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與我的論戰

1994年初，友人張小弟受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和中國扶貧基金會授權，負責籌辦《中國貧困地區》雜誌，我參與籌辦。小弟在國家新聞出版署辦妥刊號，我個人墊資8000元，在月壇銀行為雜誌社開了賬戶。我們在北京西三環花園村租了一個小院，三間平房。開張時僅有三人：小弟、我、小賈。小弟任總編，我和小賈做編輯、記者、部門經理，兼管排版、發行、廣告。初期幾個月因無多少經費，誰也不領工資，靠個人儲蓄維持生存。

一天，來了位衣着邋遢、頭髮蓬亂、面唇發紫的人，小弟介紹他與我認識，此人就是著名作家王小波，那時還不怎麼著名，從美國海歸了。他太太叫李銀河，是個研究性學頗有名氣的美國博士。認識之後，小波常來編輯部，每次都與我們天南地北海聊一通才走。我懂些醫學，看到小波面唇發紫，判定他有心臟病。心臟有病，血液就會缺氧，面唇就會發紫，這種人猝死的機率大。他說他成天玩命地用電腦寫作，我暗自為他擔心，但沒好意思說出來。

辦雜誌最怕沒有知名度。有了知名度，稿源、發行量、廣告費、贊助費都會隨之而來。《中國貧困地區》是一本旨在推動扶貧事業的雜誌，而扶貧恰恰又是國人並不熱衷參與的事業，窮人們饑寒交迫受欺壓的慘狀，遠不及女明星肚子又被哪個男人搞大的消息更引人關注。我們常常討論，如何能把這本扶貧雜誌的知名度提升上去。

有一天，我們又討論時，小弟忽然想到一招，對我和小波說：“你倆來場論戰，焦點是富人有沒有義務扶貧。如何？”

我說：“妙，肯定能轟動。”

小波也同意。

接下來就是討論怎麼論戰。小弟讓小波做正方，我做反方。正方要論證富人有義務扶貧，反方要論證富人沒義務扶貧。

小波對我嘿嘿笑道：“小何，這回你可要吃虧了，到時候，全國老百姓會罵死你。”

我也嘿嘿笑道：“放心，到時候挨罵的肯定是你。”

小波第二天下午就拿來了稿子，是連夜用電腦直接寫成的，洋洋數千字，從若干角度論證了富人有義務扶貧。我一氣看完,很佩服他為窮人仗義直言的澎湃激情和寫作水平，那詞句就象一排排驚天巨浪，席捲着高尚道德和高妙理論，劈頭蓋臉而來。

小波要看我的稿子，我說還沒寫。他問我為何不寫？我說：“我一動筆，就會對準政府開炮。我的論點是，有義務扶貧的唯有政府而已。因為政府掌握着整個國家的龐大資源，又是社會總管，理應承擔扶貧義務。至於其他人，包括富人，統統沒有扶貧義務。富人只有自願與不自願的選擇，而自願不該用任何方式包括輿論方式強迫。富人已向政府納了稅，政府收了稅，卻不盡責扶貧，反過來逼富人扶貧，是瀆職；你把富人罵得愈狠，政府就愈能趁機推卸責任，這樣一來，你也就成了護主的官狗。”

小波聽了我的一席話，愕然。他這次沒有反駁我，嘟囔了一句：“媽的！我應該做反方才對。”

我與小波的論戰就這樣未遂了。

過了些日子，深圳市委書記李灝捐給雜誌社18萬元，大概是社長吳象（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給弄來的，我們的貧困狀態得以緩解，再也沒策划過炒作。

小波比我大兩歲，活到今年應是63歲了，可惜他45歲就英年早逝，這篇短文就算是我對他的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