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1：李光耀演講呼籲美國制衡中國 否則將喪霸主地位

來源：廣州日報 2009年11月04日

本報訊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上周應邀訪問白宮，並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他在華盛頓表示，美國如果不繼續參與亞洲事務、制衡日漸崛起的中國，將可能喪失世界領先地位。

李光耀與奧巴馬在白宮的會談內容並沒有對外公開，真正引發爭議的是李光耀10月27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和東盟理事會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公開演講。

他在發表演講時稱，美國應當在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倡導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發揮重要作用。

這個演講的內容被美國和新加坡的多個報紙廣泛報道，有新加坡報紙甚至直接用了《李光耀呼籲美國參與亞洲事務制衡中國》的標題。

演講內容惹爭議

李光耀稱，美國應當在鳩山由紀夫倡導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發揮重要作用。鳩山在不久前召開的東盟系列會議上表示“沒有打算把美國或其他國家排除在外”。李光耀指出，把美國排除在地區構想之外是“重大錯誤”。他警告說，美國如果不能繼續參與亞洲事務，以制衡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很可能導致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喪失。他說，在中國轉變成頂級強國，其他亞洲國家都無法與之匹敵時，美國必須介入亞洲事務，以確保區域平衡。

受邀到訪白宮

奧巴馬將在11月11日前往日本、新加坡、中國和韓國，進行他上任以來第一次的亞洲訪問。他還將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和東盟各國領袖會面。因此奧巴馬在行前邀請李光耀到訪，希望聆聽李光耀的觀點。

在10月29日的白宮會談前，奧巴馬說：“新加坡是美國多年的傑出盟友，因此我非常期待在訪問新加坡和其他主要亞洲國家之前，聆聽李資政分享他對亞洲最新局勢發展的分析。”李光耀則回覆說：“我非常榮幸能在美國面臨革新與改變的時候到訪。世界局勢正在改變，美國對維持東亞的繁榮與穩定扮演關鍵角色。”

“必須保持日美中三方的平衡”

本報訊 李光耀對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積極參與地區事務的做法給予高度評價，希望美國在維護地區平衡上發揮更大作用。

對於今後的地區形勢，李光耀認為無論日本還是印度都沒有能力抗衡中國。

從擔任總理的時候起，李光耀就一直主張要維持東亞的穩定，“必須保持日美中三方的平衡”。此次演講也是基於這一理念展開的，但他在強調中國崛起的同時避免言及日本，也可以看出他對日本的期待相對較低。

據報道，就在奧巴馬與李光耀會面的第二天，新加坡一媒體還發表社論《美國的戰略未來在亞太》，以呼應李光耀的講話。

言論引起中國網民不滿

本報訊李光耀還特別指出，未來擁有了航空母艦的中國遠洋海軍“不僅限於阻止外國勢力介入台海衝突”那麼簡單，因此他告誡日本和印度等周邊國家應當提高警惕。

李光耀此言經中國媒體報道後引發中國網民的不滿。

11月2日，部分中國媒體報道了李光耀的演講內容。由於李光耀的華裔身份，他的講話也引發了中國網民的強烈不滿。不少中國網民抱怨“把他們當華人，他們卻不把中國人當自己人”。也有網民說：“李光耀說出西方發達國家既得利益者們的心裡話，唯恐中國崛起對他們的既有利益造成損害。” (來源：廣州日報)

文章2：美瀕海戰鬥艦抵新加坡部署 支持重返亞太戰略 

2013年04月18日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4月18日電 據外電報道，美國海軍首艘瀕海戰鬥艦“自由”號18日抵達新加坡，正式開始在該國為期8個月的部署。

美國海軍稱，“自由”號當天駛抵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今後將參加東南亞多國水上戰備訓練演習並訪問其他港口。

資料顯示，“自由”號瀕海戰鬥艦是美軍新式戰艦，於2008年服役，擁有速度快、適應性強、多用途及能在淺海作戰等優勢。該艦於今年3月1日從母港聖迭戈出發，穿越太平洋前往新加坡部署，途中也曾在夏威夷和關島停靠。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塞西爾黑尼此前曾公開對外宣稱，這是“自由”號首次部署到亞太地區，表明美國海軍對維護該地區安全與穩定的決心。此次部署將加強美軍在當地的作戰能力，直接支持美軍安全重心東移的戰略。

本月早些時候，美國尼米茲極核動力航母“斯坦尼斯”號也曾停靠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美國國防部表示，在推進亞洲戰略部署之際，期待與新加坡展開更深入的軍事合作。

文章3：新加坡因何甘願為美國效勞 

張志坤2013-04-25

美國的瀕海戰鬥艦終於來到了新加坡，這標誌着新加坡作為美國亞太戰略堡壘的地位得到了顯著的加強，也意味着對中國至關重要的馬六甲海峽已經牢牢地落入美國的掌握之中。

眾所周知，新加坡不過是一彈丸小國，它在戰略上最大最顯著的功能就是它至關重要的地理位置。發揮這一獨特地理位置的功能，新加坡就是戰略要地，擱置或者冬眠這一地理位置的功能，它不過就是一個商業與航運中心。

現在看來，新加坡執政當局絲毫沒有浪費它的地理位置優勢，他們將其乾淨、徹底地開發了出來，並拱手交給了美國。

所以，隨着瀕海戰鬥艦的進駐，新加坡已經把自己牢牢地綁架在美國的戰車上了。多年來的事實說明，在整個亞太地區，新加坡是少數幾個積極主動為美國效勞的國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說菲律賓、韓國甚至日本等為美國效勞是有所圖的話，那麼新加坡為美國效勞基本上都是心甘情願的。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從功利的角度看，沒有任何原因促使新加坡非抱美國的大腿不可。

許多小國之所以熱衷抱美國的大腿，要麼是出於安全的考慮，要麼是出於經濟的需要。這等做法，儘管不被人們所認同，但至少能夠被人們所理解，如中東的巴林、卡塔爾、阿聯酋以及科威特等。

但新加坡既不面對安全威脅，也不存在經濟困境，新加坡當局也從來沒有以此為藉口。

難道是因為與中國有很深的矛盾嗎?

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各個方面看，新加坡與中國都不存在衝突，更何況新加坡還是一個華人國家，中國理應是大多數新加坡人的祖國。即或彼此之間有一些不同，但也形不成大的矛盾，中國對新加坡構不成任何意義上的威脅。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華人國家，卻甘當霸權走卒，把自己寶貴的貞操坦白乾淨地交出，無條件地滿足霸權的戰略欲望，讓美國拿來對付自己的祖國!這其中的緣由不是相當耐人尋味嗎?

事實上，長期以來，新加坡當局一直在配合美國及西方攻擊中國，特別是那個新加坡的當代慈禧，經常指責中國專制，經常把侵略擴張的帽子往中國頭上按，以此顯示自己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價值與功用，求得西方的青睞與賞識。

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細想起來也沒什麼值得奇怪的。其實，這樣的人不但新加坡有、香港有、台灣有，就算在中國大陸內部，也比比皆是。這些人以反華仇華排華相標榜，誰能跟中國唱對台戲，誰敢於和中國過不去，誰就是西方眼裡的英雄，誰就能獲得西方的支持幫助，就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國大陸許多人因此成名成家，香港、新加坡做了西方那麼長時間的殖民地，這樣的情結與類似的心思只能更加濃厚，更加成為靈魂深處的一部分。

這樣想來，新加坡甘願充當霸權的走卒、甘願為美國效勞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這是殖民造就的奴性之使然：奴才侍奉主子已經成了習慣，認為自己完全是主子的一部分，就像新加坡認為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一樣，雖然表面上獨立，但還是離不開主子，只有主子不停地使喚自己，不停地在自己身上發泄，才感到由衷地舒泰愜意，否則，日子是沒法過下去的。

要問，瀕海戰鬥艦進駐新加坡，新加坡當局就感到渾身舒服了嗎?

