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東溝的一年半之後，女友大學畢業了。她畢業分配時，本來有條件去一個好地方，但是她在分配方案中選擇了距離我們林業局最近的B縣。在縣裡分配時，她又選擇了距離我最近的永順公社中學做教員。所謂“近”，永順公社距離我們林業局也有大約300里路，而且還要在Y縣城換一次汽車。為了便於調到一起，那年冬天我們決定結婚。

林場照顧我，把一間空置的家屬房分給我做新房。那是一棟四家連在一起的草泥拉哈房。房子裡間有一鋪大炕，外間是廚房。廚房有一個八印鍋（直徑70多厘米）的大灶。廚房還有一個燒木柈的爐子，可以燒暖兩間屋中間的火牆。布置新房時，缺少家具，我把一個大鍋蓋釘在圓木敦上，再鋪上一個床單就成了飯桌。兩個木敦不用加工就是凳子。我再用兩個木敦沿着 北牆支起一塊長木板，釘上一個床單做帘子，就成了我們的櫃櫥。按照主任的吩咐，王木匠用最上等的秋子（山核桃）板，精工細做地給我打了一對箱子。就這樣，我的新房雖然簡陋，但是應有盡有。

萬事具備只欠新娘。我請假去B縣接女友。十二月末的黑龍江白雪皚皚，寒風刺骨。在顛簸，冰冷的汽車裡我們兩人緊緊的依偎在一起，憧憬着我們艱苦，但是幸福的二人世界。回到林業局所在地的第二天，我用自行車馱着女友去二十里外的公社辦理結婚登記。拿到了“兩邊掛紅旗，當中毛主席”的結婚證，女友就正式地成為了“山林嫂”。

為了減少麻煩，我跟工友們說我們回家結婚。其實我那時哪裡還有家。父親作為“資產階級教授”被下放到農村，原來的住房也被學校的工人占據了。哥哥和姐姐也都被下放到農村。父母當時已經年邁，身體又不好，單獨到農村實在困難。好在父親的大學開恩，同意父母和姐姐下放到同一個屯子。我們所謂的“回家”其實就是去父母所在的鄉下。

我們的旅途不是很遠，但是幾盡周折。要坐三段汽車和一段火車，中間換車還要在在又髒又破的旅館住兩晚。下了最後一段汽車還要步行二十里路。父母，姐姐，姐夫和他們的兩個孩子暫住在一個老鄉家的一間屋子裡。好在這間屋子裡有個能擠兩人的小北炕。他們六人擠在南炕上，小北炕上面掛一個床單就是我們的婚床。再苦再難也是家，回到父母身邊結婚，我心裡很興奮很踏實。可是這實在苦了山林嫂，我心裡十分過意不去。好在山林嫂早有思想準備，一句怨言也沒發。

六人擠在一個炕上實在太不方便，所以我們只在父母那裡住了五天就回林區了。回程路過林業局所在地時，主任的夫人邀請我們到他家去住。她一家三代待我們就像親人一樣，他們寧可自己擁擠也把小屋讓給我們。

歷盡艱辛，我們終於回到了東溝的家。我們的家雖然寒酸，但是二人世界溫馨，幸福，這畢竟是我們夢寐以求的自己的家呀！東溝的工人和幹部們排着隊請我們去吃殺豬肉。東溝人家家都養豬，每年春節前吃殺豬肉就是各家的慶典。大家一般串開日子殺豬，殺豬那天主人把鄰居和好友請來，大家歡聚一堂，大腕喝酒大口吃肉。這一頓差不多能吃掉一口肥豬的四分之一。

在東溝期間，山林嫂最煩的事就是我每天早晨要五點半就得起床，點火，做飯，吃飯，因為我必須在六點半以前趕到大棚去跟工人們一起“天天讀”（讀毛著），然後上山去打枝丫。晚上從山上回來還要到大棚參加半個小時政治學習。下工的時候，儘管幹部們圍追堵截，很多家在林場附近的工人們還是偷偷地溜回家。但是我不能溜，因為我必須給大家念報紙，文件。其實最慘的是那些家住在二十多里外居民點的工人們。他們在夏天可以騎自行車。但是在冬天，下班後他們必須老老實實地呆在大鵬里，聽我念那味如嚼蠟的人民日報文章，因為他們必須等到政治學習結束，才能上那膠輪拖拉機（稱為大軲轆）拖着的拖斗，在寒風凜冽中顛簸近一個小時回家。他們到家已經七多鍾，急忙吃飯睡覺，因為第二天早晨還要四點多起床，吃飯，去趕那拖拉機上班。除了每月的兩個休息日之外，他們天天如此。我真的覺得他們好可憐。

山林嫂在我們的新房裡住了將近一個月，她返回永順公社中學的日子到了。儘管我們十分不情願，但是我們無力改變現狀，只能心裡默默禱告，希望上蒼髮慈悲，讓我們早日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