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頭二十七年在毛主席領導下，製造導致的怨假錯案之多，超過歷代帝王。連毛崇敬讚美的秦始皇、漢劉邦、隋煬帝、朱元璋，雍正，斯大林、波爾布特、金家父子···也都自覺汗顏，喟嘆不如。真正稱得上製造冤假錯案的冠軍了。若吉尼斯世界紀錄要收此類第一，毛入選定然名副其實，當之無愧。只可惜吉尼斯尚無此項紀錄。

更離奇的是：1956年毛對科學家千萬不要把麻雀列入四害之一的建言獻策，竟置之不理，嗤之以鼻，一意孤行。他剛愎自用，硬把鳥類王國的不起眼的小麻雀，欽定為與老鼠、蒼蠅、蚊子必除的四害之一。1958年春，發動全國黨政軍民學，不分男女老幼齊上陣，打了一場圍剿麻雀的人民戰爭。新聞廣播報刊開足馬力，狂熱宣傳報道，大肆表彰滅雀英雄。報載：僅當年四月全國就打滅麻雀19.6億隻；可謂戰果顯赫輝煌。曾被譽為征服大自然的偉大勝利。當時我所在單位，共有幹部勤雜人員三百多人，也奮起響應毛主席號召，同全市人民一起奮戰三天三夜。上房爬樹，敲鑼打鼓，搖旗吶喊，迫使麻雀在天空疲於奔命，不能喘氣落下，直到斃命。當時我們非常崇迷領袖，毫不懷疑毛主席消滅麻雀的英明正確偉大決策；為消滅麻雀盡了力，流了汗。現在反思回頭看，發現這是多麼愚蠢、荒唐、滑稽的事。在這場生態悲劇中，扮演了不光彩的丑角。

所謂的除四害，將蒼蠅、蚊子、老鼠斥之為害，自然是對的。消滅四害應用科學的方法。徹底消滅恐怕不可能；只能做到大大減少。現今科技已多麼發達；連高度發達國家都不能徹底消滅四害，就系明證。

1960年毛終於把麻雀換成臭蟲也是正確的。從此，再也未大張旗鼓地搞群眾運動，去消滅了，無疑也是好的。這是否標誌着毛主席已痛改前非，為麻雀正名呢？

1959年春農村傳來蟲災遍地的消息，有關部門寫了不要再消滅麻雀的報告給毛主席。1959年7月，有個鳥類學家，勇敢給毛主席上書說：我願以鳥類學家的資格，用我的生命為麻雀擔保，它無害，甚至對人類有益。所以我懇請主席收回成命。可毛在廬山會議上竟說：“有人提，除四害，消滅麻雀不行。現在麻雀成了大問題。我看麻雀還是要消滅。”科學家聽到毛的這番談話以後，暗地感嘆發牢騷說：為麻雀翻案比為曹操翻案意義大；但卻比為曹操翻案還難。有些科學家出於良知，出於麻雀吃害蟲比吃糧谷多，益大於弊，不應消滅；在城市林區，更是有益無害。因而據理力爭，繼續為麻雀辯護。直到1960年3月，毛終於勉強在一次會議上說：“再有一事，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蟲吧。”這樣麻雀才擺脫了在中國滅頂之災的厄運。這是毛知過能改的罕有一例。

麻雀雖被赦免，但竭力為麻雀說好話的科學家，在文革中，卻歷盡劫難。曾為麻雀喊過冤的著名鳥類科學家朱冼，即是已死，也不能饒恕。竟遭到墓碑被砸、墳墓被掘，屍骨被鞭打搗毀的懲罰、侮辱。其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朱冼，竟賊膽包天，把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消滅麻雀，同普魯士封建帝王腓勒特下令撲滅麻雀等同類比，其用心何其毒也！鳥類專家鄭作新在文革中遭殘酷批鬥、專政、折磨。其罪名是：為麻雀評功擺好，利用麻雀大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毛主席為曹操翻案，為殷紂王翻案，為隋煬帝翻案，為武則天翻案·····十分積極；但卻從未為自己製造的眾多人的冤假錯案羞悔過一二。相反卻經常講：翻案不得人心；必須大批翻案風。更不許為文革翻案。1975年，鄧小平就因進行整頓，不為文革評功擺好，毛才再次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剛剛起用的鄧小平再次予以打倒。

事實是：批兩個凡是，為中共黨史上的冤假錯案，為新中國前二十七年間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撥亂反正，確是大得人心，甚得人心的之舉。中共、鄧公、胡耀邦等1978年以後所以能贏得人心，此乃重要原因之一。

黨內一批元老，共謀罷黜胡耀邦、趙紫陽總書記的冤案，鎮壓8964學潮的冤案，何時才能順應民心，平反昭雪，尚不得而知。但我堅信中國人民總回等到這一天的。鄧的改革開放勛功，給中華人民帶來了福音多多，將永輝史冊。但不幸，又重蹈毛主的覆轍，不能不使人感到萬分惋惜、遺憾。

望後來人牢記前人的慘痛教訓：與其以後費力大搞平反，倒不如當初就不製造冤假錯案，豈不更好！

毛主作為紅太陽大救星，當權者執政者，痴迷不悟，不肯接受歷史教訓，為了維護個人至尊權威，以言定罪，大搞文字獄，豈不更悲乎？對此，作為同戰友、高幹、黨員、旁觀者、被愚弄的人民大眾心中是有數的；可他們只能乾瞪眼，敢怒而不敢言，卻毫無制約辦法，這豈不更為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