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少创新的各种看法
中军
2015.3.4
关于《四大发明后为什么缺少创新》（以下简称《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有相当的分歧。前一篇我们回顾了研究历史，介绍了变化的基本脉络，这一篇我们着重看看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一、逻辑抽象缺乏说
就首度性、新颖性来说，发明创新，无论作为一种有形的事物、技术、艺术，或者无形的理论、观念、意向的产生及发展，都是与发明创造者的思维直接相关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创新》是由于中西方的思维类型、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具体说来，又有三个层面不同的探讨。
第一种是整体综合与原子分析的差别。认为中国古代的探索，注重整体的思辨，不注重命题在形式上的逻辑统一，而古希腊的探索，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上的统一根据。
从整体考虑，容易把握全体，在经验上达成认识与对象的一致，中国古代的发明、包括四大发明、中医的产生发展大都与经验实用技术相关，所以，古代中国能在发明上领先。
但是，侧重整体，也会造成对问题的讨论只是实用而谈，不做一层层的深究，不注意探讨逻辑必然，光凭自己体会、意会，很少追根问底。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人“天人合一”式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在中国不能萌芽的根本原因。
而西方把对自然构成的认识，诸如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升到了对物质本体的认识层面，把对事物的世界本体的研究归到哲学的逻辑分析里，甚至归为单纯的形式。这个传统带来了科学，例如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他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种是代数计算与几何证明的差别。认为 中国基本是代数学思维模式而不是几何学式样的，而近代科学的发端恰赖于几何学，如牛顿在写《数学原理》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微积分，他证明每一个定理时用的都是几何的方法，跟欧几里德书里很相像。
有的人把这种差别归结中国人“缺少归纳哲学”，有的认为“缺少科学的演绎法”，也有的则认为“缺少科学的归纳法”。
第三种是形象文字与抽象符号的差别。认为从思维的语言表达上看，所有发展了原子学说的思维，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拼音的。正如几乎无限变化的词可用相对少的字母以不同拼法所形成的那样，想出以数量很少的作为基础成分的微粒，会借助于不同方式结合而形成具有不同性质的大量物体的思想，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中国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形体，而且习惯于象形文字语言的思维，很难接受物质由原子组成的思想。因为我们使用象形为主的汉字，难以确立抽象的原子论，进而难以形成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所以，汉字阻挡了中国人通过有效的文字来发展文明的能力。
依据上面三种列举，可以看出，中西方的思维有明显的差别。有人提出，“要想说清楚科学是如何诞生的，就不能绕开西方的科学哲学史。从古希腊时期起，哲学和科学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说，根本就没有区别。例如，泰勒斯不仅是哲学的鼻祖，同时他也是科学家。他是第一位成功预测月食的人。从泰勒斯，到埃拉托色尼，到开普勒，都揭示了科学思想产生的动力，是来自于强烈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独立思考。然而，感性思维和神秘主义，是杀死好奇心和独立思维能力的两个最大杀手。 ”
持有此观点的有任鸿隽、王阧、爱因斯坦等人，新近的有网友嘎拉哈、拙文君等，可参见“《创新》研究发展脉络述评”、拙文君：“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的能力？” 及其留言，万维读者《教育学术》。
二、科举教育制约论
思维及其方式是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创新》实际上来自于中国旧有的科举教育的制约。
科举制度的第一个阻碍是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自由，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中举。特别列举了八股式的考试制，影响了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考试科目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考生们不需要复习很多内容，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其写法也十分古板，逼得考生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
科举制度的第二个阻碍是凝固了中国人的思想火花，都在为当权者的巩固，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为了这个需要，儒学演变为儒教，形成独尊地位，压抑了思想自由，知识分子被封建科举制度的桎梏所压抑，扼杀了创造精神。
