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不潔之人-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四五十年代的中國，絕大多數的百姓都是文盲，知道胡風的人微乎其微，而知道潘漢年的國人恐怕就更少了，除了在上海之外，潘漢年在民間不會有什麼影響力。就是在為數不多的知道胡風的人當中，把他當作詩人的要遠遠多於把他當作文藝理論家的。許多人知道胡風，恰恰是通過那首歌頌毛澤東的長詩《時間開始了》。在詩中，作者將他心中的毛澤東幾乎比作了踏破洪荒、開創宇宙的上帝。

胡風、潘漢年這樣兩個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小人物到底犯有什麼“可殺之罪”，居然讓毛澤東這樣掛懷？潘漢年的核心罪行據說是因為他隱瞞當年私自會見汪精衛一事，而這只是一件已經過去十多年的陳年舊事，當時毛澤東對此事並非毫不了解，而這個歷史事件對現時的政局更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況且，政治家在必要的時候和魔鬼擁抱都不在乎，對於這等小事，原本就不拘小節的毛澤東理應一笑置之。即便感覺此類事情張揚出去於黨、於己不利，也應當淡化處理，充其量將潘漢年棄之不用、軟禁起來也就夠了。如此不念潘漢年曾經立下的汗馬功勞，而大張旗鼓地處理這件事，反倒暴露了黨的重要機密。而後又把彼此關係極不融洽的饒漱石和潘漢年搞成“集團”，更令人望而生疑了。而胡風的被捕也非常奇怪，原本不過文人之間的一場爭議而已，彼此爭相標榜正統，逞一時書生意氣。固然毛澤東對意識形態極端敏感，有意用延安文藝精神統一思想，僅周揚一班人就足以把胡風等人整得靈魂出竅，身為最高領袖也大可不必御駕親征。

潘漢年被逮捕，事先毫無徵兆，連為潘漢年傳書的陳毅也倍感驚訝，而胡風被捕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兩位欽犯的所謂罪證幾乎都是在他們身陷囹圄之後才發現的，不過是為領袖痛下辣手的正當性背書而已。胡風事件的重要當事人舒蕪事後也多次講到：“真沒想到會搞得那麼厲害！周揚他們也沒想到”。當年直接操刀批判胡風的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林默涵後來也坦承：“這是一個事先誰也沒有料到的問題，我回答起來也不大容易。”時任毛澤東的秘書、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說到：“胡風事件寫的人較多，書出了不少。這些事說起來比較麻煩。”2胡喬木自始至終都親自參與處理胡風問題，加上他核心幕僚的身份，其中的內幕想必心知肚明。此人至死都在一心維護主公，於晚年說過許多大事，而胡風不過是領袖處置過的一介在野書生，胡喬木為何覺着這件事“比較麻煩”？

儘管潘漢年和胡風罪名相異、緣由不同，冤案平反後有關部門給出他們落難的原因卻基本相同：“主要是當時（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羅青長），“當時，毛澤東在思想上存在着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的‘左’的情緒。”3。作為一個極端冷靜的政治家，毛澤東對大局的判斷和把握難道真的如此脫離實際？那時，他擁有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和最嚴密的組織體系，在內徹底消滅和解除了一切敵對武裝，鎮反又殺掉了近八十萬反革命，連前朝的鄉長、保甲長差不多都清除光了，在外又打敗了朝鮮戰爭中的西方列強，毛澤東的江山簡直如鐵桶一般。為這麼對兩個小人物如此大動干戈，毛澤東顯然是別有懷抱。所謂“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的說法和後來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解釋是同一個邏輯，只是這些大而化之的說法似乎在有意掩蓋政治理論家和政治家的根本區別，以及高層政見之爭和權力之爭這兩者之間難解難分的關係，尤其淡化了政治家對權力的敏感和貪婪的本性。

