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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穿越過“時空”的華人都知道：在中國，特別是文革時期，一提到“政治目的”，這必定是一個嚴重的指控。在黨國，政治是黨的專利，黨是領袖的專利。因此，只有領袖才有資格具有政治目的。其他任何人如果有政治目的，這等同於反對領袖、反對黨，這就是死罪。但是來到“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是普通百姓的權利，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合法的政治目的，包括宣傳、組黨、競選、實施這些政治目的。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上，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有政治目的，包括為了自己的私利，去進行宣傳和鼓動都是合法的。所以，為自己或一部分人去爭取利益，是文明社會所允許，並受到憲法保護的。只有那些不知自身政治權利為何物的人，才會認為宣傳不能為了私利；或者，必須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歸根到底一句話：具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是現代文明社會每一個公民的權利。

關於“方舟子打假是基於事實，而支持柴靜的人是基於立場”的說法，則明顯是顛倒了事實。《穹頂之下》的核心是【霧霾】這個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對於所有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都是一種【災害】。而方舟子所謂的打假反倒是基於自身的學識基礎，自己的解讀，自己的立場。方舟子把吸煙與霧霾相對比，這表面上是以事實對事實，但是，這兩個事實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霧霾，沒有人願意主動去吸，但卻無時無刻，不得不被動地去吸。因此，除了身體本身會受到傷害，精神上也同樣會產生厭煩和憤懣地情緒。而吸煙基本上是主動性的，為了減少“二手煙”的危害，許多公共場合都已經禁止吸煙。那麼，即使主動吸煙、甚至是吸毒比霧霾危害大，但那都是自願的的行為。用非自願受害與自願受害這兩種本質完全不同的傷害相比較，就好比當人們譴責由於建築施工時偷工減料而造成人員傷亡時，有人提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劣質建築倒塌所壓死的人多得多，因此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地震而不是施工的質量。如果把概念進行明確的梳理，我們應該認識到：霧霾是一種【災害】，而吸煙是一種【危害】，災害和危害雖然都會造成【傷害】，但對人的行為而言卻表示了不同的性質。這就是概念不同而形成的語言表達差異，有時想想它很微妙，但這又是正確理解問題的基礎。歡迎方舟子及其支持者打這《霧霾災害說》的假。

作為判斷社會公義和損益程度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損益必須同性質比較】。也就是說：對於獲利的程度和公義性衡量，必須在相同性質的範圍內進行判別；同樣，對於損害的程度和公義性衡量，也必須在相同的性質範圍內進行判斷。比如看收益的合法性，如果一個人一年能掙1000萬，你能說一般販毒都掙不到這麼多錢，因此一年掙1000萬就是犯罪？當比較損害的性質時，你能說由於非違章所導致的車禍意外傷害不算犯罪，因此故意殺人也不算犯罪？根據同性質比較原則，損益比較必須限定性質邊界。不如此，損益的性質就隨時可能被混淆。

根據上述概念和原則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方舟子對《穹頂之下》的攻擊手法既混淆了事實的概念，又違背了公義判斷的基本原則。

對於“柴靜是記者，沒資格談科學問題”的說法，我必須指出：這種論調是一種完全不理解科學本質的表現。什麼是科學？所謂科學，就是人類對自然規律的一種系統化認識，其本質就是自然邏輯關係的集合。所謂的科學家，無非是對特定集合的認識空間範圍比常人大一些而已；所謂的專家，無非是對特定的邏輯關係了解得深入和細緻而已。受過教育的人都會有知識，有常識。科學家、專家，在特定領域認知的深度上超出常人，但記者在認知的廣度上又會超出一般的科學家，這就是自然的平衡。但專家與記者對於科學而言，是沒有分界線的。如果按照“柴靜沒資格談科學問題”的邏輯，方舟子不是記者，他有資格談新聞範疇的時事評論嗎？此為其謬誤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穹頂之下》的核心根本不是在談科學，是在談霧霾的產生、對社會大眾的影響、以及治理霧霾的措施探討。社會賦予記者的職責，就是向公眾呈現系統化的社會信息；同時，社會也允許記者發表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及個人觀點。任何新聞報道當中，所呈現的信息源頭，不可能都是來自記者本人。比如天氣預報，你能說播音員不是氣象學家，因此沒資格報道氣象的預測？至於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這就涉及到下一個問題：什麼是虛假信息？

有人說《穹頂之下》有假就該打。泛泛而談是沒錯，但打假一要看價值，二要看合理性。價值方面的問題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經闡述過了。這裡主要看其合理性。那麼看看方舟子打的是所謂的什麼“假”？一個是“柴靜孩子的病與霧霾沒有關係”。這叫什麼科學素養？如果方舟子是個文科生也就罷了，可其偏偏是所謂的理科生。可惜的是，他缺乏工科的基礎培訓。自然的規律在工科領域有一個最基本的表現，就是：自然不存在絕對！除非方舟子能夠證明霧霾對人體根本沒有影響，否則如何證明某種疾病與霧霾絕對沒有關聯？即使是孕婦由於霧霾對呼吸的影響以及心理焦慮所導致的身體變化，難道就絕對不會對胎兒的發育造成影響？如果方舟子敢於說出“絕對”二字，那麼不良信息的刺激可以把人嚇死也就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假”了。但事實是這樣嗎？方舟子的邏輯也相當於聲稱：一場猛烈的風暴絕對不可能是由一隻蝴蝶扇動翅膀造成的。但方舟子再牛，他能否定《蝴蝶效應》的存在嗎？

另一個被方舟子拿來說事的，是一個空氣污染與死亡率的曲線圖表。這就更說明方舟子不但缺乏科技常識，也缺乏社會新聞常識。首先，任何統計分析的結果既取決於樣本的採樣空間，也取決於統計分析所採用的模型。統計結論的分析本身就是科學研究的必要環節，它需要不同觀點的相互碰撞，否則何來學術研討之說？數據不同、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結論、不同觀點，何來誰真誰假？如果方舟子沒有得到柴靜所述圖表後面的樣本數據和分析模型，僅從圖表的相似度來判定柴靜“團隊”造假，其做法恰恰違背了科學的基本原則，造假的反倒是方舟子本人了。這種假，是違背科學原則而產生出的評價結論，是一種偽科學的表達。

進一步，《穹頂之下》的主題是霧霾所籠罩的社會現象，報道的手法只是一種形式、一種包裝。如果放着霧霾的現象和危害不談，專對報道者的情緒、態度進行揣摩，對根本改變不了問題性質的個別數據信息進行挑剔，就是對不同層次的概念進行性質的置換，就形成了對本質問題的狡辯。如果要想推翻我這一論點，方舟子及其支持者必須能夠證明：按照方舟子所依據的事實和數據，（1）霧霾不可避免，（2）霧霾無害。否則核心問題的“假”在何處？如果核心問題為真，那麼打假的合理性又在哪？別說這是方舟子的個人嗜好，因為他對《穹頂之下》的抨擊是打着科學的旗號，而不是說隨便打擊着玩。科學有讓人專門迴避本質而去糾纏枝節的嗎？

歸攏來說，方舟子及其支持者對柴靜《穹頂之下》的譴責和抨擊，蔑視了社會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要求、混淆了不同社會問題的性質、違背了科學思維的原則、製造了不合理的挑剔和責難，對霧霾問題的解決不但產生不了任何積極的影響，反而徒增社會思維的混亂。這，就是方舟子及其支持者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