那就等着看吧。事實上是美國大兵走到哪裡，就把仇恨帶到哪裡;美國的武裝力量開到哪裡，哪裡就要不得安寧。新加坡的北面是信奉伊斯蘭的馬來西亞，南面是伊斯蘭國家印度尼西亞，不知道這南北兩處的伊斯蘭會不會注意到美國人的到來。新加坡本來不是軍事堡壘，現在成了封鎖馬六甲航道的軍事樞紐，把新加坡列為戰略打擊目標將是任何打破圍堵計劃的題中應有之義。怕就怕在新加坡地方太小不經一打，瞬間就灰飛煙滅，果真這樣，那就不是很好玩了。

文章4：新加坡還要當多久“李家坡” 

魏峰

人民行動黨不是黨

不久前，一篇香港小學生的作文引起了轟動，原因是將香港稱為“李家城”，李嘉誠之城，如同現實版喊破皇帝新衣的小孩，點穿了香港經濟命脈盡操於少數巨富家族的事實。但是，公平的說，這裡的“李嘉誠”只是香港巨富家族的一個代稱，並非是李嘉誠個人，而且香港富豪家族在政治、司法乃至社會上，也沒有達到一手遮天的地步。與之相比，新加坡被稱為“李家坡”卻毫不誇張。

自從1959年取得“內部自治權”以來，人民行動黨就一直是新加坡唯一的執政黨，獨立後反對黨更是被壓制到極限，完全被排斥在權力之外。而人民行動黨黨章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絕對權力。黨員分為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兩種，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能挑選幹部黨員，只有幹部黨員才能選舉中央委員會。李光耀得意的承認，他這種設計完全效法自教皇制，可以保證他人哪怕得到多數黨員支持，也無法獲得黨權。即使是人民行動黨議員，哪些人能進內閣當部長，大權在握，哪些人只能充當“後排議員”作為陪襯，還是完全由身兼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的總理決定，既不需要在議會或其他機構中進行任何討論和投票，也不需要在黨內進行協商或表決。而選前能不能得到提名，或者退職後有沒有高薪美差，更是全看李光耀的心情而定。李光耀正是憑藉着這種獨裁式的制度，把人民行動黨變成了他完全的“一言堂”。

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繼任了總理和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的職位，次子李顯揚曾任新最大企業新加坡電信的主席，現任民航局主席，兩人都曾是新軍的高級將領。統管新加坡所有國有控股和參股企業，與中國的國資委職能相近，實際地位和權力更高更大，幾乎可以主宰新加坡經濟命脈的淡馬錫公司，則掌握在李顯龍之妻何晶手中。比淡馬錫更神秘、負責管理外匯儲備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乾脆就一直由李光耀親自擔任董事長。僅在最近的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推出的24位新議員候選人中,就有4人曾是李光耀或李顯龍的首席私人秘書,還有一名最年輕的候選人則是李顯龍現任私人秘書的妻子。

至於在李光耀、李顯龍父子之間任總理的吳作棟，其傀儡性僅舉兩例就可以一目了然：1997年，在一起李光耀吳作棟等訴著名反對人士惹耶勒南律師誹謗名譽案(注1)中，李光耀為避免自己出醜，讓時任總理的吳作棟頂缸接受質詢，吳作棟只能乖乖去，結果果然在法庭上被盤問得顏面盡失。吳作棟比李光耀整整年輕了18歲，卻在2011年與李光耀一起宣布離開內閣，永久退休。

新加坡是如何成為“李家坡”的

在新加坡1965年最終獨立以來的每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都至少贏了90%以上的議席，有幾次甚至囊括了全部席位。但這一切的開始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在1959年新加坡第一次自由選舉中，李光耀是與新左翼力量合作才得以獲勝上台，但不久後即告分裂，他在議會剩下的多數僅有一席而已。為了鞏固權力，李光耀和英國當局合作策劃了新馬合併，從而贏得了新加坡馬來族群的支持，暫時壓倒了反對派。

而在隨後新加坡歷史上最關鍵的1963年選舉前，李光耀再度和英國、馬來西亞合作，發動代號“冷藏”的行動，引用內安法(注2)將左翼的大多數領袖和骨幹全都逮捕，趁着對手組織幾乎被打垮癱瘓的機會，第一次單獨贏得了國會多數。但這時反對黨的得票數仍然超過一半，達到了53.1%。直到1968年，主要反對黨社陣為抗議無休止的迫害，和不斷的規則修改而抵制當年大選，人民行動黨才一舉囊括了所有國會席位。從此新加坡的反對派全部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人可以挑戰人民行動黨的霸權。

在登上實際獨裁者的道路上，李光耀的最大秘訣就是分而治之。他總是假裝支持他人的目標而取得聯合，一旦得手就迅速掉轉槍口對付原來的夥伴，直到最後贏得了絕對權力後才真正展示出了自己的面目。

1959年，他宣布自己是華社的保護傘、工會的支持者、華文教育的同情人，聯合到了左翼力量，成功上台執政。而在以後的歲月里，正是李光耀徹底打垮了傳統華社，將工會全部變成了自己的傀儡，更摧毀了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把華校生打落到社會邊緣階層。

1962年，他在英國支持下，以加入馬來西亞為理由，聯合了巫統(注3)，並贏得了擔心失去傳統馬來市場的群眾支持，由此借勢壓制住了主要反對派社陣，並在次年的大選中贏得了關鍵性勝利。不久，即與巫統決裂，開始與馬來西亞多個政黨組織聯合反對派，1965年7-8月，由於擔心巫統向其下手，他只在少數親信支持下，瞞着英國人、馬來西亞的盟黨、黨內大多數高級幹部，當然還有議會和新加坡人民，與巫統達成了退出馬來西亞的協議。

1965年獨立後，他用“新加坡被幾億敵對的馬來人包圍”恐嚇華裔，用“人民行動黨之外的反對派都是大漢族主義者”恐嚇馬來裔、印裔，用伊斯蘭教徒恐嚇基督教徒、佛教徒、多神論、無神論者，用基督教徒壓制多神論、無神論、伊斯蘭教徒，用英校生取代、領導華校生和持方言者，用持方言者牽制英校生……連始終忠實追隨他，幫助他贏得和鞏固了政權的人民行動黨大批元老，如王永元、杜進才、王邦文、惹耶耶南、丹那巴南……也或因為並非出身英校生的小圈子，或是對他不夠俯首貼耳，也先後都被邊緣化，直至強迫退職。

“李家坡”固若磐石的秘訣

自李光耀起往下，所有人民行動黨人士都堅稱，他們是憑着長期對人民忠誠細緻的服務，和優秀的治國成績單，才一直屹立不搖，成為新加坡無可爭辯的唯一主宰。

真有如此自信，新加坡的選舉法律，就不會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規定，不但選民需要在自己的社區投票，甚至選票上還有對應選民的號碼了。人民行動黨在每次選舉前，都公開宣稱將按照各選區、社區對自己的支持率高低，來安排誰能享受諸如房屋翻新等之類政府服務，而且他們確實每次都能做到自己的“承諾”。

李光耀深知控制媒體，封殺一切對其不利的報道，是維持自己和人民行動黨不容挑戰地位的必要條件，在其執政後，便利用一切手段打壓所有媒體，最終組建了壟斷新加坡所有媒體的報業控股集團，從此新加坡就只剩下了對李光耀的歌功頌德之聲。

甚至對於外國媒體，李光耀也絕不放過，任何敢於批評他或新加坡體制的外國媒體或個人，如果不公開道歉並賠償大筆罰金，就會被馬上趕出新國，甚至連母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也會連帶受到牽連。這種強硬的手腕讓包括《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亞洲周刊》、彭博新聞社等諸多頂級國際媒體，也都不得不向他屈服讓步。中國著名的“空派”經濟學家謝國忠，就曾因為一份對新加坡表示不以為然的內部電郵泄漏，便被新加坡施壓趕出了就職的摩根士丹利亞公司。

對於還敢站出來挑戰他們的反對人士，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最喜歡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告他們“誹謗”自己的聲譽。在李家坡自己的法院上，李光耀每告必勝，每勝又必會得判足以讓對方直接破產的巨額罰金，從此不得翻身。

以著名的1997年李光耀等訴鄧亮洪損害名譽案(注4)為例，可以發現，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毫無顧忌的動用整個國家機器來打擊反對人士，而新加坡法院完全是他們的附庸，依其意旨行事。被告的反對人士會遭遇到連坐家屬，查抄資產，無法聘請律師，甚至被徹底剝奪辯護權，這些早就應該消失於法制社會的惡劣手段。李光耀們連基本的門面功夫都懶得做，只要達到消滅反對派骨幹，並殺一儆百的效果。

內安法，則是用來保證大多數人心懷恐懼、保持沉默的終極威懾武器。這把寶刀雖然已經很少出鞘了，但一旦出鞘，被列入黑名單者就註定了只能以悲慘收場。例如1987年，李光耀命令內安局，以“危險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名，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和天主教組織的社會工作者。不過這次“掃蕩行動”真正讓新加坡人大開眼界的，並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罪名逮捕天主教神父，而是時任新加坡律師公會主席的蕭添壽律師，因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辯護律師，當他去探訪委託人時，也被以內安法一併逮捕。一度對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評的新加坡律師公會，從此徹底對政府俯首貼耳。

“李家坡”的未來

經過了五十多年親身體驗，大多數新加坡人對於李光耀的恐懼已經是浸入骨髓了，甚至連已經公開站出來反對人民行動黨的人士，也幾乎無人敢和他正面鬥爭。在2011年新加坡大選中，李光耀所在的選區是這次選舉中唯一只有一組候選人的。而在這次選舉中，反對黨取得了空前突破，在每個參選選區中都取得了超過40%的得票，除了對他的無理性恐懼之外，沒有其它理由能解釋為什麼這個選區會那麼特殊。

但是，李光耀可以把總理、主席、總裁的職位傳給李顯龍、其他家人和門生弟子，可他個人的威權卻是無法傳承的。那不僅是靠長期身居高位積累下來的，更是因為自他上台之後，幾十年間新加坡所有敢於挑戰或批評他的人，甚至只是對他稍有不敬者，都被各種殘酷手段整得死去活來。正是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樹立起了他不容挑戰的形象。

