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一通气冲斗牛、泰山压顶般的讲话，也可以说是充满怒气、怨气和霸气的讲话。这次讲话彻底扭转了会议的风向，使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在中国政坛掀起了一阵阵滔天巨浪，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危害。

但是，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在纠左9个月以后第一次反右，对彭德怀等人尚未彻底撕破脸面，语言有些含蓄、隐晦;锋芒直指彭德怀，却没有公开点名;加上毛泽东“意识流”式的天马行空，随意挥洒，以及不少满含激愤的“反语”，让现代不少人初读起来摸不着头脑，甚至会产生误解。有些人就认为，这篇讲话是对左和右各打五十大板，并不是要打倒彭德怀的。

然而，坐在台下的彭德怀听出来了，毛泽东就是冲着他的意见书讲的;李锐、周小舟、周惠、张闻天等人也一下就听出来了，这讲话就是冲着他们的“右倾情绪”来的!他们一个个如五雷轰顶，惊慌不安!

下面试析几段毛泽东的这次讲话。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这段话显出了毛泽东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左派，打击右派，号召左派对彭德怀等右派批评大跃进的错误言论，一是不要怕，要让他们“放”，二是要“顶住”，然后再像反右派一样予以反击。然而实践证明，那些所谓“左派”，都是脱离实际、危害人民、极力迎合的权势者;而那些“右派”，恰恰都是些为民务实、敢讲真话的正义者。对右派反击的结果，必然是带来灾难，“好事”也变成了坏事。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到那里去取经，其中有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毛泽东对彭德怀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十分恼火，在这里和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反复予以挞伐，自以为大跃进代表了群众利益。彭德怀因此被扣上“污蔑群众运动”“给大跃进泼冷水”的罪名。然而实践证明，把当时的“共产风”“浮夸风”推动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把能让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瞎折腾，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实在太轻飘飘了，太不足以言其罪、形其恶了!毛泽东在这里说嵖岈山的公社化和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创造了真理”，而实则是创造了糊弄人的“歪理”“怪胎”，这两个毛泽东高度重视推广的“典型”，不仅给本单位带来了灾难(据说嵖岈山至今还有大跃进纪念馆，以纪念令人不堪回首的荒唐闹剧，竟成为旅游景点)，更给整个中国带来了灾难。毛泽东为了批倒彭德怀的“谬论”，一再说明大跃进群众运动是为了“免于贫困”，但是自己一再粉饰大跃进的错误，一再为荒唐闹剧推波助澜，就只能使亿万人民陷于更大的贫困!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有些人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意味，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毛泽东这段话，给彭德怀等人定了性：“右的性质”;离右派“30公里”，是一种幽默而又讽刺的说法，好像是对彭德怀等人的“照顾”，实际上愤怒的重拳已经砸下来了!可叹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反复用当年“反冒进”做对比来抨击彭德怀。人所共知，周恩来等人当年的“反冒进”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对周恩来的反复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周恩来坚持真理时却遭到批判，而周恩来在大跃进紧跟形势犯错误时，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为了打彭德怀而故意拉周恩来和陈云，颠倒是非却浑然不知。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计委主任)，责任在王鹤寿(冶金部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前面说这是自己的“两条罪状”)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段讲话，表达了对彭德怀的极度愤怒!彭德怀在下面听着，好像从毛泽东的嘴里射出一支支利箭，直插自己的胸膛!

彭德怀在意见书中说道，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一般不要追究责任;他还说过，大跃进的错误，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我也有一份，至少自己没有反对。康生帮毛泽东分析，这是彭德怀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怒气满腹的毛泽东在这里进行“责任分摊”之后，声明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却用“我无后乎”“绝子灭孙”“闯下大祸”这样尖刻的语言来咒骂自己，贬损自己。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是气愤已极的毛泽东在用奇特的语言痛斥彭德怀，是对右派言论的猛烈一击!这种正话反说的语言产生的强烈效果就是，台下很多人对彭德怀产生了义愤：彭德怀啊彭德怀，真是罪该万死!你为啥要给毛主席提意见呀?看你把毛主席气成啥样了啊!

而这种语言对彭德怀等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又如利箭穿心，头蒙眼花，不知所措!

