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蒼茫的北部草原，一群四處遊蕩的野狗，為了生存進行着激烈的競爭。它們在夜色里守候，在黃昏里呼號，每當看見一隻可以充飢的兔子，所有的獵狗就會一起衝上去，而最終抓到並享用兔子的只能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個“貧富不均的社會”，抓到兔子的野狗可以飽餐一頓，其他野狗卻只能在遠處觀望，忍着飢腸轆轆和“悽厲的北風”默默等待。捕食兔子的野狗添飽肚子之後，信步離去，圍觀的野狗一擁而上，分食剩餘的骨頭、肉屑和殘渣。

這樣的“制度設計”比較有利於身強力壯的野狗，因為，天賦的差異總是造就一些出類拔萃的野狗，使得它們比種族中的同類更強壯，跑得更快，在生存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但是，“勝敗兵家常事”，強壯的野狗並不能成為永遠的勝利者，抓到兔子的時候獨吞戰利品固然開心，可是，偶爾失手的時候，也只能加入“分食者”的隊列。另外一個令野狗家族不安的事情是，“分食者”有時是不安分的。也許是飢餓的驅使，也許是認為在追捕兔子的過程中，它們也出了很大一份力的緣故。抓到兔子之後，捕食者與“分食者”還會進行一場新的分配食物的“戰爭”。

這樣的“內戰”往往比追捕兔子還要殘酷，很多有天賦的野狗在內戰中遍體鱗傷，喪失了追逐兔子的能力。而“內戰”的遺害還在於，原來專注於追捕兔子的野狗，更多地採取“跟隨策略”——總是處在追逐兔子的“第二梯隊”，等到領頭的野狗抓到兔子，它們才使出“殺手鐧”，搶食獵物。“跟隨策略”的出現，對野狗家族而言幾乎是毀滅性的，“領袖型”野狗越來越少，而“分食型”野狗的數目卻越來越龐大，野狗們能夠抓到的兔子日漸稀少，野狗們陷入了食物危機。

此時，一個長期觀察野狗行為的獵人出現了。他對野狗們說：“你們總是挨餓，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野狗們一直在挨餓，可是為什麼挨餓，卻從來沒有思考過。

“你們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如何分配食物上，追捕兔子的時間卻越來越少，這就是你們挨餓的真正原因。”

野狗們似有所悟，卻沒有辦法。獵人說：“我有辦法，讓大家從此不再為分配食物發愁。無論是誰，抓到兔子之後，都交給我，我將平均分配給野狗家族中的每一個成員。你們再也不用為分食兔子你爭我奪，耗費精力，浪費時間了。所有的野狗不論是強壯的、瘦弱的、幼小的、還是老邁的，都可以一門心思抓兔子。兔子多了，你們的生活就會一天比一天好。”

這個辦法一經提出，立即獲得野狗們的贊同。野狗們紛紛努力去抓兔子，因為獵人解除了所有野狗的後顧之憂，強壯的野狗不必擔心自己抓的兔子被別人占有，瘦弱的野狗吃了“大鍋飯”日漸強壯，抓兔子的能力提高了，更大的收穫在於，野狗們的工作時間都在抓兔子，從前分食兔子浪費的時間大大減少。從此，野狗變成了獵狗。

述評：

制度並不是一種先驗的存在，市場經濟中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也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逐漸形成的。野狗們變成獵狗這樣的“思維試驗”，為我們提供了考察人類經濟制度形成的邏輯思辯方式。野狗們最初的生存法則是一種典型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這種法則看上去有利於最強大的野狗，而事實上，最強大的野狗也時刻處於飢餓的威脅之中。動物學家長期以來的深入研究，也證明即使是最為兇猛的草原之王——非洲獅，其生存的境遇也不過是“一天飽食，半月挨餓”，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在整個野狗家族面臨生存困境的時候，建立一個新的制度，以替代原有的“叢林法則”，是大勢所趨。此時，獵人出現了。獵人及時發現了野狗們所面臨的困難，並設計了一種嶄新的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是原始狀態的“大鍋飯”，但是，其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保證了所有的兔子都有飯吃，另一方面，野狗們減少了分配食物所需要的時間，增加了抓兔子的“有效工作時間”，比較“叢林法則”，這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設計。因此，我們可以設想，野狗馴化為獵狗，也是“理性經濟狗”的一種理性選擇，也就是說，僅僅認為人是“理性經濟人”是不夠的，動物們也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

這裡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制度形成的幾個條件。首先，環境變化是制度形成的最重要的外在壓力。如果草原上兔子成災，野狗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抓到兔子，大飽口福的話，野狗們自在悠閒的生活肯定還會繼續下去。其次，環境變化誘發了野狗家族的“內部經濟危機”，進而引起種族的生存危機，也就是說，沒有深刻的危機衝擊，制度的形成就缺乏內在激勵。第三，未來的“制度設計”能夠給大多數野狗帶來可以預期的經濟利益，尤其是對於強壯的野狗，如果吃“大鍋飯”損失了它的利益，它就可能堅決反對制度的形成。或者，當新的制度形成之後，“強壯的野狗”選擇離開，獨自流失在草原上“單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