科举制度的第三个阻碍是轻视了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历代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重视的是教派学说的理解，并不重视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社会生产力的改造。从统治者来看，他想方设法统治人民；而从被统治者来看，他们想方设法迎合统治者的需求以达到自己能升官发财的美梦。于是，很少有人真正关心科学技术。
持有此观点的有梁启超、李约瑟等人。
三、传统文化制约说
教育是受文化观念制约的，所以，教育的如何，实际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
第一个影响是让许多人放弃了雄心勃勃的探所念头，扼杀了许多人对未知世界的种种幻想，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如鲁迅说的，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人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人用罗盘航海，中国人却用它看风水。
第二个影响是随心所欲的解释性，无为而治的不确定性，是的对自然的探索无序化而不是逻辑化，经验化而不是实验化。求道，重自然；为学，求知识；致用，看实用。所以，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与发展农业的使用技术相关，在理论科学上停滞不前。
第三个影响是诱惑了有才智的人争当“人上人”的官，而不愿意去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第四个影响是排外心理拒斥了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是排斥科学的，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更顽固的原因。历代王朝当局者坐井观天，以妄自尊大的观念、大中华荣耀下的自我中心和大一统体制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我国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中国与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有的人更进一步质疑，“中国文化什么时候鼓励过进取精神？鼓励过自由精神？没有自由，还谈什么创造吗？ 对意识形态的压制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在历史上，中国从来都是压制人欲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创造性的。”
持有此观点的有梁启超、蒋方震、陈立等人，新近的有网友Hare，可参见“《创新》研究发展脉络述评”，及其留言，万维读者《教育学术》。
四、社会制度决定论
文化又是受着社会制度制约的，特别是中国皇权的专制和独裁是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
首先，中国长达上千年的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把中国人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人的视野，也限制了人的想像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
其次，自秦统一以来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压抑了民间、个体的活力。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央集权产生了正面效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技术发明创造，但负面效应也相当大，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压制新思想、新开发的出现，以至于迟迟没有走向市场经济。翻开世界近现代史，就能看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人们努力生产，改善经营，扩大市场，革新工艺，进行科技发明，使社会财富得以永不停息的加增。
再次，封建制度的残酷性扭曲了人性，从街坊到官场，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的活着，家长式的等级制，皇权式的服从着，其心灵和思想都遭到极大的压抑与愚弄。这种专制下的各种探索研究不可能按照自己真实的逻辑走。
反观西方，它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独立宣言、共和革命等等，都在最后形成了制度上的保证，特别是保障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没有在制度上保护了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西方科技事业是难以发展的。
所以，“科学和技术创新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毋宁说是一个经济现象”。
持有此观点的有竺可桢、李约瑟等人，新近的有网友史语，“中国何以成为近现代科技创新的不毛之地？” 可参见万维读者史语博客。
五、地理环境决定论
任何制度都是依据一定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产生的，所以，《创新》也是受制于地理环境的。
首先，中国的外部压力极大，类型单一。中国古代从匈奴开始到清朝的几千年，经常都是被来自北方的攻击搅得十室九空，甚至被奴役和统治，所有的这些外部压力都是同一类型，其都是来自于北方的落后草原的族群。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几千年来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尽可能的将全国的资源调集到北方，调集到去对抗北方的冲击，与工业社会相关的冲击基本无缘，这是地理和气候决定的。
中国没有工业社会必须的外部空间。中国的国体巨大，周边根本就没有可以与之相配的更大空间，这是原始工业社会发展的难题。