毛泽东这次讲话很长，不能一一评析。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派予以严厉批判，对大跃进的“成绩”予以高调赞扬，对公社化发生的错误予以严密维护，尤其是对危害严重的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反复予以充分肯定。通篇的基调是：纠左已经取得成功，现在开始反击右倾!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在礼堂门口发生的一件事，令人惊心而遗憾。但这件事后来却有两种说法，让人难辨真假，莫衷一是。

毛泽东的警卫和秘书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毛主席讲完话后，从礼堂门口走了出来，迎面看见彭德怀，就满面微笑地说道：“老彭啊，有些问题咱们再谈谈嘛!”不料彭德怀怒冲冲说道：“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谈的!”说着便甩开袖子走了，把毛泽东晾在那儿。彭德怀的粗暴无礼，激起了在场多数大员的愤怒，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便随之升级。后来的一些“彭德怀传记”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换言之，彭德怀后来遭遇的一系列悲剧，都与彭德怀的脾气暴躁、对领袖“大不敬”有关。

但是，李锐先生在《庐山会议实录》却是这样记载的：

“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才知道，这是彭德怀在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毛的警卫秘书说是毛主席拦住彭德怀，要和彭谈话，彭怒冲冲拂袖而去;而李锐却说是彭德怀挡住毛泽东在说话，申明自己的意见书是怎么回事。两种说法大相径庭，哪一种符合事实呢?

亲自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万毅将军，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散会后他走出礼堂，站在门口边上，他亲眼看到，刚刚讲完话的毛泽东，脸上还带着怒气，从门口出来。早已站在外边的彭德怀迎上去说道：“主席，有些话咱们谈谈好不好?”毛泽东满脸不悦地说道：“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谈的!”说罢拂袖而去。

毛的警卫秘书说是毛泽东挡住彭德怀，要求和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怒而离去;而万毅将军说是彭德怀拦住毛泽东要求谈话，毛泽东拂袖而去。而李锐的说法和万毅的说法大体相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

我们还是相信万毅和李锐的说法。因为毛泽东的警卫秘书为了维护领袖的面子，也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们的说法往往带有一种倾向性;正如他们竟敢把庐山会议整倒彭德怀的主凶说成是刘少奇一样，在这件事上也会故意把“简单粗暴”的帽子扣到彭德怀头上。而万毅和李锐这些敢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编造谎言来美化彭德怀而丑化领袖。他们的说法是比较真实可信的——

毛泽东刚讲完话，依然怒气不休;彭德怀听罢讲话，肯定是怒气勃发。坐在后排的他一散会就浑身颤抖地走出来站在门口，要等毛泽东出来，和他理论理论。毛泽东一走出门口，彭德怀即刻迎上去，拦住他说：“主席，我的信递给你，是供你一个人参考的，为什么要分发给大家?你对我的信扣了那么多帽子，什么意思?”毛泽东肯定要说：“你在信中也没有说，不要分发给大家呀!你不服气，可以让大家讨论嘛!”彭德怀依然不依不饶，毛泽东早已极不耐烦，当着众人面不便多说，于是二人同时怒冲冲说道：“没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谈的?”随即不欢而散。

两位伟人如同两块愤怒的巨石，碰撞在一起闪出的激烈火花，让人惊心动魄，目瞪口呆。把这件事单单归咎于彭德怀粗暴无礼，导致后面的悲剧，只能说明是某些人的政治倾向和偏见。

彭德怀可能还不知道，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意外的灾难竟然不期而降。

1959年7月23日晚上，被毛泽东的讲话搞得心慌意乱的李锐，来到周小舟和周惠的住处。李锐实在想不通，满肚子怨气要发泄，想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看以后怎么办。

周小舟也和李锐一样满腹怨气，情绪比较激动。他一见李锐就说：“我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这位曾经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湖南省委书记，说话直言无忌。

周惠也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思想上喜欢吹捧，当年斯特朗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毛泽东就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

李锐认为，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喜欢谭震林这样放大炮的人。而对于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说缺点的人，就很不喜欢。这位曾当过毛泽东兼职秘书、常和毛泽东书信来往的水电部副部长，竟说道：“毛泽东今天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意谓正在纠左，忽然又反右)。

周小舟也说：“这个讲话简直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我想啦，咱们三人不如一起到毛泽东那里，与他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认为，从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情绪来看，他正在气头上，去了能谈出结果吗?于是周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谈。李锐说，这样一来，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周惠也不想去。但是拗不过小舟。他拨通了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于是就发生了不幸的“23夜事件”。

他们三人来到黄克诚的住处，黄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有说话。周小舟说，这不是和斯大林晚年一样，只有专制没有民主吗?袁世凯称帝以前，围着袁转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毛主席是不是也受到这样的蒙蔽了呢?

