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與放屁

樊弓

三月雲淡風清按：

    該文博大，起了一個玩笑的標題，卻不是用來玩笑的。

    有的內容看來過分尖銳，但如果是正確的，那麼這樣的尖銳就是深刻與徹底。

    有沒有詭辯的成份？我沒有把握。 

第一課

上課時，我放了一個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當然也絕對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講辯證法。

“請你自己對這個屁作一下判斷，”教授說，“它好還是不好？”

我只得說：“不好。”

“錯了，”教授說，“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麼說它好也不對了？”我問。

“當然。”教授說。

“它既好又不好。”

“錯了。你只看到矛盾雙方對立鬥爭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統一的一面。”

我只好認真看待這個嚴肅的問題，仔細想了想說：“這個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處於主導地位。”

“錯了。你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矛盾的雙方會相互轉換，今天處於主導地位一面，明天一定處於次要地位。”

“你是說明天全人類會為了我的這個屁歡呼雀躍嗎？”

“不盡如此，但不能否認這種發展趨勢。”

我愣了好大一會兒，只得硬着頭皮說：“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會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許會不好.”

教授聽得直搖頭，說：“這是徹底的懷疑論，不是辯證法的觀點。”

就這樣，僅僅因為放了一個屁，我就成了一個懷疑論者。

教授接着講課：“辯證法的威力不僅在於能夠輕而易舉地駁斥任何觀點，而且它能夠輕易地為任何觀點找到理論根據。”

“可是我的屁就沒有任何根據。”我抗議道。

“那是因為你沒有找到，其實很簡單，它是你肚子裡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的必然結果。”

我啞口無言。

教授說：“下面我們不談屁，談一個更複雜的問題：一個西瓜，一粒芝麻，無論你怎樣選擇，都有理論基礎。”

我趕緊說：“我要撿起西瓜，丟了芝麻。”

“很好。”教授說，“你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說，你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那我就撿起芝麻，丟掉西瓜。”

“先有量變，才能達到質變。你解決問題的順序十分正確。”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過次要矛盾。你是用全面的眼光看問題”

“我既要砸爛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你是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新事物就是對舊事物的否定。一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爛西瓜。既要撿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一個西瓜，一粒芝麻，怎麼辦？”

“你這才算對辯證法入了門，重要的是：矛盾的雙方不僅對立，而且有它統一的一面。你吃掉西瓜當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你要砸爛西瓜，也並非不合理。只有將二者統一，才能進入更高層次的鬥爭。”

我張口結舌，目瞪口呆：“可是，你並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教授笑着說：“辯證法不解決任何問題，它的用途在於首先把人變成傻瓜——如果還有人不是傻瓜的話。”

“你是說‘首先’？”我問。

“是的，然後再從傻瓜飛躍到學者。”教授開始整理講義，“關於辯證法為什麼不解決問題，如何把人變成傻瓜，以及怎樣實現從傻瓜到學者的飛躍，這是下一節課的內容。”

教授一蹦一跳，走出教室。

第二課

教授說：“下面我們講一下辯證法的用途。我們要舉一個更加複雜的例子：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我說：“那一定要用辯證的觀點。”

“對。我們有許多大牌的辯證法學者，他們會充分利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理論聯繫實際，旁徵博引，縱橫捭闔。下筆萬言，緊繞主題。最後給你得出一個結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你佩服不佩服？”

“是啊，辯證法不是很有用嗎？”

“以前我也這樣認為。直到我見到一隻喪家的野狗——它改變了我的看法。”

“野狗？”我莫名其妙。

“是的。我家屋後有個垃圾堆，有一天來了一隻喪家的野狗。它對其他東西看也不看，‘喀哧’一口，咬住一塊骨頭。”

“這毫不奇怪，所有的狗都會這樣。”我說。

“不錯。問題是對於狗來說，這塊骨頭就是‘精華’，垃圾堆里除了骨頭以外，還有磚頭，鐵塊，破水桶等等糟粕，它為什麼只要骨頭這個精華呢？它怎麼知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難道它已經充分理解了大牌學者們的論述了嗎？”

“好像不會。”

