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我们院子里的一个老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他就有一把白胡子了，我们小孩都叫他‘王爷’，大人们则称他‘王先生’。在我们小城，在49年后的语境里，称人‘先生’绝对是一种敬而远之，甚至是一种划清界线的表示，被称为‘先生’的人一定也就不是自己人，自己人是要称‘同志’的。

确实，王先生还真不是革命队伍里的人。王先生大名叫王苍，解放前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他信佛，有发自内心的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1942年我们家乡大灾荒（老辈人提起，总说‘三十一年年馑’），饿殍遍野，穷人卖儿卖女。王先生在家乡搭起粥棚，四乡饥民蜂拥而至。王先生还收养饥民的弃儿，来者不拒，救助无数儿童。自此，王先生‘大善人’的美名不胫而走。48年共产党一来搞土改，王先生马上交出全部家产：土地、房屋、家庭资材。以当时土改的凶残和不留情面，也实在不好意思对王先生下手，只好顺水推舟，给王先生了一个‘开明士绅’的虚名，让他住到县城里养起来了。当时县一级还没有‘政协’这样的名堂，不像现在，县政协是‘党、政、人大、政协’四大班子之一，有臃肿的编制和豪华的办公场所，王先生就住在县政府院子里的一间小屋里。

一开始王先生孤身一人，没有别的家人，没有老伴，也没有子女在身边，说是他有两个儿子，陆续都死了。若是信因果，王先生一生积德行善，或许是要赎前世深重的罪孽吧。他的第二个儿子死后，儿媳改嫁，六十年代初王先生的孙女来到他身边，祖孙二人相依为命。他孙女上小学和我同班，由此我有机会常进出王先生的家。他们住两间小屋，孙女住外间，王先生住里间，每人一张床、一张桌子，简单的衣物放在箱子里，王先生还有一些中医的书。由此我推断土改时王先生是将家里所有的家产全都交出去了。

尽管住在县政府，也有一份工资，王先生其实是没有任何事情做的，新政权的事情也不允他沾手，他也深知，所以他拿把大扫把春夏秋天扫院子，冬天扫雪。王先生高大的身躯，腰杆笔挺，一大把白胡子，每天一扫吧一扫吧在院子里扫。每天早上，王先生都背起一个粪筐出门，将大街上夜里拉车路过的马和牛的粪便一滩一滩用铲子铲到背上的粪筐里，到市声起时，把拣到的粪随便倒在庄稼地里。反正那时已经是人民公社了，任何一块地都是集体的。

有人悄声跟我说过，王先生懂医道，我也在他家见过线装的医书，但从来没听王先生自己说过，更没张扬着给人开方治病。王先生信佛，但我在他家连任何佛教的书也没见过。现在想想，这种蕴涵不露是王先生乱世明哲保身的大修为吧。我只有一次见过王先生写字，他用毛笔工笔画出一簇簇的花鸟虫鱼，稍远端详，就可看出字来，可辨字体的方正端严。他写（画）的是一幅对联，内容忘了，不外乎是四平八稳的应景的话吧。

王先生的日子就这样波澜不起的一天天过着，我不记得有任何亲戚和朋友来看过他，虽然大人们说，常有他31年年馑救活养大的孤儿会给他写信，有的还寄钱来。虽然外边的运动一场紧似一场，却一直也没人想起过他，王先生有学养，但从没听他对市面上的事说过只言片语，也不记得他去看过电影看过戏，我也就以为王先生已经修炼得心如古井了，直到他帮我们搬家的事儿发生。

中国的政治运动从大跃进失败后的反右倾，紧接着反五风、小四清、大四清，然后就是十年的‘大革文化命’，一阵紧似一阵，一次狠过一次。家父从‘小四清’起就被关押，‘大四清’后甄别，给了一条生路，我们全家要搬到临近城市的新单位。运动中失势，自是路人侧目，过去趋炎附势者远避，甚或落井下石。我们搬家时找了一辆破卡车，一家老小，几个破箱子，栖栖遑遑。可到临走时王先生来了送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坐上车走了，一路上汽车开动迎面的劲风吹动的他的白胡子铺洒了他一脸。

到了我们的新家，王先生提水和泥，为我们盘起了一个新灶。现在国内城市做饭都用上煤气了（管道或煤气罐），郊区顶不济也是烧蜂窝煤，但以前都是烧煤块，炉灶的内膛的形状则决定燃烧进风的多少和风向，王先生知道我们不会做，到新地方又人生地不熟，他送我们干脆送到我们新家。盘完炉灶，他又和我们一起买了煤和黄土拉回来，教我们按比例混合，做成煤饼晒在地上。现在想想，王先生100多里相送，并不仅仅是为我们盘炉灶吧，应该是对失意和落难者最大的抚慰和同情。

吃过午饭，我们都想出去转转，王先生轻车熟路领着我们。走到南大街，这是这个小市相比于北京王府井的繁华热闹所在，走过当时全市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大人悄悄告诉我，这家商店解放前就是王先生家的，我这才知道王先生家解放前不但在乡下广有田产，在城市也有可观的商业资产，当然这些都被‘革命’一风吹没有了。我侧眼看王先生，我想或许我能从他脸上看出失落、怀念，或愤慨，但什么都没有，他的面孔如石像般沉静，眼神如古井般深沉。

我插队再到小城已是三年半以后了。碰到的熟人说起小城的‘破四旧’，认识和不认识王先生的人都会像提起经典一样说到他。‘破四旧’一起，王先生马上用字纸篓为自己糊了一个高帽子戴上，敲着自己的铜洗脸盆自我游街去了，当时连在当政唆使下凶残泯灭人性打砸成风的‘红卫兵小将’都没敢犯众怒动手打他。王先生游完街收拾自己的简单的衣物用具就离开了县城和县政府的小屋，回到了乡下的老家。他游街敲的这个铜洗脸盆我曾在里边洗过好多次脸。那时我上小学，冬天天亮的晚，王先生每天早上叫我起床上早自习，他在火炉上烧好水，我洗过脸和他的孙女一起上学校。不知道王先生自我游街时作何想，我2014年重访小城，和旧人提到王先生，他们跟我说的还是王先生自我游街的事，这让我觉得王先生此举如同老舍的跳太平湖一样，成了人们对文革和文革的成因的永远的控诉和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