其次，从内部说，是由于中国处于大一统的状态之下，说一种语言，在一种法律统治下，维持相同的生活方式，就必然对权威敬畏，造成了竞争及勇气的丧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这种文明固定了农民的生活，因而形成了中央之国的概念。 “小国寡民”的生活要求，只能发生土地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
所以，有人指出，“中国缺乏科学创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中国人的远古祖先开始在跟大自然的搏斗过程中，没有或者没能赢。在某个时间段就放弃了进攻性的争斗，对大自然充满了惧怕，进而从人跟人斗的过程中获得安全感和资源。”
持有此观点的有李约瑟等人，新近的有网友远方的孤独，可参见“《创新》研究发展脉络述评”，及其留言，万维读者《教育学术》。
六、系统结构决定论
“小国寡民”的生活也造就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种创举证明了并非地理环境就是一个单向的决定点。所以，有人提出，中国缺少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链下的必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决定的。例如，中国近代没科学，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当时中国面临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以及独尊儒学的保守观念等都不利于科学创新的形成。
所以，有人提出“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并列的，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包含文化传统，科学演化的开放、非线性、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持有此观点的有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等人。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得到四点启发。
一是这六种看法都有根据、道理，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创新》的必要条件，在各自的地盘里都具有对《创新》的直接决定性，但正因为这种直接性，他们又带来了问题。例如，“逻辑抽象缺乏说”对古代中国思维的重总体、归纳、形象而缺乏分析、演绎、抽象的定性，能从实用技术与理论科学的差别中为《创新》找到确凿的根据，但是，如果从间接性来看，在重总体、归纳、形象的背后，古代中国并不缺乏理性的分析、演绎、抽象的能力。这一点，在《易经》、《道德经》、甚至在“白马非马”的案例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正是有这样的理性思维能力，古代中国才有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多种发明。正如网友远方的孤独反问的，“谁说中国人缺乏理性？您要是看任何一条中国人的征婚广告，上面那一点不是理性的盘算？”
当然，这里的“理性”更多的是对感情的冷漠，可它并不是对欲望的消减。你可以说这是停留在感性欲望上，可这种“理性”又是怎样地像奥运冠军一样，在跑道上装个不能跑的样子，跳跃了奥运精神而上升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高峰，你就不能否认这里的思维能力，不仅具有对事物的内容抽象，而且通过“假跑”看到了对事物的形式抽象。因为就其形式来说，你不能否定，这种“假跑”也是一种“爱体育”的表现。网友嘎拉哈提出的“中国人的理性就是一种假理性”，应该是对作为《创新》直接决定点的理性能力，在面对现实时怎样来打扮自己所采取的另一种无奈的理解，因为理性，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不同关系中，其面对的对象也是不同的。其他的看法，诸如教育、文化、制度、环境、系统决定因素等，也是如此，在间接性上都需要深入考虑，原定的那些边界条件的假设，在面对社会不同层面的转换时，是否还拥有清楚的可适应性，本身是否还具有合现实的应然性。
二是这六种看法有时交叉，同时又几种并存，例如，李约瑟等人就同时提到了几种原因的，这说明它们都不能单独满足条件的充分要求，在整体的要求中又都被决定着。
就其受制约性看，思维方式受制于教育，教育受制于文化，文化受制于制度，制度受制于环境，环境回过头来受制于整个系统，可是，整个系统又受制于各部分的作用，而各个部分之间又相互的矛盾着，谁都不服谁，怎么理解相互的作用?
这里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既不能用一种看法否定另一种更看法，也不能相互的简单地并列着它们。
如果从科技创新本身的内外两方面看，人的思维、模型、经验、实验、理论、逻辑、认知、包括宗教、信仰等，同科技各门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内部要素，而经济、政治等包括法律的制度等同地理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都是其发展的外部要素。这样，前三个即思维方式、教育走向、传统文化等都是从内因方面看的，而后三个即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系统结构都是从外因方面着眼的。
如果在从内因上看，人的思维方式是直接原因，教育走向、传统文化则是间接原因。可是再追问下去，如果再从思维方式上看，我们便遇到了麻烦，概括与分析、计算与证明、形象与抽象等，一方面中西方确实存在着这些差别，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无法分开的。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能在《创新》的逻辑结构中，找出这六种看法相互融合的根据及其条件，那么，谈论这个内因、那个外因，这个层面、那个结构等 ，还是不能从自身上懂得满足充分要求的依据。换句话说，即使承认了这六种看法都有作用，如果不懂得它们各自的逻辑理由，最后也会回过头来否定它们作用的。
