中国讲学和旅游多次，我跟他聊中国的茶叶，他却对我说，你要写一本关于爱的书。他认为，“有些中国人以为他们懂得爱，但是其实并不明白爱是什么…而且这样的书没有人写”。我做了很多的了解，还专门跑了一趟北京。我发现这位美国教授讲的话令我信服。

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这世界其实没有偶然的事件。我来美国读书，在图书馆打工遇到我的老板欧博士。他是图书馆的馆长。我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跟他聊起“爱”的话题来，不过当时我不以为然。几年后经历了一些故事，我意识到爱的确是一条生活最为重要的法则。我回到学校，请求欧博士收我为徒。十年过后，竟有人要我写中国文化中的爱。我很清楚，假如我早就懂得这个法则，我的生活会少走许多的弯路，少犯很多的错误，少留许多的遗憾；会有更多的幸福。

但这个看似简单不过的字眼，触犯了中国文化的底线。不是没有过挣扎，不过最后我选择顺服心中的感动，花了几年的时间和心血，甚至放弃了工作，写成《慈祥与残酷：透视中国式父母之爱》这本书。写作的过程给了我更多的经历、更多的故事、更丰富的生活。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至于谁会有兴趣阅读，那就不管我的事了。不过，从这本书在台湾热销，到远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洲等地，被越来越多的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各大院校图书馆收藏，我想我还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写完这本书，增加了我对写作的乐趣；是我个人的成长；是为此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这本书，也许不会带给人们视觉和心理上的享受，但是它的确迫使聪明人反思；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世界、认识文化、认识生活、认识人性，更认识自己。更大的意义，是我有机会遇到欧博士和葛瑞教授，一个教给我爱的法则，一个要我把这个法则传递给我的同胞。还有美国的苏黎先生。他为这本书在美洲的发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将来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因为掌握了这个生活法则，在职场上更加成功的时候，他今天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值得了。

写作是一个创造。我发现，推翻一个旧的理念，建立一个新的观念，不仅是创造，而且是一个团队的创造。我庆幸，我参与了这个创造的团队。我庆幸，我没有逃避。

《慈祥与残酷：透视中国式父母之爱》被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北市立图书馆、国立台北大学图书馆、台北彰化高级中学图书馆、国立台北教育学院、中原大学张静愚纪念图书馆、中国浙江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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