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6日上午,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委員陳祥如、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機關黨委常務
副書記何曉輝一行4人,前往公安部廣渠門宿舍區,來到離休幹部、局機關黨委委員、
廣渠門活動站第4黨支部書記趙文奇同志家中,代表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向公安部直屬
機關離退休幹部致以新春慰問和祝福。
趙文奇同志逝世
來源:中國警察網-人民公安報 發布時間:2013-09-27 9:34:48
本報訊 中國共產黨黨員、離休幹部、公安部辦公廳原處長 (局級待遇)趙文奇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83歲。
趙文奇,男,漢族,1930年1月出生,山西黎城人,1945年2月參加革命,194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武陟縣公安局股員,太行公安局第四分局幹事、科員,平原省新鄉專區公安處科員、副科長,獲嘉縣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公安部政治部副科長,三局人口統計處科長、副處長,政治部勞動工資處副處長、處長,綜合計劃局編制統計處處長,辦公廳處長,1987年3月享受副局級待遇,1989年12月離休。1994年7月被部直屬機關黨委評為 “優秀共產黨員”。
晏樂斌:全國大饑荒年代
2015年2月24日
1959年至1962年,全國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大饑荒,出現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說法不一,各執一詞。官方說:“1959年至1961年全國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大批人死亡。”可是死亡人數是秘而不宣,從未公布過。民間學者、專家經過調查,有各種版本的死亡數據。如:

金輝先生發表在1998年第十期《方法》月刊撰文說:“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3400多萬人。“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經歷10年調查、訪問,查閱各地檔案、史志,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中說:“ 1959年至1961年全國共餓死3600多萬人”。辛子陵在《千秋功罪》一書中表述:1959年至1962年全國共餓死3755.8多萬人。劉源、何家棟在《你所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大躍進及隨後的反右傾,造成國家一片混亂,經濟瀕臨崩潰,人民忍飢挨餓,直至付出幾千萬生命代價。”李志綏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記載:““ 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3500萬至5000萬人”。著名“京夫子”著《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一書記載“ 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7000多萬人”.。馮客教授在《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中說:“(他)查閱了10個省、幾十個縣的1000多份檔案和國內外的有關資料,採訪了100人,估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500萬人。其中有250萬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幹部、民兵打死和折磨死的”。



再舉個例子:
安徽也是大饑荒的重災區,但安徽巡撫曾希聖拒不承認本省有饑荒。
最後是周恩來寫親筆信給曾希聖,指出安徽存在饑荒,要求他派人調查。
以下是周的親筆信照片:
中共徐水縣委員會關於加速
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
的規劃草案(全文)