三是各种看法之间的差异，虽然是来自着眼点的不同，但共同点是都运用的是单一性思维。所谓单一，就是在单线的前后因果里面寻找根据及条件。虽然有人也同时列出了思维、教育、制度等几种原因，但深思它们相互的关系时，又回到了单一的还原方式中。
这种单一还原式的方式，具有明显的确定性，是假说、模型、命题、甚至是某些宗教得以建立的前提，在确定的领域、层面、范围、关系中理解客观的必然性，能解释人作为事物、本能、生长等客体方面的性质，如生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经济学等，但解释不了作为艺术、信仰、生活等主体方面的性质，这得需要另外的思考方式。
发明创新，是人的一种生活，是人生提升的一种方式。如果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创新》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科技行为、认知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技术发明与科学建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究竟有何不同？”“科学作为一种生活而不是生存到底是什么？”“科学创新只是人们为了更有效的工具吗？”“创新意识仅仅是人的一种认识更新吗？”“认识更新只是一种理智能力的提升吗？”“理智能力的提升可以离开艺术、信仰吗？”“不能生产面包的艺术、信仰是怎样影响着生产面包的科学创新的？”
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需要对“发明”、“科学”、“创新”等概念的另外规定，而且需要对“认识”、“理性”、“艺术”、“信仰”、“人的存在方式”、“生存与生活”等范畴的再次理解。从孔德的实证主义、丹皮尔、李约瑟的科学史一直到库恩等人的科学哲学，都是通过研究科学发源、要素、范式的问题，来企图说明什么是科学、科学结构及产生、发展、创新的必然性探索。如果还停留在仅仅是历史案例、逻辑实验的实证方法上，可能也就没法回答为什么《创新》的问题。
网友老几认为，“科学实证将主客分离，用主体观察客体的经验来说明客体，但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说明，人这个主体，究竟是如何能够认识客体的。这是它出身上的致命问题。” 参见老几：“浅议科学实证主义”，及其留言，万维读者《教育学术》。如果说明不了“人这个主体”，那么，怎么又能说明他造成的“发明创新”呢？网友Hare也提出，“思维的本质是创新，但创新的逻辑机制是什么？创新的功能与重复已知的思维是什么关系？思维的创新逻辑与已知逻辑是什么关系？”他在“人类在与自然界和自身的关系中，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无法用现有的逻辑方法来解释。这就是“创新/发现”的逻辑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之外，还有更高级一层的认识能力存在，称为‘悟性认识’”，试图用“悟性认识”，来说明发现和创新的逻辑机制。
四是各种看法都涉及一个事实，四大发明与科学建立带给人类的都是一次次文明的进步。从历史的循序看，中国的四大发明时期，应该是农业先进的文明；欧洲近现代科学建立，应该是工业进步的文明；20世纪以后到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发展，应该是智能信息业进步的文明。接下来，还会有新的科学进步，因为人类要不断地文明着。
这一方面说明，任何发明创新模式有它自己的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生命及历史；另一方面说明作为文明的动力，科技创新需要各种融合，从科技理论本身到艺术宗教信仰，因为创新本身是一种人类的文明化。
把创新视为一种文明化过程，就是要研究创新不仅仅是怎样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深思创新是怎样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创新是怎样受制于人与自己的关系，这就必须把创新研究放置到人与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层的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关系里。
正如网友三聲指出，“追究人类的发明创造，要追究的是人类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状态里。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人群里，人有更多独特的，冒尖的发明创造，又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 个体人的聪明才智被压抑被消灭在茫茫群体平庸的大海里。如果一个社会对人的捆绑少一点，人自由思想的领域广阔一点，个体人的独特被容纳被尊重甚至被欣赏的多一点，那发明创造的可能性就会增多一点”。参见《回三聲：讨论人的创造性，其实是讨论人性》，万维读者《教育学术》。
如果我们能理解这种文明化，不仅是对外在对象的发明创造，而且也是对发明创造者本身及其智能的再创新，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发明创新的骨子里是发明创新着人类自己。这样，发明就不是简单的理性初次发现，创新就不是纯粹的对象首度更改，而是隐藏了人给自己生活的一种寓意、升华。
这可能就是爱因斯坦曾说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可是没有宗教的科学却是无法前进的”。换句话说，发明创新不只是人的真的欲望，而且是人的善的热情、美的执着。落向牛顿的那个苹果，所以名流千古，就在于砸的是他的脑门，开的是人类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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