可畢竟時世日移，李顯龍現在不可能再那麼肆無忌憚。尤其是互聯網全面普及後，雖然新加坡馬上將嚴苛的言論管製法律全盤覆蓋到網絡上，但自媒體時代的來臨，讓人民行動黨通過控制所有媒體，將反對派徹底消聲的手段終於部分破功，這對人民行動黨來說，這一打擊雖然不是即時致命的，但卻是大堤上堵不住的窿隆。原來一些最得心應手的恐嚇手段，如最好用的“誹謗名譽”，也因為失去了媒體鐵幕的保護，不得不有所收斂。在2011年選舉中，反對派能取得突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加坡人的恐懼感開始消淡了。甚至李光耀親自出馬，威脅一個關鍵選區的選民，如果膽敢選舉反對人士，就要等着“用五年時間後悔和懺悔”，結果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招來大批新加坡人對他的憤怒駁斥，這在之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儘管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尤其是人民行動黨幾十年的經營，已經把整個新加坡政府、司法和經濟界上層完全變成了自己死黨和利益集團的一統天下，而在外部又沒有對其抱有深刻敵意的強大勢力存在，其政權在短期內被從根本上推翻的可能性還很小。但從長遠來看，在李光耀死亡或徹底隱退後，人民行動黨繼續維持絕對統治的難度將會迅速加大。如果新加坡的反對派，屆時能吸取歷史上的教訓，聯合組成比較統一的聯盟，打破人民行動黨對政權的壟斷就已經不是完全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而人民行動黨執政數十年來的黑賬太多，一旦失去政權，就會面臨被追究眾多責任的巨大威脅，但它又確實吸收了新加坡大多數的精英階層，不可能被一舉完全摧毀，甚至難以長期全面排斥。因此，拋出本來就是主要責任人和最大受益者的李光耀及其家族，恐怕就是屆時人民行動黨金蟬脫殼的最好選擇了。即使由於反對派犯下大錯或始終嚴重分裂，人民行動黨內部，在李光耀之後也必定會出現對李氏家族的挑戰。畢竟，由一家一族控制一個共和制國家，即使有再多的藉口，作再多的掩飾，在21世紀都是無法被長期容忍下去的。新加坡這顆東南亞的明珠，終究不可能永遠只是一個“李家坡”。

注1：李光耀、吳作棟等11人訴惹耶勒南損害名譽案，是1997年曾一時轟動國際的案件。被公認為新加坡司法體系完全受政府操縱的鐵證。

此案開始時，李光耀公開宣稱吳作棟不是律師出身，不如自己精通法律，一直獨攬了發言事務，但得知惹耶勒南請到了一位不怕被他們事後報復的外國著名律師後，為了避免被這位律師盤問出醜，他馬上把自己的作證位次從第一位改成了最後一名。此案結局非常荒謬，原本李光耀等人起訴惹耶勒南的理由，是指控惹耶勒南將另一位反對人士鄧亮洪向警方投訴吳作棟的消息(此系事實)透露給了外界，導致李等11人的名字被報紙報道，因此名譽受損。但在庭審中，由於被那位外國律師抓住，吳作棟不得不親口承認，報紙得到的警方記錄副本，是由警方奉命直接呈送給他，然後經他和李光耀商量之後，派李光耀的秘書親自送去的。新加坡法院隨即終止其後的調查和庭審，但最後仍然判決，雖然報紙得到的消息並非來自惹耶勒南，但他誹謗吳作棟的罪行仍然成立，需賠償130萬新元，惹耶勒南因此傾家蕩產。

注2：內安法，新加坡內部安全法令，源於英國殖民地時期，根據此法的授權，新的行政機構可以“懷疑可能對國家安全、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造成威脅”的理由，任意拘留任何人士，而且無需任何審訊，即可無限期扣押。在1962年的冷藏行動被捕的人士，甚至無權知道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是什麼，也從來沒有受到正式的審訊。其中被關押時間最長的林福壽醫生，總共被囚19年8個月，是亞洲坐牢時間最長的政治犯，在全世界也僅次於南非的曼德拉。

注3：巫統，即馬來民族統一機構，馬來西亞獨立以來，一直是馬國執政聯盟的領導黨派，主要代表馬來西亞的馬來族裔居民利益。

注4：1997年李光耀等11人訴鄧亮洪損害名譽案，與注1的訴惹耶勒南案有着密切關係，也是因鄧亮洪向警方投訴了吳作棟，此消息被報紙報道而引發的。

在李光耀起訴後，新加坡法院馬上下令由將鄧亮洪及其妻子的全部資產和相關文件一律查抄凍結。儘管原告方、政府和法院先後都承認，鄧妻與本案案情毫無關聯。然後法院又下令鄧亮洪必須詳細列明不少於一千一百二十萬新元的資產，作為“官司輸掉後的賠償金”交予凍結。在鄧亮洪表示無法提供清單後(鄧後來解釋說，在他被查抄了所有相關文件後，如果再列舉財產清單，肯定會因為記憶或估價錯誤，被法庭定為偽證罪。而且他的財產已經全部被法院查抄凍結了，根本無需再由他列明)，當審法官就直接剝奪了鄧的辯護權，而且根據李光耀律師的要求，下令把鄧的宣誓書(相當於答辯書)銷毀。

除了剝奪被告基本的自我辯護權外，在整個事件中，法院完全服從李光耀一方的要求，違背基本常理的再三駁回鄧亮洪夫婦提出部分凍結款項，以聘請律師、支付堂費的請求，而李顯龍在同時期，卻還代表新加坡政府向外國媒體鄭重表示，凍結鄧氏夫婦財產，只是為了保證他們把錢用在打這場官司上。

最讓鄧氏夫婦無語的是，由於惹耶勒南案已經證明，實際是李光耀自己派人把相關文件送到了報社發表。但法官最後卻判決，雖然文件是李光耀自己送到報社去的，但因此造成的名譽損害仍然應該由鄧亮洪負責，判鄧亮洪需賠償三百多萬新元。此案與惹耶勒南案詳情，後被編為《與李光耀較量》一書。

文章5：中國官員在新加坡學不到未來 

魏峰

新加坡是中國以外唯一華裔占多數的國家，再加上陳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華僑遺澤，大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它有過特殊關注。自獨立以來，新加坡經濟高速發展，成為了繼日本之後第二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國家，去年人均GDP達5萬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確實成績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政局相當穩定，被稱為威權與市場的完美結合範例。於是，無論海內海外，許多輿論都聲稱，新加坡與中國的體制接近且更為完美，最適合中國參照模仿。眾多中國官員紛紛赴新加坡留學，學習執政經驗。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萬名中高層官員去過新加坡。但是，他們能學到什麼呢?

不必羨慕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經濟成就。這一點當然不可否認。但是，新加坡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國，面積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過300萬，還不到中國一個較小的地級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早在獨立前就是整個東南亞經濟的中心樞紐，擁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基礎設礎，甚至超過歐洲的平均水準。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新加坡過去是一個既落後又孤立的破敗城市，純粹是為了樹立家族獨裁的神話。獨立後新加坡擺脫了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制，人民習性勤勞，又沒有偏遠地區需要扶助，不出現經濟騰飛恐怕才是奇聞。

這些條件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根本就無法學習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單純的城市來比較，深圳在三十年前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現在已是現代化的特大城市，發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數倍。無論比哪方面，深圳經驗都遠比新加坡經驗更加輝煌，中國官員又何必舍近而求遠呢?

如果說這種理論爭論還比較空泛，眼前還有更實實在在的案例。

1994年，正因為仰慕所謂新加坡經驗，中國決定與新加坡共同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並將園區的大多數股權，和負實際運營管理權全部交給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讓中國失望了，園區年年虧損不說，建設和招商成果也始終諸多不利。虧到1999年，兩國政府經過長期談判簽訂了新的備忘錄，從2001年起將多數股權和運營管理權轉交給中方，結果從2001年當年開始，園區即扭虧為盈，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成為了全國著名的工業開發區之一。現在這個開發區的人均GDP是4萬美元。

如果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就不否質疑的證明了，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即使在其最擅長的經濟領域，在中國也不見得能比得上“土經驗”。

新加坡的社會政策學不了，也不能學

新加坡公認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組屋——即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核心的住房政策，這也是人民行動黨能夠長期執政，在經濟和社會因素上的最關鍵原因。

但這套政策別人也很難直接套用。

1966年新加坡制定了強制徵用土地的法律，開始時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為國家所有，到1985年，僅建屋發展局就已經擁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資源，而新加坡政府直到1995年才開始按市場價格向原主人提供補償(這裡的“市場價格”仍是只指徵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狀況變化導致的升值不予考慮)。低廉的土地成本是新加坡能有財力大規模建設組屋的關鍵，而只要看看我們國內主流媒體對於“釘子戶”們的無條件支持，就能想見，中國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話，會有多快就被唾沫星淹沒。