民間這些學者、人士的調查統計和推算、估算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據之後,官方也不得不於2011年1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書中羞羞答答地承認:“困難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一千萬人”還在向全國億萬人民說謊,還在遮遮掩掩。何時執政者不再欺騙人民啊。
今年2012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離休的局級幹部、1964年夏,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統計處副處長的趙文奇同志告訴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特別關注那幾年經濟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考慮到各地上報餓死人情況都不準確,上報時都要經過黨委一把手點頭批准才允許上報。他要求公安部對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視,一定要將非正常死亡數字不管採用什麼方法弄清楚,要我們通過這次人口普查,將全國實有人口計算統計準確,死亡人口搞準確,特別是對那幾年經濟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搞準確的指示精神。為此,成立了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楊尚昆親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任副主任,我們公安部三局五處(人口統計處)全力投入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處長白建華、我(副處長),工作人員王維志、沈一(益)民參加。確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時為截止計算統計時間。我們按楊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認真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組織指揮,領導全國人口普查,對人口多、問題複雜的重點省還派出工作組去具體指導、協助。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各地公安機關都報來了人口數據。據統計,當時全國有人口73000多萬。隨後於當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內蒙三個自治區沒有抽人到北京外,其餘26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我們都抽調做人口統計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再次對各地報來的人口數據,進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區每年人口減少數,減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數,
1959年至1962年全國共有
9600萬為非正常死亡數。
趙文奇同志告訴我這一數字之後,我感到十分驚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數字?我開始懷疑,是否虛假。5月11日和14日我兩次碰到趙文奇同志,問他此數據是否可靠?他說,絕對可靠,是各省、市、區報來的統計數,又經過各地同志的再次核算和推算,這個數據是應該信得過的。他說,統計數據檔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檔案館,有案可查。同時,趙文奇同志還說,1964年9月初,於桑副部長要我們(有白建華、我、沈一民)同他共四個人,專門向楊尚昆主任進行了匯報。楊主任詢問了一些情況之後,對這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的圓滿順利完成表示滿意,對按比例推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數據作了肯定,認為就此數據作為依據。
(以上兩段內容經趙文奇同志審核——筆者注)
從現在已解密的檔案和一些學者發表的文章來看,造成那幾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
一、虛報浮誇。分明畝產小麥、水稻幾百斤,卻虛報浮誇成幾千斤、甚至幾萬斤,最高的廣西融江縣畝產達13萬斤的天文數字。
二、高徵購。毛澤東1958年8-9月到河北徐水、河南遂平縣視察,問縣委書記:“你們生產了這麼多糧食吃不完,怎麼辦?”遂平縣委書記劉國忠回答:“糧食多了不要緊,我們支援別人,支援外國,支援非洲”。這就出現了本來沒有產這麼多糧食,一虛報引出了高徵購,拿不出糧食,就只有將社員口糧、種籽、牲口用糧食拿去交徵購任務,河南、四川、安徽、甘肅、河北、山東、貴州、廣西、湖南、廣東等省出現了秋收後餓飯。
![[轉載]毛澤東時代的幸福生活自己看!](http://s5.sinaimg.cn/mw600/a1d808ebtd74d88e9a4d4&690)
作家-天佑 :確實沒吃紅燒肉,
官方真的沒撒謊啊。
2014年02月14日 23:53
1961年毛澤東的伙食費(圖)
毛澤東終生喜歡中國菜,但並非拒絕西餐。60年代初,毛澤東在吃過幾種西菜後,突然發現原來西餐中也有許多菜餚妙不可言。在六十年代,為了接見外賓,中南海的廚師們也開始準備西菜餐單,當中包括魚蝦等西式烹調手法的海鮮。
毛澤東在國宴上
60年代初,由於中國與其他國家外交需要以及與他國的交流逐漸頻繁,從那時開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開始為毛澤東物色精通中西菜餚製作工藝的廚師。當時,一 位姓陳的廚師擅做西餐,毛澤東對他的手藝常常讚不絕口。江青很欣賞西餐,有一次在吃過陳師傅做的幾樣西菜後,也稱羨不已。她對毛澤東說:“陳師傅的手藝還 真不錯,我那邊的師傅沒一個比得上!”毛澤東聽罷便對她說:“如果你想要,就把陳師傅調到你那邊去好了。”江青聞言大喜過望,最後真的將陳師傅要過去了。
1961年4月26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訂製了一份西菜、西菜湯菜譜。從保存下來的菜譜看,內容儘管談不上十分豐富,但已比較周到地照顧到了毛澤東的飲食喜好。這份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類、羊肉類、牛肉類、湯類。
下面就是1961年4月26日,廚師為毛澤東制訂的西餐菜譜的魚蝦部分:
莫斯科烤魚
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桂魚、炸桂魚、軟炸桂魚、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白烤魚、烤青菜魚、波蘭煮魚
罐燜大蝦
鐵扒大蝦、烤蝦卷、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
毛澤東對於用西餐方法製作出來的魚蝦也感到十分新鮮驚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製作的魚蝦後吃上一次西菜魚,以此換換口味。
基輔黃油雞卷非常具有異域特色
毛澤東對西菜中雞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員制訂西餐菜譜時,在雞類上列出了這些一般人聞所未聞的西菜名稱:黃油雞卷、軟煎雞排、雞肉餅、雞肉元、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西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等。光聽菜名,也能大概猜到,這是為了迎合毛澤東口味而製作的中式 西菜,這些菜單的部分菜餚是根據俄國等國家的特色西餐而製作的,因此會符合當時的國情與用餐客人的口味。
而毛澤東對上述西菜雞並非樣樣都喜歡,但偶爾吃上一頓也覺得別有風味。而這些西菜大約只有在宴請國際友人的時候,他才會嘗上幾口。
波蘭煮魚
毛澤東60年代對西菜感興趣,但他很少正正經經地吃過一頓純粹意義上的“西餐”。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是口味,還是營養, 中國菜都遠遠超過西菜。當然,西菜中也有不少值得中菜借鑑學習的地方。但是,如果讓毛澤東每日吃西餐,他絕不願意。因此,毛澤東在吃西菜時一般是與中菜合 在一起吃,即是說,他每天的飲食還是以中菜為主,其中也夾雜上幾個西菜,或是西菜肉類,或是西菜湯類。 到了毛澤東的晚年,由於中南海的醫生們注重主席的健康,因此也要求減少了西菜的製作。
1958年,河北人民公社吃“大鍋飯”

三、反瞞產私分。公社、生產大隊交不出糧食,1959年9月21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開展反瞞私分的指示》。反瞞產私分運動一經在全國農村開展,各級幹部、社員就遭殃,批鬥吊打、逼死人命等違法亂紀遍及全國各地,僅河南信陽專區基層幹部在反瞞產私分,搜查群眾60多萬戶,吊打社員30多萬人。
四、1958年全國糧食豐產不豐收。由於上面瞎指揮,人員被調去深翻土地,大煉鋼鐵,糧食爛在地里。
五、大辦食堂初期,敞開肚子吃,吃飯不要錢,浪費嚴重。
六、圍堵攔截外出生存、逃荒的饑民。餓死人嚴重的河南、安徽、河北、山東、四川、貴州、甘肅、青海、廣西、廣東等省區,寧讓饑民餓死在村里,也不讓他們外出逃荒求生存,對他們進行圍堵攔截,當盲流對待。全國家喻戶曉的安徽《鳳陽花鼓》反應明代安徽農民逃荒要飯的情況: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個好地方,
自從有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
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
身背花鼓走四方。
獨裁、專制的封建王朝還讓饑民外出逃荒求生存,號稱“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號稱“救人民出水火”的中國共產黨人,竟不如專制獨裁的封建王朝,真是草菅人命。
七、外購糧食、拿去支援外人。1959年、1960年我國城鄉人民出現大饑荒,大量浮腫病人,大量餓死人時,我國政府用外匯向加拿大購買數萬噸小麥,用船運回國途中,中共中央突然下發命令,令運糧船隻轉舵向亞得里亞海,將購買的糧食去支援“反蘇、反修的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
八、打腫臉充胖子,搞兩彈一星。毛澤東等人,寧願讓億萬中國人餓飯,患浮腫病,餓死人,在1958年至1960年調出幾百億糧食去換外匯,發展兩彈一星,去爭取什麼“面子”和“志氣”,顯示“中國的實力”。有人評論,晚二三年去發展“兩彈一星”不行嗎?
上述這些倒行逆施的作為,當時國人沒有人敢吭聲,真是咄咄怪事。
2012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