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啊哎呋唉-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决，是20世纪美国宪政史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的司法判决之一，由此促生了“米兰达告诫”规则。该规则内容如下：实施逮捕和审讯疑犯时，警方应及时宣读下列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主角米兰达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据说，米兰达释放后，靠向人兜售印有米兰达规则的小卡片为生，后来因为在酒馆里和人斗殴被打死。他的名字却因为米兰达规则而载入了史册。作为同样上升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徐纯合被击毙案，与米兰达案…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均涉及警察执法权与公民权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也都涉及警察执法权行使正当与否的问题…我们经历了足够多的教训，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如故。相比美国的米兰达，徐纯合被击毙案，能否也因此诞生一项规则“徐纯合告诫”呢？在笔者看来，是完全可行也有必要。公共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发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更不单纯是声讨所谓的恶行、恶警，各方落个貌似皆大欢喜即可：受害方获满意赔付息声，政府摆脱舆论困境，参与人从中也都或多或少得到一些成就感。但是，引发事件的根因却未消除，下一个事件的爆发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民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或许会因过度消费而渐趋冷淡。因为根据笔者观察，类似公共事件基本上是在皆大欢喜中销声匿迹，没有系统反思，没有针对性地制定改善措施，没有改变旧规则，也没有诞生新规则。那么，这种现象在徐纯合事件上会否发生变化呢？还是说不久之后人们依旧如淡忘之前种种一样地淡忘了徐纯合？徐纯合事件反映出来的警察权与公民权、公民权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利益衡量问题，有没有人真正地去思考过？而不是大家分成两派阵营、只顾着指责或力挺其中一方？没有警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没有公民权的社会是令人窒息的。那么，在公民权利、社会安全、警察权力之间，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无疑是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矛盾的最有效措施。依现代法治理念，出于社会安全考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任何限制或侵夺，都要经正当程序。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乃现代法治理念之一部分。米兰达告诫亦是如此，先从程序上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如果说徐纯合事件将来能改变一点什么的话，或者说会因此诞生一个“徐纯和告诫”的话，该规则也非如此设计不可。我们也不妨将有关告诫事项做成卡片，由警察发放给违法嫌疑人，告诫如下： 1、你已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对你进行盘问、检查，请你配合警方；2、如你拒绝配合，我们有权将你带至公安机关；3、在我们执法过程中，如你有抗拒或暴力袭警行为，我们有权依法使用警械对你进行约束、制服，这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4、执法过程中，如你的行为危机他人或警察人身安全，警察依法有权对你使用杀伤性武器，而这可能会严重危及你的生命；5、对我们的处理结果，你有申辩权和陈述权，我们会认真听取；如有必要，警方会根据你的要求组织听证会，听取你的陈述和申辩。如此，在警察执法时，公众可清楚地知道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享有的权利，及其抗拒或袭警的后果。徐纯和事件中，如果警察依法依规处理该起治安事件的话，我相信它就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沪上人物☯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吴语口述历史之二。

丁子霖在她的《深深怀念三个人——“六四”十二周年祭》一文中写道：这些年来，每逢农历清明或“六四”周年，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一个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校友林昭，第三个就是我的儿子蒋捷连。他们不是同代人，却死于同一个时代——廿世纪后半叶。顾圣婴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而我的儿子蒋捷连则被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我之所以常常想起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我一想起他们，就禁不住会想起那个给他们造成如此不幸的年代…我想先说说我的小学同学顾圣婴…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一个比我年龄小、个子比我矮的小姑娘，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座位的前一排，我俩一前一后正好挨着。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顾圣婴。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初进二附小，在三年级插班。刚认识圣婴时，只觉得她是个可爱的洋娃娃。她穿戴整洁、漂亮，脑后晃动着一个很大的蝴蝶结，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不久，我就发现她不仅可爱，而且聪慧…中西女中及其附小在上海是有名的教会学校，学费很昂贵；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孩子一般家里都比较富裕，但我是个例外。那时上海沦陷，父亲任职的德国中兴煤矿公司停业，他长年赋闲在家，坐吃山空，家道就此中落。但我母亲坚持要让我受到最好的教育，她是动用了她的“私房钱”，变卖了首饰才把我送进这所学校的。二附小校舍虽不大，但设施齐全，教学严格；尤为特殊的是英语课…课本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精装本…圣婴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难处，遇到老师讲解中的难点时，常常利用课间转过身来低声问我懂了没有？只要我摇摇头，她就耐心地讲解给我听。以后习惯了，只要我拍拍她的肩膀，她就会即刻把头回过来凑到我耳旁。我就是在这不知不觉中度过了那段转学后的适应期，也是在这不知不觉中，与圣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与圣婴相处不到三年。一九四七年春，我家从上海迁往苏州，我不得不流着眼泪离开了中西女中二附小。我至今无法忘怀的是，在我临别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康慧娟老师邀请了很多位同学，在一位叫高苏明的同学家里为我举行了一次告别派对，老师和每位同学都在我的一本纪念册上留下了临别赠言。我离开上海后始终保留着这本纪念册…可惜，经过“文革”和“五七干校”，这个小册子不复存在了。圣婴的赠言也已记不起来，只是“顾圣婴”这三个端正的钢笔字还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那次告别时，许多同学还送给了我自制或自购的小礼物…可惟独圣婴的礼物我无法保存下来，那是一辆用纯巧克力制成的近一尺长的“吉普车”。这件珍贵的礼物我也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从小就喜欢巧克力，也一直没有舍得去碰它。天气渐渐热了…“车”身开始酥软变形，快融化了，我才与弟弟妹妹一起分享。“吉普车”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一个美好的记忆我却永远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