如果說住房政策還只是很難學，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學，也不應學。

李光耀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和人民行動黨一直掛在嘴上的原則就是，絕不允許新加坡變成一個高福利國家，絕不能讓人民偷懶。如果僅僅是反對歐洲式的高福利，這話當然不能說就是錯的。但實際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則是政府不為基本的養老、醫療、失業及救貧保障花一分錢。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經濟高度發達國家水準，新加坡卻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齡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從事體力勞動才能養活自己。2012年一位80歲的老人在做清潔工作的菜場裡猝死，震驚全國，但新加坡政府卻依舊毫無反應——累死老人本來就是新加坡財政得以維持的前提。

新加坡唯一覆蓋大多數國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積金，相當於他國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所有社保項目的總和，但與其它國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積金要由個人繳納大頭，一般占工資的20%，而雇主繳納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間。以上海作為對比，同樣的住房、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個人繳納比例為18%，而雇主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對公民是沒有救濟幫扶責任的。

這些難道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希望的未來方向嗎。

至於在勞資關係和財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從來赤裸裸的完全傾向於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歐美大多數國家，但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如果不是住房問題解決的比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實在太小，抬抬腳就能到物價較低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消費娛樂，甚至看病、養老，對於大多數身處中下層的新加坡人來說，這個“第一世界”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新加坡的“廉潔牌”很虛假

對於“新加坡模式”來說，新加坡的廉潔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也一直以此誇讚自己的操守和能力舉世罕見。應該承認，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對中下層公務員的管理，有着相當出色的一面。嚴格的職權劃分，清晰的辦事流程、詳細的法律規章，加上超級優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讓這些老百姓最經常接觸的政府人員，既難以貪腐索賄，也沒有多少必要貪腐索賄。這方面的經驗確實值得學習和借鑑。

但是，對於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真正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新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動黨高層來說，所謂的制約制衡幾乎完全就是裝裝門面。他們和他們的家族、親朋，早就完全占據了新加坡政治、經濟乃至社會關鍵職位，幾乎整個國家實際都已經是他們的，個個可以完全合法的大發其財。用拙劣的手段貪污一點小錢，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罷了。

就以吳作棟為例，他任總理時的年薪是一百多萬新元(600萬人民幣)，還自稱因為只有這份收入，所以自己實際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之一，但他太太陳子玲的一次無心之語卻把他家的實際財力水準捅破了。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機構全國腎臟基金會NKF，爆發主席杜萊(Durai)濫用善款醜聞，此案堪稱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過杜萊被抓到的是直接用善款給自己發高薪和各種奢侈享受。陳子玲是NKF當時的三位名譽贊助人之一，但她在親自聽審後卻公開表示杜萊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並無其它不妥，還向記者發表了一句著名的話，大意是象杜萊這樣掌管機構千萬財產的人來說，年薪60萬新元(超過300萬人民幣)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將相當於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隨口比喻為一粒花生，可以想見對於人民行動黨高層人士的家族來說，正式的“養廉”高薪到底是個什麼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貪局，看似威風凜凜、權限無邊，其實沒有得到高層允許，對於與人民行動黨關係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過問。1995年新加坡房地產大熱，許多人半夜排隊買樓，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購樓時，不但直接優先購買，還獲得了HPL公司超過百萬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廣泛非議，但號稱只要知道公務員收到一元好處也要調查的反貪局卻絲毫沒有動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屬下組織了一個小組草草調查即告了事。後來有人發現，接受HPL公司購房回扣的高官及親屬還遠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調查小組接受的HPL所謂“回扣是感謝李家父子的廣告作用”說，對此根本無法解釋，但新加坡從反貪局到媒體，上上下下完全對此不發一詞。

事實上，由於新加坡嚴苛到極點的反誹謗法律，和更可怕的內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談中，也不敢輕易語涉高層人士有不良行為，而媒體對這種問題也幾乎不會加以任何報道。不准問，不准談，更不准查，自然個個高官和他們的親朋好友們都是兩袖清風、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萊，直到醜聞爆發後，新加坡精英層還堅持他行事雖有不當，但絕無違法行徑。可由於他名聲已經太臭，公憤遲遲難以平息，最後終於失去了高層保護，結果略一調查，馬上被查出了原來早就利用職權，在工程發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賄賂。新加坡幾十年來所謂著名反腐大案，幾乎無不是這樣的模板——原來被吹噓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層的庇蔭，立即就被發現原來是隱藏極深的大腐敗分子。成為媒體吹噓不論任何顯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點腐敗的新證據。

當然，對於一般的中下層公務員們涉嫌腐敗，反貪局和其它機構的調查積極性和力度確實可觀，這種貪腐等於是家奴在偷竊和破壞新加坡統治者們的私產，當然要從重從快的嚴懲不貸。

新加坡的政治沒有任何借鑑價值

對於新加坡的政治體制，一般被認為是在西式選舉民主制下實質威權化。偶有學術爭論，也無非是探討民主多一些，還是威權多一些。

在筆者看來，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談。新加坡的政治實質，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動黨，利用各種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絕對統治地位。人民行動黨不僅利用自己的執政優勢，在規則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對派的獲勝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為人不齒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甚至將其重要人物直接從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這些准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於：

1、設置集選區，不斷變動選區範圍，分化反對派的支持群體;

2、只設置極短的競選時間，劃定極小的範圍和方式，讓反對派沒有時間和渠道，與選民接觸交流;

3、嚴格控制媒體，只傳遞對人民行動黨有利，於反對派不利的信息;

4、強制在本區投票，在選票上設置號碼，與選民對應，向選民施加心理壓力;

5、以房屋翻修先後次序等政府資源，威脅利誘選民;

6、利用警察、稅務等強力機構，整治反對派人士，威脅潛在反對者;

7、控製法院，濫告“誹謗”，判罰巨款，將反對派領袖和骨幹整垮，威懾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評;

8、動用內安法等殖民時代留下的嚴苛法令，直接將摧殘對手的身心。

這些，哪一項都與中國現行體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與共和國幾代領導集體遵循人民的共同意願，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馳，哪裡有半分值得參考、借鑑的價值。除非中國的官員想建立一個為統治而統治的極權國家。否則完全沒必要去進口這些二手的殖民地鎮壓經驗。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為了確保政權，其很多所作所為，即使放在文革里比較，都會讓人覺得觸目驚心，難以置信。西方把他們的體制說成與中國現在相似，甚至引誘、鼓勵向其學習，用心用意其實是非常惡毒的，一旦中國入套，承認確與新加坡類似，還認真的去學習借鑑。他們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國體制的名聲和信譽，也就會不可挽回的全盤崩潰，受到大多數人長久的厭惡和恐懼。甚至等不到外人說話，中國人民自己就會喪失對體制的一切信心。

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與中國有着天壤之別，所謂經驗，不是難以仿效，就是令人厭惡，這種的“模板”還是敬謝不敏的好。而自建國以來，中國凡是把某個或幾個外國當成模板，結果都是東施效顰，學蘇聯，學西方還是如此，今天去學什麼新加坡必定還是如此。無論是建國，還是改革開放，實踐都證明，只有按着中國自己的條件，開闢自己的道路，才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途。抄捷徑的思想萬萬再要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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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新加坡的公務員分為超級和1~4級五大級別，《2011年新加坡薪資指南》報告顯示，2011年，處於頂級，即部長，副部長級別的領導月薪範圍分別為14.6萬新元至16.5萬新元，及10.6萬新元至14.6萬新元。而處於最低級別的管理執行崗位給予應屆生的月薪達2800新元。同期，15至24歲，擁有本科學歷以上的新加坡國民的平均月薪僅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務員的收入，還包括年終獎金，業績花紅(經濟不景氣年份會停發)。另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隱性補貼，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繳納的公積金一般在13-15%之間,但政府為公務員繳納的比例卻是20%。

注2：NHF醜聞，2004年《海峽時報》在報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萊購買金水龍頭裝修自己的辦法室，杜萊聲稱受到誹謗而控告海峽時報的母公司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但2005年開庭時，報業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師文達星以攻為守，當庭迫使杜萊承認了他的實際薪水高達60萬新元，用公款供養私車，虛報NHF數據等行為，引發新加坡社會的震怒。

 

 

文章6：新加坡——全球最不快樂國家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2013年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生活成本調查(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顯示，新加坡已躍升至全球第六昂貴城市。因為需求增加，組屋售價幾近倍增，連原已供應緊張、照顧社會底層人士住屋需要的租住用組屋，亦被以至少六倍高於原來租金的市價出租給外地人。

樓價高企，使民眾關注償還房貸後，公積金是否仍然足夠應付退休生活。研究機構MindShare在2012年10月進行的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表示有移民意欲，讓最多新加坡人想離開的原因是“不該耗盡一生付房貸”(75%)與“公共房屋的價格太離譜”(73%)。半島電視台報導芳林公園集會時，提及過一個新加坡家庭因為忍受不住高昂樓價而移民日本的故事。男戶主受訪時說，在新加坡已沒有家的感覺，不後悔離鄉別井。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也在減弱，入息中位數在2000-2010年間只增加了11%，每年平均增長只有1.2%。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儘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擁有100萬美元或以上的流動資產、比例全球最高，但基層收入卻在21世紀的頭十年全面停滯。根據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全國有超過六成家庭的每月入息低於國家平均工資水平。為減低生產成本，政府不斷輸入外地廉價勞工，加上沒有最低工資保障，技術較低的社會基層收入不升反跌。例如，地盤工與清潔工的起薪點，從1995年的新幣$800降至2005年的$650。