“肯定不會，所以說大牌學者們通過精確的論述，得到的精妙結論，其實是連一隻喪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東西。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為他們喝彩，對他們崇拜呢？”

“是啊，為什麼？”

“唯一的解釋就是：辯證法已經成功地把你變成了一個傻瓜。”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以後一定要問：你說的沒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誰都知道。問題是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

“對，看他怎麼說。”

“你難不倒他，他又會充分利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理論聯繫實際，旁徵博引，縱橫捭闔。下筆萬言，緊繞主題。最後給你得出一個結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高明不高明？”

“是有道理。”

“可是我認為：這不僅是無聊，無用的問題，已經近於無賴了。”

“這怎麼說？”

“難道世界上有人會‘具體問題，抽象分析’嗎？那隻喪家的野狗，來到垃圾堆前，難道會像亞里斯多德一樣，先把各種東西分門別類，搞清其內涵和外延，再通過歸納演繹，最後確定它是吃磚頭還是吃骨頭嗎？這可能嗎？”

“不可能。那樣的話，它連吃磚頭都有可能。”

“對，孺子可教。沒有人會‘具體問題，抽象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句話，等於沒說。不過辯證法學者倒是喜歡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具體問題。因為辯證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所以如果你看到一隻吃磚頭的狗，千萬不能小視，它可能是一個著名學者。”

教授又收拾好講義，說：“辯證法的根本在於使用‘全面的、發展的、聯繫的’觀點看問題。像所有的謊言一樣，這話聽起來很像真理。下一節課講辯證法的淵源，以及它和形而上學的關係。”

第三課

     “迄今為止，人類用三種方法研究這個世界。”教授毫不客氣，單刀直入。

“第一種是‘屠夫式’，大部分科學家用的都是這種方式。他們把世界割裂成極小的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研究生物的並不研究全部生物，有的只研究動物；研究動物的也不研究全部動物，有的只研究哺乳動物；研究哺乳動物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研究猴子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的尾巴。他們眼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極其片面的觀點。”

“不是辯證法的觀點。”我說。

“對，”教授接着說，“不僅如此，他們還儘量割裂研究對象與其他事物的聯繫，在儘量不受干擾的情況下，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科學家花費大量金錢建造實驗室，而不在大街上做實驗，主要原因就在於此。現在有些實驗還要搞到太空裡去做，連空氣和引力都要隔絕，可見，為了割裂事物之間的關係，這些科學家是不擇手段的。”

我說：“與辯證法的觀點相反。”

“又說對了，但仍然不止於此，他們還不管一隻猴子過去怎樣，將來如何，只管拿來一刀宰掉，看看它肚子裡都是什麼東西。他們用的是徹底的靜止觀點。”

“非常野蠻，而且十分笨拙。”

“所以我把它叫做‘屠夫式’。但這是我們一切科學知識的基礎和來源。沒有這些人，也就沒有任何科學。他們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人格、才智和他們使用的方法，都應該得到尊重。”

“有誰不尊重他們嗎？”

“有很多，你可能就是一個。”

“此話怎講？”

“他們用的是孤立、靜止、片面的方法，這種方法有一個名稱，你們中學老師教過你們嗎？”

“叫形而上學，可那是個貶義詞呀？”

“是的，就叫形而上學，這就是過去全部的科學家，現在大部分科學家使用的方法。”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貶義詞呢？”

“因為它和辯證法不相容，而且針鋒相對。有些人不僅自以為是正確的，而且斷定其他人都是錯的。奇怪的是，辯證法整天講什麼對立統一，形而上學來和辯證法對立，它卻不肯統一，而是對形而上學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

“我明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的也是科學家，我稱之為‘強盜式’，這種科學家更重要。他們什麼也不干，坐等形而上學的科學家研究出比較確切的成果，在此基礎上綜合升華。千千萬萬的科學家研究了萬萬千千的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後，達爾文拿來一綜合，就提出了進化論。”

“這活倒很輕鬆。”

“一點也不輕鬆，而且需要更高的聰明才智和更加寬闊的視野。愛因斯坦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的視野非常開闊，甚至研究過辯證法。但是他說辯證法對他的研究沒有任何幫助。”