讓我們先回到那個時代，據此來把握當時領袖群體的脈搏。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東方陣營如喪考妣，中國派出了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一個規格並不太高的代表團參加其3月9日的葬禮，主要成員有李富春（已在蘇聯，正在同蘇方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相關問題的談判）、羅瑞卿和駐蘇聯大使張聞天等，毛澤東是唯一一個缺席的共產黨國家的領袖。就在周恩來還在莫斯科忙於公幹的時侯，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該決定還對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重新作了分工，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領導人“直接向中央負責，並加重其責任”，確定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等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監察、民族、人事等工作由鄧小平負責；周恩來除名義上負總責外，具體工作只分管外交，職權範圍大大削減。3月26日周恩來自莫斯科返回北京，當天即發出《關於撤消政府黨組幹事會的通知》：“（一）政府黨組幹事會自即日起正式撤消，今後各黨組及黨組小組均由中央直接領導。（二）凡有關各委及各部門黨組的人員變動及其它有關組織問題的各項事宜，自即日起應直接向中央組織部請示和報告。”

一般認為，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其實，這只是事實的一個方面，毛澤東和中共依然受到斯大林的全面轄制，毛澤東頭上無疑還有一個太上皇。就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在延安整風中徹底失敗後，中共新的五大書記中，除毛朱二人外，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依然和蘇聯有很深的淵源。1930年周恩來赴莫斯科時，斯大林因對向忠發等“工人領袖”失望，曾希望他擔任中共最高領導，周恩來卻自認為不適合當第一把手，而是扶持了其他人，王明、博古等人的上位就和周恩來有很大關係。不過後來斯大林對周恩來一直稱讚不已，在1949年夏天還對為謀劃新政權成立而專程覲見的劉少奇說道：“你們有周恩來這麼一個現成的總理，從哪裡找這麼一位好總理啊！”

在中共立國後不久，毛澤東就對劉少奇負責黨務、周恩來總攬政務的高層權力格局心懷不滿。一向主張“一元化領導”的毛澤東，曾經多次指責當時的中央政府存在所謂“分散主義”的問題，甚至還抱怨“什麼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處）”。斯大林的死亡不僅引發了毛澤東繼承其衣缽的雄心，也帶來了毛澤東重新調整高層權力格局的契機，其重要的步驟便是利用高崗來平衡和抑制周恩來、劉少奇。然而，由於高崗缺乏高層政治鬥爭經驗，不慎引發了各方反彈。為了維護了自己的權威，避免黨內分裂，毛澤東只得相機應變，甩出了高崗。這場原本指向周、劉的鬥爭，結果卻以高崗的自殺而不得不暫時做了了解。據高崗夫人披露，毛主席知道高崗死了，非常生氣，對周恩來大發脾氣，說：“你們把高崗問題處理的複雜化，擴大化了。你們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以這樣的方式收場顯然有悖於毛澤東的初衷，面對這種近乎於弄巧成拙的結局，不知道毛澤東內心里是否會有一種挫敗感。也就在高饒事件落幕不久，從1955年4月初到5月中旬這一個多月時間內，潘漢年案和胡風案就接連發生。此後，已經做了五、六年冷板凳的康生於1956年進入北京，這顯然是“五馬進京”（五個大區首腦到中央工作）後的又一次重大人事布局，而康生的職權範圍和周恩來恐怕有很大的重合。

潘漢年案件事發突然，落在1955年4月這個時間點固然有極大的偶然因素，如此功臣卻以這等些些小事而被捕則更屬偶然。而已經持續了數年之久的胡風問題，也在這個時間點陡然發生了本質性的突變，恐怕就不是偶然事件了。除了時間點敏感之外，兩個案子的無厘頭也極為相似。潘漢年做一個為中共事業成功起到過重大作用的情報首腦，突然變成內奸，其突兀之處令人生疑；而胡風案，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居然在革命成功後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羅瑞卿、胡喬木等人也不會相信。但是，天底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在這兩個案件看似荒謬、不合邏輯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隱而不顯的邏輯存在。這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案件中，卻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潘漢年和胡風兩位欽犯恰恰都與周恩來有極深的淵源！

胡風自1937年至1949年前後，就一直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左翼文學活動，深得周恩來的讚許。用某些人的話說，胡風也算得上是周恩來的“身邊人”。而胡風對周恩來的知遇之恩也極為感戴，以至於在書信中把僅僅年長他四歲的周恩來尊稱為“父周”。後來，胡風在給中央的上書（30萬言書）中，還極力表白了他和周恩來的關係，以示他對中共的忠誠。做為政治家的周恩來，當然是從政治的角度和胡風交往的，可能不像胡風那樣看重雙方的私誼。但是，胡風和周恩來關係密切在文化人當中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潘漢年和周恩來的關係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漢年就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並在顧順章叛變後，和陳雲、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首腦之一、上海灘上的神秘“小開”。到達江西蘇區後，潘漢年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先後參與和十九路軍、粵軍的談判，由此成為紅軍的“外交部長”，後來又協同周恩來參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正如周恩來在潘漢年被捕後對情報系統官員所言：“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麼？”4內心是否緊張，他人無法斷定，但是，在中共高層中周恩來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卻是確鑿無疑的。