因為擔心福利養懶人，新加坡的福利政策一直強調“自力更生”，國民住屋、醫療費用與退休等生活所需，主要依賴個人公積金(CPF)與其他積蓄。如果仍有財政困難，他們需要向親友求助。政府只扮演最後資源提供者，以短期或一次過撥款照顧燃眉之急。

學者說，新加坡的福利政策，既不具有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功能(socially non-redistributive)，福利也愈來愈像商品(commodifying)。例如港人熟識的組屋，單位市值是政府眼中的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所以去年曾有新加坡經濟學者指出，“公共房屋”組屋作為國民私人投資工具，已成為獅城的獨特現象。著名博客區偉鵬(Alex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分析，自從組屋由市場分配，新加坡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在這種被形容為將“貧窮個人化”(Individualizing poverty)的社會政策下，一般人生活負擔重，壓力大。福利僅能讓基層過活、難助他們在社會中向上流動。最近有專家指，新加坡的醫療儲蓄制度(3Ms)，只夠應付病人醫療總開支15%，並建議政府增加醫療撥款。

滙豐銀行(HSBC)剛剛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新加坡人預計自己退休後能多活17年，但積蓄會在9年內被高昂生活費和醫療成本耗盡。

去年，前國家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Yah)就曾提出“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建議，主張“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凍薪”，改善基層人士處境。

近年外來人口急速膨脹，使生活成本上漲更快，工資增長進一步放緩，容易受壓的小市民生活更感吃力，去年新加坡成為全球最不快樂國家。

文章7：新加坡通貨膨脹高企難治 

2012年12月06日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12月6日下午消息，據彭博社報道，受房價、車價和企業成本攀升推動，新加坡通脹水平在發達國家大型經濟體中最高，遏制物價很不容易。最低工資四年未變，為每日18美元，但生活成本至少增加了1/3。

在GDP超過1000億美元、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劃分為發達國家的27個經濟體中，新加坡的通脹最高，除一個月例外，自2010年11月以來通脹一直超過4%，是過去20年平均通脹水平1.9%的兩倍多。

新加坡央行預計，今年CPI將超過4.5%，明年在3.5-4.5%。勞動力市場的“持續緊張”將稍微支撐明年的工資上漲，繼續向CPI傳導。

新加坡周邊國家工資大幅上漲，尤其是中國的工資增速一直超過GDP增速。數據顯示，今年前九月中國城鎮平均名義工資增長12%，此前兩年分別增長14.4%和13.3%。印尼政府宣布將最大工資提高到每月200萬印尼盾(208美元)，馬來西亞今年也在泰國和越南之後實行最低工資制。

今年新加坡個人中位名義月收入增長7.1%，去年增長8.3%。第三季度新加坡失業率降至1.9%，房價創歷史最高紀錄，車牌許可證達到前所未見的7.9萬美元。汽車和房產價格上漲，以及加強國外工人僱傭規定的措施推動經濟的“全面成本結構”上漲，造成通脹壓力。

新加坡第二季度GDP修正值上揚，從而避免了技術性衰退。預計經濟體量2400億美元的新加坡今年GDP增長1.5%左右，2013年增長1-3%。

文章8：李光耀霸權的來源 

作者： 向東方09/10/11:http://blog.tianya.cn

(註：由於公眾輕易受傳媒不全面的報導，常有將似是而非的宣傳信以為真。中國人對新加坡及其領導人李光耀的認識是典型例子。在中國，不少人以為李氏、其家族及人民行動黨的政權來自民主選舉，卻不知道在事實上只有選舉而沒有民主!不少人知道中國一黨專政，卻不知道新加坡近半世紀是一家專政(李氏家族專政)!不少人以為新加坡是“高薪養廉”，卻不認識與了解在事實上是“高薪養貪”!不少人以為新加坡對中國友好，卻不知道其實“笑裡藏刀”!)

李光耀出生和成長的年代

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已八十多歲，推算出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於三、四十年代，正是中華民族被西方人卑視、污辱和損害的年代，也是列強分裂中國、小日本公然入侵中國的年代。那年代裡，為民族尊嚴、權益而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很多，但崇外而卑視本族人，甘做帝國鷹犬的漢奸、二毛子、假洋鬼子及數典忘祖者也不少!尤其在殖民地城市，如當時屬馬來亞的新加坡，以至香港即是。

二次大戰之後，帝國主義者認識殖民地人民要當家作主，要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不可抗拒的發展形勢。為此，殖民地政府預先培養效忠於帝國主義者利益的代理人;而這些代理人，必須在本質上就瞧不起自己的民族——尤其是拒絕接受中文教育的中國人。這種現象，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英帝遺民和在台灣的日帝遺民的表現最為突出、明顯。

李光耀其實是由英帝教育和培養的政客甚至“特務”。三、四十年代的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首先是要學生“去中國化”而自以為“向英國人同化”，並同時視“非同類”為賤民!野蠻人，甚至是“恐怖分子”!都必須以強權鎮壓、監禁甚至處死!因為“賤民應踩、刁民該死”!“天下”是屬於統治者的!而要維持“天下太平”，就是靠鎮壓、迫害、消滅反對力量。這種霸權惡霸思維，於近半個世紀裡，美霸在世界上和李光耀在新加坡里發揮得淋漓至盡!美國之在世界，李光耀之在新加坡所以成霸業，在本質上同樣反動、反正義，及全靠虛假宣傳，矇騙人民以至世人，加上冷酷的長期迫害反抗者，嚴重侵吞多數人權益下的“成就”。

不經審訊拘留“莫須有”人士

1945年，新加坡結束日治時代後，由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隨即掀起。1948年，英帝馬來亞(馬來半島及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封禁馬共，宣布“緊急狀態”，頒布“緊急法令”(其中包括第66條款和第55條款)，授權警方可不必經法院審判將政治犯或涉嫌黑社會分子直接拘留兩年;實際上把反帝反殖分子視同“黑社會”，並更過而無不及——稱共產黨人為“恐怖分子”。由於英帝拒絕和平談判、協商(獨立問題)，馬共被迫進行武裝自衛，以爭取獨立。

經過以馬共為主的獨立鬥爭近二十年之後，雖然成百上千的馬共黨員或同情分子從被長期拘禁、下毒致死、被謀殺甚至集體屠殺，但仍無法壓制人民放棄獨立的願望和決心。於是，英帝終於推出“馬來西亞聯邦”建議，強制要以英帝的方案，即連同原屬印尼的北加里萬丹(婆羅州)即砂巴和砂勞越、汶萊、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各邦，組成聯邦國而獨立。

“五國聯防”到“亞細安”(東盟)

換言之，以上史實證明兩點。一，沒有馬共領導的獨立鬥爭，沒有華人社會，從知識分子、工人、學生到民族資本家的支持、參與、甚至犧牲，英帝絕不會同意讓馬來亞獨立，或在馬來西亞方案下獨立。二，英帝的“馬來西亞方案”，實存更大的陰謀，就是蓄意將馬來亞地區擴大至包括印尼的砂巴、砂勞越和汶萊。有效地製造印尼之必然反對，以至和新成立的馬來西亞對抗!也就成功地迫使於1963年無國防的新獨立國馬來西亞不得不接受歐洲的英國、大洋州的澳洲與新西蘭的保護。

新加坡於1963年併入馬來西亞而獨立後，李光耀實際上應是在英帝的唆使、縱寵及保證個人安全下大事煽動，蓄意地製造華人與馬來人矛盾、衝突;有計劃地在兩年後由英帝安排退出馬來西亞再來一次“獨立”。而後，真正成立歐洲的英帝、大洋洲的澳洲和新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五國聯防”。由此可見，二戰之後的地方民族主義興起之後，英帝不但未退出東南亞，並成功引入澳洲和新西蘭;以及於較後稍稍侵入並取代英帝的美霸!