“辯證法到底是幹什麼的呢？”

“研究世界的第三種方法就是辯證法的方法，我稱之為‘上帝式’的方法。也就是我們下一節課的內容。”

第四課（最後一課）

     “我被開除了，”教授說，“今天上最後一課。請先提問。”

我說：“有的同學說，你的觀點有點偏激。”

“他說對了，我不僅偏激，而且有錯誤。上一節課我就故意設置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但是你們並沒有給我提出來。現在我不得不把最重要的東西教給你們：沒有誰是全部正確的，最多只是正確了一部分。如果世界是那隻大象，我們就是那一群摸象的瞎子。我們想知道大象的樣子，但是我們誰也不可能把這隻大象摸完。把所有的瞎子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如果你的一生只能摸完大象的尾巴，你一定要認真去摸。”

“如果你確信自己完全了解了這支尾巴，你一定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要聽見別人說大象像柱子或者像扇子就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偏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聽風就是雨，毫無自己的主見。如果你堅持的錯了，沒什麼大不了，一定有更聰明的瞎子給你指出錯誤。科學就是這樣在成千上萬的錯誤中提取一個真理的學問。但是如果你對了，卻沒有堅持，世界就失去了一次前進的機會。”

“另外你要隨時記住：無論你是對是錯，你只是了解大象的一小部分。要聽聽別的瞎子怎麼說。不能輕信，也不能不信。你別無選擇，只有使用你的理性，它也許有許多不足，但卻是你唯一可以信賴的東西。一個人的理性十分有限，許多人的理性卻威力巨大。如果你不知道許多人的理性在哪裡，那麼我告訴你——那就是科學。科學也有不足，以後一定要被突破。不過那需要許許多多比愛因斯坦更聰明的人，肯定不是你我。”

“理性、批判和寬容，就是我所說的最重要的東西。”

這次我沒有提問，也沒有其他人提問。

“言歸正傳，繼續談辯證法。”教授只好自己接着說，“辯證法也是個瞎子，但是他不摸象。”

“他不想了解大象嗎？”我問。

“他當然想了解大象，但是他認為摸象沒有用，或者說作用不大。他認為大象在到處亂跑，還在不斷地從小變大，而且與他周圍的森林、地球、甚至太陽系、銀河系有無限多的聯繫，用‘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觀點徒勞無功，只有使用‘全面、發展、聯繫’的辯證法觀點，才能搞清大象的樣子。”

“可是他連象都不摸，怎麼全面、發展、聯繫呢？”

“我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把它稱為‘上帝式’的方法。辯證法最初是在中國流行的，伏羲八卦，陰陽五行，孔子的“過猶不及”，老子的“反者道之動”，《易經》的“一陰一陽謂之道”，《黃帝內經》的“內外調和，邪不能侵”，統統都是辯證法。西方只有亞里斯多德提出過辯證法的雛形，既不全面，也不具體。恩格斯說他闡述了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不過這無關緊要，現代意義上的辯證法是從黑格爾開始的，這一點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有任何意見。”

“你只說恩格斯，怎麼不提馬克思？”

“馬克思和辯證法關係不大。”

“辯證唯物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嗎？”

“我不同意這個觀點，馬克思早期寫過一篇《神聖家族》，痛批黑格爾的“泛邏輯論”，泛邏輯論就包括辯證法。以後也沒見他怎樣說過辯證法。直到他最晚的哲學著作《資本論第二版跋》中，他才玩笑地說自己賣弄了辯證法。但是辯證法是什麼，馬克思終其一生，也沒有回答過。”

“那麼辯證法怎樣進入馬克思主義的呢？”

“完全是恩格斯的原因，從《反杜林論》到恩格斯至死不願發表的《自然辯證法》，辯證法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所謂靈魂。這一點我和顧準的看法一樣，馬克思是不會同意‘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說法的。這完全是後人的需要。不過《反杜林論》是經過馬克思同意的，這一點倒是事實。”

“辯證法有哪些內容？”