潘漢年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只用了一天時間，其中的演變過程過於隱秘和突然，相關檔案至今還處於秘密狀態。那麼，讓我們先對持續多年的胡風案件的演變進行一番分析，由此可以看清高層內部的較量。

胡風案件最初是由胡風和周揚等人的衝突引發的，他們之間的矛盾源自三十年代的“左聯”時期，其中既有文藝理論上的因素，也有人事上的因素，胡風和周揚等人可謂同志加宿敵。在民國時代，大家基本上還處於平等地位，彼此的交鋒只能通過文章和對話。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以周揚、胡喬木為代表的“延安知識分子”成為文化的領導者，胡風及其追隨者已處於受冷落、受排擠的地位，雙方的關係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

自立國之初，周揚等人就一直在部署和開展對胡風等人的整肅，當時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恩來對此也有過批示，但基本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來對待胡風和周揚之間的爭論的。直到周揚等人最後圍剿胡風的時候，周恩來還曾要求他們不要先帶着誰對誰錯的觀念進行爭論。周恩來清楚周揚與胡風在歷史上結怨很深，由周揚等人主導這次批判並不恰當。不過，周恩來基本上默認了周揚等人的為所欲為。值得對比的是，在日後進行的對丁玲的批判時，周恩來卻指示和安排周揚迴避。蓋因為，胡風是周的“身邊人”，而丁玲曾經是毛的“身邊人”。周恩來的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鬥爭，越是和他有明顯淵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關照。有時為了顯示自己的鐵面無私，甚至還要格外嚴苛。

毛澤東對這場批判也早就知情，在胡風上書中央《30萬言書》之後，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揚的文章“我們必須戰鬥”，對胡風提出的建議和批評進行了反駁，該文就經過了毛澤東的修改。儘管文章言辭激烈，在定性上也僅僅把胡風從“同志”改為了“先生”，並沒有否認“胡風先生”在文藝事業上的勞績，其批判依然限於思想方面，或者說還是按照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5年的2月26日高層還在毛澤東處開會，討論對胡風如何展開批判等問題。參加者除周外，還有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彭真、陸定一、胡喬木、胡繩等。由此可見，胡風問題已經成為高層討論的話題。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問題的定性陡然發生變化。為了製造一個胡風兩面派的形象，這天的《人民日報》同時也發表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然而，卻選用了未完善的中間稿，對胡風尤其不利。當天，周恩來接到胡風的電話，說《人民日報》發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這裡面肯定有鬼！”驚恐不安的胡風請求周恩來出面過問此事。周恩來隨即打電話給周揚和《人民日報》負責人鄧拓，核實清楚後，指示《人民日報》既然搞錯了，要發篇檢討。奇怪的是，作為政務院總理直接下屬的文化部長周揚卻置總理的指示於不顧，直接去請示毛澤東如何處置。毛澤東告訴周揚：甚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反革命了，……胡風是要逮捕的。5

毛澤東曾經說過，“經過延安整風，我結識了幾個親密的朋友。有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還有周揚。”周揚如此無所顧忌地放手痛打胡風，並非他不知道胡風和周恩來的關係。只不過，周揚仰仗毛澤東的寵信，對周恩來有所忽略而已。一邊是有理有權、聖眷正隆的周揚，另一邊是不識時務、不知深淺的胡風，周恩來自然只能做做官樣文章，公事公辦，任周揚等人為所欲為。文革開始後，毛澤東的那幾個親密朋友除胡喬木外全數落馬，周揚也身陷囹圄。文革末期，歷盡磨難的周揚出獄後，曾書信一封給周恩來，估計其中對當年胡風一事有所涉及，沒想到卻惹得已經奄奄一息的“父周”大怒。6恐怕當初之事讓周恩來二十多年一直耿耿於懷，乃至於方有今日之怒氣。而周揚在吃盡苦頭之後似乎還是沒有參透，否則，就不會這樣自討沒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