在談到馬來亞獨立運動上，馬共領導的勢力，及馬來人領袖，馬來西亞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已故)領導的政黨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原目的要建立一個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1948年在馬來半島北部的華玲埠和談失敗後，無武力的巫統，及領導人或有把柄被英帝政治部手上，不得在威迫利誘(權位)下接受英帝的安排，即使明知英帝之另有鬼胎;即蓄意挑起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對抗，及有計劃地造成新加坡分裂出馬來西亞而獨立——成為“東南亞的以色列”。

於六、七十年代初，在英帝製造馬來西亞同時期，美霸積極策劃印尼軍中代理人發動軍事政變。1965年8月9日，英帝成功製造了新加坡共和國後，9月30日，美霸成功策劃印尼軍變，將原 “親中容共”的蘇卡諾政府推翻。亦在美霸和英帝的主導下，印尼美霸代理人取消對抗馬來西亞，並組織以“經濟合作”為名目的“亞細安”(ASEAN，即“東盟”)。不經三幾年，在美霸傳媒吹擂下，蘇哈多和李光耀成為了“英明領袖”。

看穿李光耀霸權的來源

不少人錯誤以為李光耀是“民選的政治領袖”，但事實上李氏是英帝所選出及製造出來的新加坡領導人或代理人!事實經過如下：

李氏自中學時期已是英帝殖民政府為實施特別任務的培養對象。他本人從未否認他得英國政府的“支持”，及於新加坡日治時期在陸軍情報局工作的事實。以下的事實明顯證明李氏在新加坡的霸權主要來自英帝。

一、人民行動黨於1954年成立後，李光耀幾度落選秘書長職。英帝新加坡殖民政府為了讓他主控行動黨，就一次又一次將中選的秘書長及相關領導人拘留，直到李光耀才被選為“秘書長”。故此，他感謝英帝及美霸似也理所當然。

二、1962年，人民行動黨內的左翼領袖和黨員退黨，另組政黨社陣(社會主義陣線)。於1963年末之西馬來西亞即馬來半島各州大選前後，英帝殖民地政府採取“冷藏行動”，將社陣領袖、中選議員、幹部及工運和學運人士約千人拘捕拘留;其中約二百人被指涉嫌馬來亞共產黨從事顛覆活動而在“內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在無須經法院審訊，也就是在法律上及事實上無罪下被囚禁從幾周、幾月、一年至兩年;而後由李氏霸權下的“獨立”新加坡政府再重新拘留至四年、六年、八年不等。當中，有議員謝泰寶被拘留逾二十年，連同“釋放”後繼被軟禁共約三十二年!這應是李氏將法律上及事實上無罪的人囚禁至今未被取代的“健立士記錄”!

三、1964年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新加坡大選前後，對社陣候選人、幹部、支持者的拘留同樣進行。李氏於當時謊說相關的拘捕拘留是英殖民政府或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所為，還承諾行動黨取得內政權力後將釋放政治犯!但事實上，即使在新加坡獨立後，對所有政治犯的重新拘捕拘留，滿刑二年於“釋放”後又立即重新拘捕拘留的決定，不可爭議是他的決定!

四、1968年，是新加坡於1965年獨立後的首屆大選，李氏及其行動黨仍然依靠拘捕拘留反對黨人，包括已中選的議員以繼續霸權。

五、1972年的新加坡獨立後第二屆大選，李氏及其行動黨仍然依靠拘捕反對黨人士及支持者。由於“涉嫌”和馬共有關係的社陣已被迫害的名存實亡，而民眾的支持也轉移至1971年初成立的人民陣線。故此，此期間迫害對象以人民陣線及新聞從業員為主的民主人士;包括封閉兩間英文日報的1971年的 “五月報業暴風”。據悉，涉及人士約百人，未經審訊被拘留從幾周到兩年者，其中包括南洋商報董事李有成、茂成兄弟、總編輯仝道章、主筆李星可、經理郭隆生、星洲日報副刊主任葉世芙、反對黨人民陣線秘書長梁文貴……等等。當中，又有於被“釋放”後，因道出“被迫認罪”而又重新拘捕拘留。

六、1976年，新加坡獨立後第三屆大選，李氏及其行動黨仍然依靠打壓、拘捕拘留反對黨人士及支持者來破壞政敵的活動、成長和發展，實際製造白色恐怖，不擇手段地阻止反對黨優秀人士成功提名。當屆大選前後，被拘捕拘留者包括著名律師G拉曼(印度藉)、人民陣線秘書長梁文貴等。李氏政權此時給他們的“罪名”已不是“支持共產黨搞顛覆”，而是“接受外國收買搞黑色活動”!

七、於八十年代的第四、第五屆大選，因人民陣線被打壓得隨社陣後停止活動，黨員和支持者轉移支持工人黨。故此，工人黨成為李氏政權打壓及迫害的主要對象。為了阻止工人黨優秀人才的加入，及約三十人可能提名為候選人，李氏政權於1987年約6月間，引“內安法”拘捕拘留相關人士，指這批多是天主教徒的優秀青年“搞馬克思主義陰謀”!未經審訊將在事實上及法律上皆無罪者拘留幾周到兩年，強迫他們“認罪”後才“釋放”。受迫害人包括多名律師公會領導、活躍分子和社會福利義工，以及前副總檢察長肖添壽資深律師。同樣地，有被“釋放”後因道出“被迫認罪”而又重新被拘捕拘留!有多人包括前副總檢察長肖律師在內，被迫流亡國外，至今約三十年仍未能安心、安全地回去自己辛苦建立的國家。

八、於九十年代，李氏政權經逾三十年的不斷打壓、迫害其實只是一批又一批善良的民主、正義人士的“政敵”，即使仍然保留於1948年英殖民政府為“對付馬共恐怖分子”的“內安法”以威嚇人民，但仍有勇者公開反對李氏霸權。此期間，前地方法院法官工人黨秘書長J.B惹耶日南(已故)，前新加坡國立大學徐順全博士最為典型;兩人於近廿年來不斷被刑事及民事(“誹謗”)控告，家人變賣家產還不夠，在行政和司法迫害下，被整得一再破產!

此外，本是多名行動黨部長、議員的好友兼顧問鄧亮洪資深律師，因為他按良心批評李氏政權對中文教育的不公平(其實是迫害)，及認為李氏家族在“購買五間豪宅”事件上，有無有人涉及行賄或貪污罪行應由專責部門調查的公正言論，李氏竟控告他“誹謗”。但“路人皆知”，對公正評論者提起訴訟，明明白白是因控制了法官而“以司法吃人”，及在行賄和貪污作為上“此地無銀三百兩”及“惡人先告狀”而已!

於1996年12月在大選期間，就因為鄧氏加入工人黨並為候選人，李氏政權竟給鄧氏套上“反基督教”、“反回教”、“搞華人沙文主義”、“受外國收買搞國際陰謀”種種恐怖罪名。李氏也明白天下人都看穿他在胡說八道;但先定罪狀，以引“內安法”將鄧氏拘捕及長期拘留先捏造“理由”。故此，他似也只能胡說八道!然而，拘捕行動被鄧氏識破而失敗。

由於鄧氏是位著名資深律師，他之前被李氏父子控告“誹謗”，及為前人民陣線秘書長梁文貴打官司，早已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人物。鄧氏於1971年1月進入馬來西亞後，國際著名傳媒如BBC(英國廣播機構)、CNN(美國有線電視)和ABC(澳洲廣播機構)等都紛紛訪問他…造成他和李氏政權“空中辯論”長達數月。為此，李氏及其政府在惱羞成怒下，除瘋狂地“依法”拘捕鄧太太，而後“軟禁”、深夜抄家外，更利用司法權查封鄧氏夫妻倆在新加坡內外——全世界的現金存款和資產一千多萬新元(實值逾二千萬新元即約一億元人民幣)。在行政和司法迫害下，鄧氏不但從此要妻離子散地過逃亡生活，也累得妻子破產!據悉，鄧氏於較後得澳洲政府提供政治庇護而定居墨爾本。

九、李氏政權迫害政敵，自六十年代對社陣，七十年代對人民陣線，八十和九十年代對工人黨的領導人及支持者，長近五十年後，反對黨根本沒有成長、發展的機會。事實上，從七十年代末就有記者、公眾人士在李氏為自己吹擂、搞宣傳的演講時問道：“……文明、民主的國家都消除了所有不經審判將人拘禁的法令，如南韓甚至台灣政府，早把五十年代冷戰中的相關法律都取消了。新加坡內安法立法時是針對馬共恐怖份子，而馬共早已解散，恐怖分子也不存在……”李氏的答覆其實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取消相關法律，就是要隨時利用相關法律來迫害反對他的人士，如社陣的十多名中選議員、人陣的梁文貴(原行動黨幹部及精英)、工人黨的肖添壽(前副總檢察長)、鄧亮洪(資深律師及精英分子!)等人。李氏甚至公開承認，他就是要人民害怕他!否則，他就沒有作用!