李锐竟然激愤地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劝说道：“你们不要激动。毛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做检讨。你们有意见，最好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

这样，他们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一些其它工作问题。大约近10点钟了，大家准备起身回去。就在这时，住在房子那头的彭德怀也来了!

周小舟一见彭，就带着怨气说道：“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彭德怀说道：“着急有什么用?”

李锐间房内无多余的椅子，就站起来了，一边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

于是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个人没有和彭黄打招呼，便走了出来。由于住的方向不同，李锐就单独一人走了。走了几步回头一看，蓦然惊呆了，心头一阵狂跳——只见周小舟在路边碰见了大将罗瑞卿，在朦胧的夜色里，正在向罗打招呼!一种不详的阴云如同这沉重的夜幕一样，在心头骤然升起……

这就是被庐山会议定为“大逆不道”的“7·23事件”!

现在看来，这些平日和毛泽东走得比较近、对大跃进的问题看得比较真切、思想一贯“右倾”(实际上是符合实际)、对毛泽东突然“变脸”的讲话实在想不通的忠直之士，不约而同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真话，表达对领袖的不满和批评，有些话确实有些尖刻、出格。这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这便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罪行!

当然，如果这几个人只是背后议论，无人发现，无人揭露，也就如一阵风一样刮去就算了。世上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巧合的是，他们一出门，偏偏就遇上了罗大将!

罗大将此时正是满脑子极左，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言论十分痛恨，在会议上彭等人一谈起大跃进的问题，必遭罗大将的打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时，罗大将更是声色俱厉，怒不可遏，上纲上线，滔滔不绝。此刻，这几个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右派”，夜晚聚拢在黄克诚住所，要和彭德怀、黄克诚密谋什么?这不是非组织的“小集团”活动吗?

果然，第二天，也就是1959年7月24日以后，李锐和二周三人深夜到黄克诚处，与彭德怀聚会这件事，便被毛泽东知道了，与会人员也基本都知道了。李锐最担心被当成“小组织活动”的事情，果然应验了。人们自然怀疑：你们听了讲话后，晚上还聚到一起，究竟要干什么?

但是，他们聚会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揭出来，人们只是有种种猜疑，以为他们是“物以类聚，类以群分”罢了。只见毛泽东有几个动作：将李云仲的右倾材料批发下去，将国务院秘书厅和江西某党校的右派言论批发下去。毛在批示中说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摇摆。”“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的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一系列批示，把与会人员的思想全部拉到“反右批彭”的轨道上来了。批判彭德怀的温度越来越高，彭德怀的错误也越挖越多，戴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但李锐等人还不知道其中厉害，这三人竟然还有来往。和李锐关系密切的田家英，一天晚上悄悄来到李锐的住处，告诉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也是集团成员，要他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李锐，问过总理，“反党集团”没有李锐的名字。但是，田还透露，在毛泽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彭德怀是纳吉;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右派!

周小舟，这位从毛泽东身边走出来的省委书记，一向为民务实，眼光敏锐，却又思想冲动，感情脆弱。是他一再建议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提意见，是他在23日夜晚执拗地约请李锐、周惠一同到黄克诚住处聚谈，是他率先提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受到打击后，陷入极度的悲观和痛苦之中。他对李锐说，他想辞去省委书记，下去搞一个农场;悲到极处，他竟然说，他想出家当一个和尚，脱离尘世。有人喝令他修改自己的检查发言稿时，他改来改去改不下去;有人叫他谴责彭德怀的信，他良心上过不去，下不去笔，欲哭无泪。他和周惠谈话谈到伤心处，就向周惠“托孤”：我死了，我的妻儿就托付给你了……，二人竟抱头大哭一场。文革初期，周小舟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自杀身亡，与他的这种性格和心境可能有关。

周小舟思来想去，对李锐说，他想一个人去找毛泽东，交代清楚“23夜晚”之事，独自承担责任，与黄克诚、周惠、李锐无关。李锐认为，这件事你说不清，咱们都有责任;他向二周转达了田家英关照的话，说明更大的压力还在后面，他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他们还约定，三人之间在23日晚上所谈的种种危险的话，要守口如瓶，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提了!

