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东沟的一年半之后，女友大学毕业了。她毕业分配时，本来有条件去一个好地方，但是她在分配方案中选择了距离我们林业局最近的B县。在县里分配时，她又选择了距离我最近的永顺公社中学做教员。所谓“近”，永顺公社距离我们林业局也有大约300里路，而且还要在Y县城换一次汽车。为了便于调到一起，那年冬天我们决定结婚。

林场照顾我，把一间空置的家属房分给我做新房。那是一栋四家连在一起的草泥拉哈房。房子里间有一铺大炕，外间是厨房。厨房有一个八印锅（直径70多厘米）的大灶。厨房还有一个烧木柈的炉子，可以烧暖两间屋中间的火墙。布置新房时，缺少家具，我把一个大锅盖钉在圆木敦上，再铺上一个床单就成了饭桌。两个木敦不用加工就是凳子。我再用两个木敦沿着 北墙支起一块长木板，钉上一个床单做帘子，就成了我们的柜橱。按照主任的吩咐，王木匠用最上等的秋子（山核桃）板，精工细做地给我打了一对箱子。就这样，我的新房虽然简陋，但是应有尽有。

万事具备只欠新娘。我请假去B县接女友。十二月末的黑龙江白雪皑皑，寒风刺骨。在颠簸，冰冷的汽车里我们两人紧紧的依偎在一起，憧憬着我们艰苦，但是幸福的二人世界。回到林业局所在地的第二天，我用自行车驮着女友去二十里外的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拿到了“两边挂红旗，当中毛主席”的结婚证，女友就正式地成为了“山林嫂”。

为了减少麻烦，我跟工友们说我们回家结婚。其实我那时哪里还有家。父亲作为“资产阶级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原来的住房也被学校的工人占据了。哥哥和姐姐也都被下放到农村。父母当时已经年迈，身体又不好，单独到农村实在困难。好在父亲的大学开恩，同意父母和姐姐下放到同一个屯子。我们所谓的“回家”其实就是去父母所在的乡下。

我们的旅途不是很远，但是几尽周折。要坐三段汽车和一段火车，中间换车还要在在又脏又破的旅馆住两晚。下了最后一段汽车还要步行二十里路。父母，姐姐，姐夫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暂住在一个老乡家的一间屋子里。好在这间屋子里有个能挤两人的小北炕。他们六人挤在南炕上，小北炕上面挂一个床单就是我们的婚床。再苦再难也是家，回到父母身边结婚，我心里很兴奋很踏实。可是这实在苦了山林嫂，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好在山林嫂早有思想准备，一句怨言也没发。

六人挤在一个炕上实在太不方便，所以我们只在父母那里住了五天就回林区了。回程路过林业局所在地时，主任的夫人邀请我们到他家去住。她一家三代待我们就像亲人一样，他们宁可自己拥挤也把小屋让给我们。

历尽艰辛，我们终于回到了东沟的家。我们的家虽然寒酸，但是二人世界温馨，幸福，这毕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自己的家呀！东沟的工人和干部们排着队请我们去吃杀猪肉。东沟人家家都养猪，每年春节前吃杀猪肉就是各家的庆典。大家一般串开日子杀猪，杀猪那天主人把邻居和好友请来，大家欢聚一堂，大腕喝酒大口吃肉。这一顿差不多能吃掉一口肥猪的四分之一。

在东沟期间，山林嫂最烦的事就是我每天早晨要五点半就得起床，点火，做饭，吃饭，因为我必须在六点半以前赶到大棚去跟工人们一起“天天读”（读毛著），然后上山去打枝丫。晚上从山上回来还要到大棚参加半个小时政治学习。下工的时候，尽管干部们围追堵截，很多家在林场附近的工人们还是偷偷地溜回家。但是我不能溜，因为我必须给大家念报纸，文件。其实最惨的是那些家住在二十多里外居民点的工人们。他们在夏天可以骑自行车。但是在冬天，下班后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大鹏里，听我念那味如嚼蜡的人民日报文章，因为他们必须等到政治学习结束，才能上那胶轮拖拉机（称为大轱辘）拖着的拖斗，在寒风凛冽中颠簸近一个小时回家。他们到家已经七多钟，急忙吃饭睡觉，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四点多起床，吃饭，去赶那拖拉机上班。除了每月的两个休息日之外，他们天天如此。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可怜。

山林嫂在我们的新房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她返回永顺公社中学的日子到了。尽管我们十分不情愿，但是我们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心里默默祷告，希望上苍发慈悲，让我们早日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