不公平和舞弊的違法選舉

每一次大選前，李氏政權必採取行動打壓、迫害反對黨人士，目的在阻止被迫害者提名參選，或及有新地推動競選工作。大選之後，再進行打壓、迫害，目的則在摧毀於大選期間得民眾良好支持的反對黨人士的繼續活動，和發展影響力。此外，為確保勝出或“大勝”，李氏政權更採取以下不光榮甚至十分可恥，並依法認定屬違規違法的措施。

一、在大選前，花約一年時間通過ISD秘密警察之代理人滲透預備參加競選的反對黨，想方設法搞分裂，摧毀相關反對黨黨員，支持者的信心與熱忱。對反滲透能力較強反對黨如社陣、人民陣線、工人黨則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對領導人提出各種各樣的民事、刑事訴訟，以迫使他們消耗大量金錢、精神和時間而無暇顧及推動政治活動、組織和發展。若達不到效果，則以“內安法”在無須經法庭審訊下將相關人士拘捕拘留，進行精神虐待以逼使被拘留者“放棄政治”。

二、在大選前，約花半年至一年時間大事吹擂李氏政權的“業績”，填鴨式地灌輸“新加坡在李氏霸權專政下才能穩定發展、富有、進步、廉潔”，向選民作長期催眠。同時，更以“公務員加薪”和“發花紅”來爭取，事實上是收買選民選票!雖然，有經驗、知識者早覺悟這是“騙取選票”的手法。然而，對易於醉迷的人，尤其優秀反對黨人被壓迫得無法參加竟選，在別無選擇下……也似只有讓李氏及其家族的行動黨政權為所欲為了。

三、只限七天半時間“讓”反對黨作竟選宣傳活動。英殖民地為自治政府制定議會選舉規定，提名日後至投票日不得少於一周，這是對動亂時期選舉而言;但實際上讓參選人提名後有一個月或以上的競選活動時間。周界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選舉競選活動期通常在約一個月或以上。換言之，李氏之行動黨政權本身長期為競選作宣傳，卻只讓反對黨在提名日提名被接受之後才准允到選區宣傳、走訪，而投票日當天不得有競選活動;即“九天”的競選日期，其實只有七天半!而且，“提名日”是“閃電式”宣布的。因此，一些缺組織性的獨立候選人在提名後連聲明、傳單還未印好或來不及分派……“競選”已結束了!李氏政權自吹選民支持他，但在“提名到投票只有九天”之如此“怕輸”的競選安排，不得人心的“做賊心虛”心態已暴露無疑。

四、自1968年的獨立後第一屆大選開始，李氏政權竟堅持在選票上印上號碼，無視法律上“投票是絕對秘密”的規定。在每次選舉期間，行動黨人更“勸”親戚朋友把選票投給行動黨，免得在選舉後被查到支持反對黨而被對付及拖累家人。他們強調選票上有號碼——政府會查出誰投反對票!如此做，目的在恐嚇既得利益者和一般小市民。因為害怕李氏政府查知他們投反對票時會遭“秋後算帳”，會累及家人被李氏政權以調查所得稅及各種各樣的行政權力加以迫害、打壓。故此，有不少選民是在恐懼下不敢支持反對黨，而把選票投給行動黨!

五、若以上在事實上違規犯法的臭招使盡後，當選舉形勢仍不利時，李氏霸權更公然地赤裸裸收買及恐嚇選民!其中包括政府不撥款給相關選區改善生活環境!1996年12月的大選，ISD秘密警察特別組的“評估報告”，認為工人黨在靜山選區會勝出。李氏霸權得悉後，於投票前一天將原只五個投票站突然增加至25個，宣布政府將以那個票箱支持行動黨最高的，則政府就優先為相關組屋區進行裝修和環境改造;支持最低的就“排在最後”。神聖的選舉，變成低俗的“有獎競賽”!神聖的選票淪賤為換得本就應享有的權益!但也就如此這般，李氏之行動黨就如陳水扁之2004年的“3.19槍擊案”——在一夜內把失敗的形勢改變過來。

六、若以上的所有臭招、“OUT步”(犯法違規作為)用盡後，還不能扭轉落選的形勢，則李氏霸權還有“包勝一絕”——換選票箱!

原來，李氏實際上是每一屆新加坡大選的操控者，並由他完全控制的ISD(內部安全局)的特別團隊來執行及“保證必勝”。對一些李氏認為“絕對聽話”的候選人，不論部長或議員，秘密警察責任人必天天將提名後的“選情”向李氏直接匯報。若至投票日前仍有“險情”出現，則必須實施早已安排的舞弊措施——把投票箱丟換!

丟換選票票箱舞弊罪行，幾乎每一屆大選都有出現。但因執行者都是“特工”，故雖有漏洞出現，但也難追查。尤其政府不可能“立案”調查。於1996年12月的大選，靜山選區的丟換票箱事件的手法因太粗糙而被候選人鄧亮洪律師等揭發!但那又能如何呢?“投訴”——無效!提起訴訟嗎?首先面對“內安法”拘捕拘留!而“法官”，都不過是李氏在法院的代理人甚至奴僕!

總結

李氏及其行動黨在新加坡之政權的由來，可見是首先接受英帝的安排、保護(包括保護種種罪行)，而後充當美霸的代理人，甚至把新加坡所有軍事設施，全部任由美霸使用、安排。其所以自1959年從殖民地自治政府“執政”，至2009年的50年裡不但連續執政，且沒有真正的反對黨。這“鬼話”是由長期打壓、迫害政敵、異議分子，不公正甚至嚴重違規、犯法、舞弊的“選舉”所“創造”!

然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將正逝去。一個“王者是王，寇者是寇”的時代已臨到!國賊騙子，不論“富”如陳水扁——畢竟還是國賊騙子!

李氏“蓋棺論定”之時，他是“上帝”或“魔鬼”?是為個人“心理缺陷”而迷惑在金權下致作了許多喪心病狂的惡事?抑或“為了新加坡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下甘“數典忘祖”而“偉大”地充當美霸鷹犬，致力反中反正義反民主?且待他自己的重新決定及史學家的批判吧!

(於2009年1107向東方是馬來亞歸僑)

附註：本文參考資料來源包括以下網頁：

1、鄧亮洪論壇：http://www.tangtalk.com

2、新加坡梁文貴：http://www.sglwg.com

3、新加坡工人黨：http://www.wp.org.sg

4、新加坡之窗：http://www.singapore_window.orga

5、亞太國家人權論壇：http://www.apf.hreoc.gov.au

6、亞太國家論壇：http://www.gn.apc.org

7、國家人權監察：http://www.amnestyusa.org

8、思想中心：http://www.thinkcentre.org

9、解放時代：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文章9：李光耀的無間道

25/12/10

 

來源：新加坡文獻館

後李光耀時代對李光耀的歷史評論必定是個引人注目的研究課題，或許，除了正統的學術研究途徑之外，也可以從非傳統的另類途徑，多方面去嘗試了解李光耀在歷史過程中所扮演過的多元角色。

中國歷史有正史與野史之分，前者指官修歷史是可考證的歷史，後者指私人編輯的歷史，其中有私下傳遞的不可或無法考據的歷史。

2010年12月6日，我爸是李光耀的李瑋玲透露 ‘幾年前，中國官員好意要安排李光耀探訪李家在廣東省大埔的故居，但他為了“避嫌”而婉拒了。…因為當年，新加坡的鄰國始終認為新加坡是第二個中國，李光耀擔心如果他到故居訪問，可能會加深鄰國對新加坡的誤會。為了新加坡的利益，他拒絕了中國官員的好意。’

2010年7月28日，司馬正史撰寫的《誰是李光耀的真正的祖父》卻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李光耀是梅縣客人，不是大埔縣黨溪鄉客人。按這一說法，李光耀之所以婉言謝絕是因為那裡並非他的祖上故居。另外，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家庭”一節中，則絕口不談他的祖輩。

從此一例子可以知道一件史事，即便是件簡單情節，也可以有着至少六種不同的論述;是，不是，不知道，知而不道的隱瞞，不知而道的胡說八道，不可道的無間道。

在佛文化無間道可以簡化的理解為一種備受煎熬的意識境界。香港電影文化將這種意境轉化為臥底表里不一的尷尬處境：忠是惡，奸是善。在這種非同尋常環境裡，事情真相只能意會不能明言，因此，陰謀都是不可道的無間道。

西方的陰謀論是用來試圖解讀一些雖無法證實，卻又似乎確有其事的歷史事跡。陰謀論排除偶發因素，相信事故發展過程都是有腳本的謀而後動，為了達到某個政經目的而依序去執行。陰謀論的特色亦是其缺點就是充滿了不可道的隱秘色彩。

介於信疑間的陰謀論雖說無法考據，但卻可以開闢出一些非常的視野去探索問題，有助對問題作出非傳統的判斷。宇野正美 (1988) 的《大陰謀-猶太人意圖一統國際經濟》把日幣升值，日美貿易摩擦，西方強化韓國經濟奇蹟，視為猶太人控制日本發展的手段。據悉，日本大貿易機構的高層都熟悉這本書，也從這種邏輯去解析國際政經動向。另外，宮崎正宏(1989) 《反陰謀》則是駁斥猶太陰謀的論述。

用演繹出來的現象去查核事實，並非本末倒置而是開闢新思維，比如，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戴蒙德就指出，他是先以數理摸式去演繹一些可能出現的現象，然後才依據這個軌跡去探索經濟現象的演化。

回顧新加坡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歷史，李光耀在務實主義的旗幟下，政治立場飄浮不定，一些西方學者如Thomas Bellow (1970)稱之為無原則思維;政治觀點與決策可以左，右，騎牆，比左更左，比右更右，憑利益決定何種是適合時宜的立場。

從陰謀論來說，這種多變化的政治立場，可以看成是李光耀有着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下，作出該角色的理所當然的政治言行。在這一個層面上，李光耀的所作所為都有其一定的政治思維作為指導原則。換言之，在李光耀的無原則政治決策底下有着其一定的邏輯可以推理。

明顯的，新加坡沒有了國際任務就只不過是個漁村，同樣的，李光耀沒有了國際任務就不能，也不會成為顯著的國際政治風雲人物。說白了，李光耀的一些言行不可以單從新加坡立場去判斷，而是要從李光耀在國際組織上的身份去解讀。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李光耀以87高齡為何在來屆大選還要再戰江湖，當然，除了長期習慣於總統府的隨心所欲生活作息，也是有放不下的隱秘任務承擔。這也應該是李光耀為何需要一個堂皇的政治地位，以方便長期不間斷的週遊世界列國。

