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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穿越过“时空”的华人都知道：在中国，特别是文革时期，一提到“政治目的”，这必定是一个严重的指控。在党国，政治是党的专利，党是领袖的专利。因此，只有领袖才有资格具有政治目的。其他任何人如果有政治目的，这等同于反对领袖、反对党，这就是死罪。但是来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是普通百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合法的政治目的，包括宣传、组党、竞选、实施这些政治目的。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有政治目的，包括为了自己的私利，去进行宣传和鼓动都是合法的。所以，为自己或一部分人去争取利益，是文明社会所允许，并受到宪法保护的。只有那些不知自身政治权利为何物的人，才会认为宣传不能为了私利；或者，必须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归根到底一句话：具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关于“方舟子打假是基于事实，而支持柴静的人是基于立场”的说法，则明显是颠倒了事实。《穹顶之下》的核心是【雾霾】这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对于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灾害】。而方舟子所谓的打假反倒是基于自身的学识基础，自己的解读，自己的立场。方舟子把吸烟与雾霾相对比，这表面上是以事实对事实，但是，这两个事实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雾霾，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吸，但却无时无刻，不得不被动地去吸。因此，除了身体本身会受到伤害，精神上也同样会产生厌烦和愤懑地情绪。而吸烟基本上是主动性的，为了减少“二手烟”的危害，许多公共场合都已经禁止吸烟。那么，即使主动吸烟、甚至是吸毒比雾霾危害大，但那都是自愿的的行为。用非自愿受害与自愿受害这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伤害相比较，就好比当人们谴责由于建筑施工时偷工减料而造成人员伤亡时，有人提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劣质建筑倒塌所压死的人多得多，因此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地震而不是施工的质量。如果把概念进行明确的梳理，我们应该认识到：雾霾是一种【灾害】，而吸烟是一种【危害】，灾害和危害虽然都会造成【伤害】，但对人的行为而言却表示了不同的性质。这就是概念不同而形成的语言表达差异，有时想想它很微妙，但这又是正确理解问题的基础。欢迎方舟子及其支持者打这《雾霾灾害说》的假。

作为判断社会公义和损益程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损益必须同性质比较】。也就是说：对于获利的程度和公义性衡量，必须在相同性质的范围内进行判别；同样，对于损害的程度和公义性衡量，也必须在相同的性质范围内进行判断。比如看收益的合法性，如果一个人一年能挣1000万，你能说一般贩毒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因此一年挣1000万就是犯罪？当比较损害的性质时，你能说由于非违章所导致的车祸意外伤害不算犯罪，因此故意杀人也不算犯罪？根据同性质比较原则，损益比较必须限定性质边界。不如此，损益的性质就随时可能被混淆。

根据上述概念和原则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方舟子对《穹顶之下》的攻击手法既混淆了事实的概念，又违背了公义判断的基本原则。

对于“柴静是记者，没资格谈科学问题”的说法，我必须指出：这种论调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科学本质的表现。什么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一种系统化认识，其本质就是自然逻辑关系的集合。所谓的科学家，无非是对特定集合的认识空间范围比常人大一些而已；所谓的专家，无非是对特定的逻辑关系了解得深入和细致而已。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有知识，有常识。科学家、专家，在特定领域认知的深度上超出常人，但记者在认知的广度上又会超出一般的科学家，这就是自然的平衡。但专家与记者对于科学而言，是没有分界线的。如果按照“柴静没资格谈科学问题”的逻辑，方舟子不是记者，他有资格谈新闻范畴的时事评论吗？此为其谬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穹顶之下》的核心根本不是在谈科学，是在谈雾霾的产生、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以及治理雾霾的措施探讨。社会赋予记者的职责，就是向公众呈现系统化的社会信息；同时，社会也允许记者发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及个人观点。任何新闻报道当中，所呈现的信息源头，不可能都是来自记者本人。比如天气预报，你能说播音员不是气象学家，因此没资格报道气象的预测？至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什么是虚假信息？

有人说《穹顶之下》有假就该打。泛泛而谈是没错，但打假一要看价值，二要看合理性。价值方面的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阐述过了。这里主要看其合理性。那么看看方舟子打的是所谓的什么“假”？一个是“柴静孩子的病与雾霾没有关系”。这叫什么科学素养？如果方舟子是个文科生也就罢了，可其偏偏是所谓的理科生。可惜的是，他缺乏工科的基础培训。自然的规律在工科领域有一个最基本的表现，就是：自然不存在绝对！除非方舟子能够证明雾霾对人体根本没有影响，否则如何证明某种疾病与雾霾绝对没有关联？即使是孕妇由于雾霾对呼吸的影响以及心理焦虑所导致的身体变化，难道就绝对不会对胎儿的发育造成影响？如果方舟子敢于说出“绝对”二字，那么不良信息的刺激可以把人吓死也就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假”了。但事实是这样吗？方舟子的逻辑也相当于声称：一场猛烈的风暴绝对不可能是由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造成的。但方舟子再牛，他能否定《蝴蝶效应》的存在吗？

另一个被方舟子拿来说事的，是一个空气污染与死亡率的曲线图表。这就更说明方舟子不但缺乏科技常识，也缺乏社会新闻常识。首先，任何统计分析的结果既取决于样本的采样空间，也取决于统计分析所采用的模型。统计结论的分析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必要环节，它需要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否则何来学术研讨之说？数据不同、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结论、不同观点，何来谁真谁假？如果方舟子没有得到柴静所述图表后面的样本数据和分析模型，仅从图表的相似度来判定柴静“团队”造假，其做法恰恰违背了科学的基本原则，造假的反倒是方舟子本人了。这种假，是违背科学原则而产生出的评价结论，是一种伪科学的表达。

进一步，《穹顶之下》的主题是雾霾所笼罩的社会现象，报道的手法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包装。如果放着雾霾的现象和危害不谈，专对报道者的情绪、态度进行揣摩，对根本改变不了问题性质的个别数据信息进行挑剔，就是对不同层次的概念进行性质的置换，就形成了对本质问题的狡辩。如果要想推翻我这一论点，方舟子及其支持者必须能够证明：按照方舟子所依据的事实和数据，（1）雾霾不可避免，（2）雾霾无害。否则核心问题的“假”在何处？如果核心问题为真，那么打假的合理性又在哪？别说这是方舟子的个人嗜好，因为他对《穹顶之下》的抨击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而不是说随便打击着玩。科学有让人专门回避本质而去纠缠枝节的吗？

归拢来说，方舟子及其支持者对柴静《穹顶之下》的谴责和抨击，蔑视了社会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要求、混淆了不同社会问题的性质、违背了科学思维的原则、制造了不合理的挑剔和责难，对雾霾问题的解决不但产生不了任何积极的影响，反而徒增社会思维的混乱。这，就是方舟子及其支持者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