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苍茫的北部草原，一群四处游荡的野狗，为了生存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夜色里守候，在黄昏里呼号，每当看见一只可以充饥的兔子，所有的猎狗就会一起冲上去，而最终抓到并享用兔子的只能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抓到兔子的野狗可以饱餐一顿，其他野狗却只能在远处观望，忍着饥肠辘辘和“凄厉的北风”默默等待。捕食兔子的野狗添饱肚子之后，信步离去，围观的野狗一拥而上，分食剩余的骨头、肉屑和残渣。

这样的“制度设计”比较有利于身强力壮的野狗，因为，天赋的差异总是造就一些出类拔萃的野狗，使得它们比种族中的同类更强壮，跑得更快，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但是，“胜败兵家常事”，强壮的野狗并不能成为永远的胜利者，抓到兔子的时候独吞战利品固然开心，可是，偶尔失手的时候，也只能加入“分食者”的队列。另外一个令野狗家族不安的事情是，“分食者”有时是不安分的。也许是饥饿的驱使，也许是认为在追捕兔子的过程中，它们也出了很大一份力的缘故。抓到兔子之后，捕食者与“分食者”还会进行一场新的分配食物的“战争”。

这样的“内战”往往比追捕兔子还要残酷，很多有天赋的野狗在内战中遍体鳞伤，丧失了追逐兔子的能力。而“内战”的遗害还在于，原来专注于追捕兔子的野狗，更多地采取“跟随策略”——总是处在追逐兔子的“第二梯队”，等到领头的野狗抓到兔子，它们才使出“杀手锏”，抢食猎物。“跟随策略”的出现，对野狗家族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领袖型”野狗越来越少，而“分食型”野狗的数目却越来越庞大，野狗们能够抓到的兔子日渐稀少，野狗们陷入了食物危机。

此时，一个长期观察野狗行为的猎人出现了。他对野狗们说：“你们总是挨饿，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野狗们一直在挨饿，可是为什么挨饿，却从来没有思考过。

“你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如何分配食物上，追捕兔子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这就是你们挨饿的真正原因。”

野狗们似有所悟，却没有办法。猎人说：“我有办法，让大家从此不再为分配食物发愁。无论是谁，抓到兔子之后，都交给我，我将平均分配给野狗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你们再也不用为分食兔子你争我夺，耗费精力，浪费时间了。所有的野狗不论是强壮的、瘦弱的、幼小的、还是老迈的，都可以一门心思抓兔子。兔子多了，你们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好。”

这个办法一经提出，立即获得野狗们的赞同。野狗们纷纷努力去抓兔子，因为猎人解除了所有野狗的后顾之忧，强壮的野狗不必担心自己抓的兔子被别人占有，瘦弱的野狗吃了“大锅饭”日渐强壮，抓兔子的能力提高了，更大的收获在于，野狗们的工作时间都在抓兔子，从前分食兔子浪费的时间大大减少。从此，野狗变成了猎狗。

述评：

制度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市场经济中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也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野狗们变成猎狗这样的“思维试验”，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人类经济制度形成的逻辑思辩方式。野狗们最初的生存法则是一种典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种法则看上去有利于最强大的野狗，而事实上，最强大的野狗也时刻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动物学家长期以来的深入研究，也证明即使是最为凶猛的草原之王——非洲狮，其生存的境遇也不过是“一天饱食，半月挨饿”，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在整个野狗家族面临生存困境的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以替代原有的“丛林法则”，是大势所趋。此时，猎人出现了。猎人及时发现了野狗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设计了一种崭新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原始状态的“大锅饭”，但是，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保证了所有的兔子都有饭吃，另一方面，野狗们减少了分配食物所需要的时间，增加了抓兔子的“有效工作时间”，比较“丛林法则”，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我们可以设想，野狗驯化为猎狗，也是“理性经济狗”的一种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仅仅认为人是“理性经济人”是不够的，动物们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

这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制度形成的几个条件。首先，环境变化是制度形成的最重要的外在压力。如果草原上兔子成灾，野狗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抓到兔子，大饱口福的话，野狗们自在悠闲的生活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其次，环境变化诱发了野狗家族的“内部经济危机”，进而引起种族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没有深刻的危机冲击，制度的形成就缺乏内在激励。第三，未来的“制度设计”能够给大多数野狗带来可以预期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对于强壮的野狗，如果吃“大锅饭”损失了它的利益，它就可能坚决反对制度的形成。或者，当新的制度形成之后，“强壮的野狗”选择离开，独自流失在草原上“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