但是，在小组讨论会议上，不断有人追问23日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你们这伙人夜晚聚到一起，干什么去了?”“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他们聚在一起，这不是‘军事俱乐部’吗?(套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这几个人都是湖南的，这不是‘湖南集团’吗?”

后来批判彭德怀组织“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即由此而来。

这几个人从此惶惶不安起来。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解释一下，以释去对23日夜晚的猜忌。胡乔木也赞成这个主意，他以为毛泽东对李锐一向有好感;在刚开过的上海会议上，李锐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受到了毛的当众表扬。

也许毛泽东还不了解23日夜晚那几个人谈话内幕，30日还召见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个人谈话，气氛还比较缓和。重点了解彭和黄的关系，又提到了“湖南集团”的说法。毛泽东说，你们几个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但是我同你们几个不通心，同小舟尤其格格不入。希望小舟“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快点回头。李锐等对“湖南集团”的说法不以为然，觉得这样一来，以后见了湖南人怎么说话?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要他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他们谈起了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了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

毛泽东谈这些话是何用意?显然，是要将这四个人拉过来，在关键时刻像当年脱离张国焘一样脱离彭德怀，在关键时刻要站在毛泽东一边，为党中央立下功劳。用他的话说，就是“挖彭德怀的墙角”。

谈完话出来，遇见了田家英，李锐颇为轻松得意地告诉田，毛泽东和他们4人谈话，了解了彭黄关系，解除了“湖南集团”的误会，他们可能要解脱了。田家英却摇摇头说：“绝不要轻信，你们的大难还在后头呢!”李锐吃了一惊，瞪着这位毛主席身边的人，却也不便多问。田家英还悄悄告诉李锐，他们有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该了!毛主席这样独断专行，可谓晚节不终!他还担心总理也被牵扯上。田家英激动地说：“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他还透露，他们搞得那个《议定记录》也遭到批判，他们也是人人自危呀!

30日晚上，李锐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却又故意漏掉了一些关键问题，末尾却信誓旦旦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保证自己所说的话都是实话。

主席：

今天上午您同我们谈话后，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多次中央的会议，直接听到您的许多讲话，许多指示。您还同我作过好多次谈话，我应当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多领会您的精神。可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我同情彭总的信;在小组会的发言，精神和方向不对头;还乱讲了一些话。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书身份来参加中央会议，犯了这种错误，更是痛疚不已。

您今天谈到交心的问题，过去我常觉得我是愿意将一些想法，不管成不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从您第一次找我谈话起，我就觉得我在您面前并不拘束，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愿意听也很尊重下面干部意见的。因此，提意见逐渐更随便一些，有些话还是脱口而出的。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对您讲过一些错话;另一方面，我是不是还有些意见，有些想法，有些怕讲错了的话，没有向您讲出呢?当然还是有的，这方面也还有顾虑。今后我当做到，心里有话，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向您讲出，但我也请求，如果有些话讲错了特别是错得厉害时，您能够及时指出、纠正或者处分。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我同彭总是不熟悉的。去年4月同车去广州开会，他才认识我。彭总历史上的问题，我只知道百团大战这样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对黄克诚同志是尊敬的，信赖的，敢同他说一些心里话(譬如1950年、52年我曾两次大胆地向他谈过对高岗的意见)。到北京后，每年要到他家里去一两次。自从兼任您的秘书名义后，我没有到他家去过。这次他上庐山后，大概是7月18日早晨，总理召集大会，大会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们谈了些湖南的事情。临出来时，彭总来了(彭总和黄住在一栋房子)。记得黄老谈到彭总的信，说内容上有些问题，就一起开会去了。

听了主席23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这封信好像是言辞诚恳，实话实说，交代了对毛主席的敬畏心理，交代了同湖南籍诸位领导的关系，也交代了7月23日夜晚那几个人聚会谈话的情况。按照信中的表面说法，李锐等人一切正常，有何问题?

但是，李锐在此耍了个心眼，将那次聚谈中尖刻带刺的谈话遮掩过去，比如“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一百八十度转变”“翻云覆雨”等锋芒毕露的词汇一句也不说。以为凭借自己和领袖的“关系”就可以蒙混过去，居然还保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担保，“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他竟没有想到，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一旦问题败露，岂不是弄巧成拙，自掘坟墓!

那么，李锐真的能凭借这封信将“7.23”事件遮掩过去吗?众人皆知，李锐最终还是问题败露，被毛泽东一脚踢开，受到党纪严厉制裁;那问题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