“首先是三大規律：第一，質量互變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一部“存在論”。第二，矛盾統一規律，來自《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來自《邏輯學》第三部“理念論”。這都是表面的東西，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神秘外形”。它的根本在於用全面、發展、聯繫的觀點看問題。它的實質是隱藏其後的兩大主義：第一，真理一元論。反對真理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這早已成為歷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局部事物的真理都是整體世界的一部分，孤立的研究發現不了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樹木，不能從樹木開始研究森林。這不僅極其荒唐，而且毫不現實。”

“為什麼不現實？”

“有個西方不敗教授說得很好：事實充分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才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繫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麼也幹不成，就像我們老祖宗一樣，只能抱着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這個思維懶怠地混日子。等到對事物的各種性狀及規律有了較為詳細的把握，再把它放到系統中進行非常謹慎的觀察和研究。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一口吃成個大胖子，一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徵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或者說辯證法只是中國古代思想方法的一種現代表述，中國人從來不缺少這種思維方式，需要補課的正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笨功夫。”

“辯證法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你們中學教科書上是怎麼講的？”

“好像是對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規律的全面正確的總結。”

“這種說法極其荒唐，而且全然不顧任何事實。是徹底的誤人子弟。第一，別說黑格爾活着的時候，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類對客觀世界僅僅了解一點，很小的一點；對人類社會只了解半點；對思維規律了解得半點也不到。一隻大象我們只是了解了尾巴上的幾個關節，腿上的幾根毛，加上耳朵上一塊皮而已，談得上什麼全面總結和正確總結？純粹是說夢話。”

“第二，你們可以看一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469頁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黑格爾的著作中有一個廣博的辯證法綱要，雖然它是從一個完全錯誤的出發點發展起來的。”恩格斯在不止二十個地方說過，這個錯誤的出發點就是唯心主義。誰都知道，恩格斯所謂的辯證法原版照抄地來自黑格爾的《邏輯學》，如他自己所說，只不過“打碎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外殼，”取了他“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你相信嗎？人類從許許多多正確的出發點出發，都要走上彎路。而一個叫黑格爾的帝國教授，卻可以從一個錯誤的出發點出發，“全面地、正確地”總結出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的全部正確規律。這是人說的話嗎？”

“我絕不相信。就是再把我綁到新教徒的火刑柱上，把我燒死以前烤上兩個小時，我仍然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小聲說。

“可是相信的人相當多。自從打碎了基督教的枷鎖，辯證法是科學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他把現代科學斥責為不入流的形而上學、機械論。使科學在一些地方停滯不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蘇聯科學院的一個院長，就因為要搞農作物的雜交改良而丟了腦袋。”

“那為什麼？”

“因為雜交改良依據的是孟德爾－摩爾根理論，與辯證法格格不入。”

“你很熟悉前蘇聯嗎？”

“我最熟悉的是中國，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可是打別人頭上的蒼蠅更輕鬆。”

我問：“對於辯證法的進攻，科學是怎麼反擊的呢？”

“西方哲學用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進行了反擊。現代科學卻默不做聲。它只是不斷地發展，生產出更多的糧食、鋼鐵、機器，以及人類除精神需要的一切。當這一切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的時候，辯證法才忽然發現，雖然它在罵別人，丟人的卻是它自己。”

“辯證法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嗎？”

“有人說辯證法是一個早產的怪胎，雖然在人類認識的現階段並不適用，但它整體的觀點確實十分誘人。現代科學的整體論、有機論已經初具雛形。不過這不是對辯證法的回歸，而是在科學自身的發展中，若隱若現地概括出的一些原則。真理一元論畢竟是難以接受的。科學從不放過任何一個發展的可能性，哪怕最微小的希望，也會有人付出百倍的努力。1984年，一大群名氣很大的科學大師在美國成立了聖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他們包括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許多科學領域的頂尖人物，出錢的大老闆也是赫赫有名——金融殺手索羅斯。他們的目標就是研究“一元化理論”的可能性。當然，他們誰也不會相信什麼辯證法，否則，那就不要研究“一元化”了。它們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探討控制複雜的適應系統（CAS）的一般性原理。雖然我不相信他們會取得任何結果，但這是人類科學史上最大膽的嘗試之一。我預祝他們成功——儘管那樣會打破我的一切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