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的。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形成又是同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的。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潮流。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分析哲学，拘泥于狭小的认识论圈子之中，带有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有着过分注重人的自由任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弊端。这些局限与弊端，使得它们的发展由势盛走向势衰。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起初是以彻底否定现代哲学的面貌出现的，人们称其为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后在回应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过程中，又逐渐产生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蒯因、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它们的理论来源尽管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思想实质。这就是它们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所谓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为了彻底否定以往的哲学传统，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采取了一些迥异于传统的方式、方法。比如，德里达用解构的方法（拆解结构的方法），即从内部突破的策略，通过揭露近现代哲学文本（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对象）自身的矛盾，拆解其原有的结构，消除结构中一切确定的和固定的东西，颠倒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消解中心和主体，从而颠覆文本原有结构。按照德里达的分析，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人们总要认定一种不受质疑的“真言”（理性的声音或上帝的旨意），总得有一种语言文字与其语意不可再分的“逻各斯”（Logos）。它是认识的出发点或中心，既置身于人的认识系统之外，又维系着人的认识系统。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致命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结构的致命矛盾。既然这些“中心”都是置身于结构之外的，那就说明这些结构是“中心消解”的。一旦“中心”不复存在，那么结构系统中原先在价值论上被认为是主要和次要的对立关系，不就可以颠倒过来吗？例如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真实与谎言、所指与能指等，一般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然而，一旦认识到这些结构是一个中心消解的结构，那么，人们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妨把后者看得更为重要。 

又如，伽达默尔是用把语言过程独立化的方式来否定传统哲学的。他认为语言是诸多存在得以表现的存在，是一种根本的存在。他非常重视语言，认为能够被人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们在理解文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他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是历史的效果或叫效果历史。“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也好，历史效果、效果历史也好，都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打上人的主观烙印，产生“偏见”。问题是怎样对待偏见？伽达默尔不是强调对照文本与文本相关的实在不断纠正偏见，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是听其自然，越偏越好，越偏越有创造性。这种“此在（此时此地的我）的存在方式”，不能改变也无需改变，这就把语言过程独立化了。如此一来，势必使“主体虚化”、“真理退场”、“客观性丧失”。可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以无视主客观关系的方式，赋予自身以明显的反传统哲学的后现代性质。 

再如，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以宣扬后哲学文化的方式否定传统哲学。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先知们否定了中世纪的神学文化，使神学文化变成了后神学文化，即哲学文化。现在呢？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种主张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在大写哲学消失以后，接替哲学文化的就是后哲学文化。在后哲学文化中，不讲本质、不讲基础、不讲主客二分、不讲结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核心、没有标准的多元文化。 

以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小约翰·B·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回应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后起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对现代哲学也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不主张激进性的彻底摧毁，而是强调批判性的反思，实现对现代哲学的超越。这一流派的主要内容有：（1）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对个人中心主义，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自我不是自足的，永远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是关系网中的一个交汇点，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因此，个人应养成“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万物都有其价值和目的，自然不是人们统治、占有、掠夺的对象，而是有待人去照料的花园，从而超越了现代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二元对立论。（3）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中，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父权制。

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哲学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它的产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首先，从经济政治上看，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20世纪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资本主义是“理性的王国”、“人类的天堂”的神话。这就在逻辑上必然地积蓄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情绪。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源头的后结构主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产生的。同时，还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阶级关系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原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层，它包括“白领工人”和从事生产管理的技术人员。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资本家与劳工之间。他们既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思想控制不满，又嫌弃传统的价值观，加之现实生活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就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多元论、相对主义、自由主义。他们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社会基础。 

其次，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军备竞争加剧、人文精神失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助长着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情绪。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出现了两个容易使人的认识产生偏差的新问题：一是利用高度发达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虚拟实在”。由于虚拟技术的发展，客观实在的认识地位似乎大大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客观实在已经不值得像以往那样认真对待了。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似乎仅仅是一些信息或者符号。从感知的真实程度来说，好像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之间没有差别了。在这种陷入偏差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中，隐含着对真实世界的怀疑与否定。二是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知识变得越来越仅仅是信息，它不再强调自身与实在的关系；另一方面，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和利用越来越脱离其传统的定义，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商品交换过程。这两个方面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即知识只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为此，知识就必须能够转化成可用的信息。依赖信息技术生存的知识，只有能够进入网络流通过程才能被称作知识。网络正在愈来愈广泛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甚至情感。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人认为知识的发现、传播似乎与真假无关，科学也不再与某种高尚的目的相联系，“真理”和“正义”具有了一种“语言游戏”的性质。在这种屈从于“信息霸权”的陷入偏差的似是而非的认识中，也蕴含着对真理性与客观性的怀疑与否定。 

上述两点，共同构成后现代主义哲学陷入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推崇主观性、相对性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进程转为信息化进程，文化被广泛地纳入了商品生产范畴，出现了消费文化，使精神文化的生产从高尚的地位、高雅的格调降为普通的商品生产。而商品的供求关系，又促使文化生产不断变换形式，于是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的作品变得五花八门，无主体性、无权威性、无历史性、无深度感的文化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形式，这也孕育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以宣扬不确定性、易逝性、无深度性、零散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进行辩证的分析。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比如，他们指出：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虽然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但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们崇尚的“意志”、“本能”、“存在”也被确立为世界的本体，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又如，他们指出传统理性主义在弘扬理性时不仅忽视、否定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而且把理性的作用极端的夸大了，导致了理性的泛化、绝对化、神秘化，使哲学最终变成理性宗教。如此等等，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给人以启迪。 

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是重视中心、维系结构、尊重历史等等，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极力推崇边缘、平俗、解构、非理性、历史断裂等等，尽管它具有矫枉过正、走向极端的片面性，却也在提醒我们对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非主流一面的注意，提示我们在分析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时要辩证地看待理性与非理性、中心与边缘、崇高与平俗、结构与解构、连续与断裂等关系，这有利于我们辩证地吸取西方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各自可取的一面，而抛弃其各自的缺陷。 

战后西方社会由于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的加强，使之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近些年来，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歌颂资本主义、美化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方向与榜样，似乎成了一种时尚。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表露出来的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文化虚无、游戏人生等观念和心态，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危机、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此外，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比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为了用事实回击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下子列举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十大弊端。诸如，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蔓延，国际机构受到种种限制，国际法的实施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国家操纵……上述事实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也有消极的一面，突出表现在其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上。具体地说，就是其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等倾向导致放逐理想、躲避崇高、消解责任、无正义、无道德、无进取、享乐当时、游戏人生的态度，这是消极颓废，极其有害的。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自身具有的积极因素并未改变其固有的思想倾向与理论实质。后现代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激进否定性的哲学流派，诉诸逆向思维分析方法，以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形式，否定了近现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而继承了唯心主义传统。它消解了思维与存在对立统一的原则，否定一切真理性认识的存在，认为现象背后无本质，历史之中无规律，因而在世界观上是以推崇主观性、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西方社会的矛盾和文化状态的分析与批判，对于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