李光耀有些什麼不可道的身份?二戰前後，東南亞的逐鹿群雄中有日本，西方資本世界，馬來亞共產黨，以及東南亞同盟會，那麼，陰謀論者是可以從已知的事情，去探索事情演化過程中不可道的政治安排與幕內交易。

James Minchin (1986) ：‘…吳慶瑞作為新加坡自衛隊成員理應被槍斃，…他避開了檢證…一位朋友庇護了他，讓他在戰時的稅務局工作，娶了一位本地的日本婦女為妻。…李光耀一家也過的安逸…因為得到一位富裕的港務局承包商關照，他是李光耀母親多年來的一位特別要好的朋友，此人的生意在日治時期蓬勃發展…。’

李光耀在日治時期是一家日本通訊社的翻譯，也從黑市物資買賣中斂財致富。李光耀在日治後期被特務跟蹤，原本計劃到金馬侖躲避，但在受到此行不妥的警告後留在新加坡藏匿，直到英軍登陸。

戰後，李光耀在商業航運恢復之前，搭乘第一隻離開的英國軍艦前往倫敦;同船的十多名學生都有顯赫身世，唯獨李光耀是例外。李光耀是憑什麼條件和背景登上軍艦?T J S George (1974) 根據一名英國記者的敘述記錄了一則傳言：日治期間，李光耀也可能是英國情報員。

李光耀學成後回返新加坡之前，一些在倫敦的英國人致函囑咐在新加坡政治部擔當要職的朋友，好好照顧李光耀。李光耀上台後委任的政治部主管就是其中一人。

這些一筆帶過或者避而不談的歷史，應該還有相當的探索空間。陰謀論者要追究的是，庇護這一批將會在戰後治理新加坡的吳慶瑞，李光耀，韓瑞生等等的幕後者是誰?顯然的，能在戰爭年代提供庇護者肯定非等閒之輩，那是日本的何方神聖?

陰謀論者還要追究的是，除日本人之外，李光耀和英國人之間又有什麼不可道關係?根據文獻，李光耀享有比時任首席部長的馬紹爾更多的機密情報，那麼，在野的李光耀何以會有這些特殊的政治權力?李光耀在以華治華的殖民戰略中擔當了何種角色?可見，這一場權力爭奪中充滿了政治無間道。

在新加坡政治鬥爭歷史中一個被忽略的情節是，李光耀何以重用黃望青這位身份背景十分複雜的人物?黃望青又名黃耶魯原是馬共要員，日治時期身穿日本軍裝自由出入令人聞風喪膽的日本憲兵部。戰後，黃望青有多重身份：南洋大學理事會成員，新加坡駐日本大使，和新加坡廣播局主席等。

李光耀和黃望青的關係最終破裂，黃望青的家庭生意受到調查，兒子黃少朗被控漏報所得稅。據悉，案發後，李光耀通過拉惹勒南招見黃望青，但黃望青拒不見面拂袖而去，回返廈門鼓浪嶼。

陰謀論者要追究的是，李光耀通過黃望青處理了些什麼事情?和馬共溝通?清算華社，華商和華文知識分子?代理日本在東南亞的利益?昭南島時代，兩人都是日本人的‘翻譯員’，他們之間有何相同或者相異的不可道關係?

在新加坡政治鬥爭歷史中另一個被忽略的情節是，東南亞華商的政經勢力，也就是同盟會組織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比如，Dennis Bloodworth (1986)與《白衣人》(2009)對新加坡權力鬥爭的敘述，其焦點是李光耀和左翼華人的政治鬥爭，而右翼華人似乎是一個缺席的角色。

同盟會組織在新加坡有悠久的歷史，可以從晚晴園與同德書報社等等的歷史認識個中情況。早年的新加坡傳統華文教育體系就是由這一個派系建立與推廣，所以在華校的學生運動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樣的，在工運中亦有其自身的組織，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就是左右兩派華人的政治角力。1960年王永元被李光耀開除黨籍後另起爐灶，得到右翼華人政治勢力支持。李光耀在和林清祥決裂後的華社支持亦是來自這一股力量。

李光耀重用的華商連瀛洲和國民黨有密切關係。連瀛洲在南洋大學草創時到美國聘請林語堂主持校政，林語堂揚言要把南洋大學打造成一座反共堡壘。和CIA有來往的林語堂退場後，連瀛洲在吳慶瑞的幫助下創辦義安學院，在華文教育上分裂華社。這亦是華社與華教兩個板塊里兩股華人的政治角力。

新加坡武裝部隊是由冒充墨西哥人的以色列人協助建立，海軍是由台灣人協助成立，台灣是星光計劃下新加坡軍隊訓練野戰的場地。李光耀和台灣的政治勢力從蔣經國，以至今天的當權與在野勢力均有來往。李光耀身為一名‘外人’何以要毛遂自薦介入台海兩岸的政治議程?何以‘大佬’般的不時指點台灣江山?

李光耀何以由反共變成親共?何以在中美，中台關係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立場?先是向中國放話說美國並無圍堵中國的意圖，卻又支持美國留在亞洲以抗衡中國的區域影響力?同樣的，先是認同台灣力圖改善和中國的關係，卻又告誡馬英九不可提速改善進程?

李光耀積極參與的這些國際政治是否超越了新加坡話語權?那麼，李光耀是站在什麼政治台階說話?對陰謀論者而言，中國崛起對海外原有華商利益集團必然有着一定的影響與衝擊。或許，這其中涉及一個不可道的政治權力與利益再分配問題。

文章10：李光耀與趙ziyang 

作者： 烏龍山 來源： 南洋大學校友業餘網站

1975年3月，新加坡派遣部長赴中國開交流會。第二年，李光耀首次赴華，會見毛澤東，並參觀了幾個城市，在西安觀賞兵馬俑時，他在留言簿上寫道：“這一偉大的歷史文物，寓意着偉大的未來。”李光耀這一留言當有感觸，他知道，英國的考古學家在倫敦艦隊街挖出幾件骨製品，竟然雀躍萬分，面對着眼前氣勢非凡的兵馬俑，他還能說上什麼呢!

1980年9月，趙ziyang被選為國務院總理。1981年8月，趙ziyang訪問新加坡，李光耀在總統府設宴招待，這是兩人的第一次會面，李光耀說“儘管我們在社會和政治制度和目標方面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我們有着一些共同利益。”

1985年，李光耀訪華，趙ziyang設國宴招待。此次訪問還參觀曲阜，登泰山，然而天不作美，突然間狂風大作，天昏地暗，五嶽之首的岱宗似乎顯靈不表歡迎，只有作罷。

1988年，李光耀再次訪華，分別會見趙ziyang、楊尚昆、鄧小平。趙ziyang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李光耀，介紹了改革情況。就在此次訪問期間，趙ziyang與李光耀打了一場高爾夫球，替他慶祝生日，還為他鋪了一條通往泰山山腰的道路，李光耀終於登上泰山，還在泰山腳下的泰山賓館住了一宿。趙ziyang在百忙之中為李光耀作了這幾件事，雖說是盡了地主之誼，但是與他節儉的作風背道而馳，李光耀在他眼中，究竟有何價值?很明顯的，這幾件事應該是李光耀還沒到來之前就幾經做好了準備，趙ziyang與李光耀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也就在這一次訪問，趙ziyang送給李光耀《河殤》錄像帶。然而李光耀來華之前，早已做了準備，當趙ziyang問起《河殤》內容(也許是李光耀自說已經看過)，李光耀說“太悲觀了。”以李光耀的華文水平，難以看懂華文影片，更以他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近乎無知的認識，《河殤》這樣深奧內容，他只能看得滿頭霧水。因此，所謂“太悲觀了。”肯定是身邊幕客所言，聰明的李光耀，卻用一句話解決了主人送禮的盛情，並表示自己關心時局動向。

李光耀和趙ziyang的關係有多深?可以從趙ziyang引述李光耀的談話看出來，現將這兩段話引述如下：

“儘管北京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過分依賴中國。不管他們會從一項經濟安排中得到什麼好處，如果他們從政治方面考慮決定同你斷絕關係，他們就可能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牢記這一點。”

“始終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如果同中國的經濟合作範圍擴大了，新加坡就會變得過分依賴中國。在同一個共產黨國家打交道時，出現這種情況將是災難性的。”

新加坡在1994年2月26日與中國簽訂了管理蘇州工業園協議書之後，才有所謂的經濟合作。在此之前，不過是傳統的中國副食品單方面的進口，日常的鹹菜、皮蛋等等，真的是依賴中國。

趙ziyang在此引述的李光耀談話，有一點值得注意，李光耀話中針對的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當自己想要與對方進行經濟合作，骨子裡卻視之為仇敵，李光耀專注的不是互惠互利，經濟為先，而是耿耿於懷別人的政治制度，其誠意已經大打折扣了。

而趙ziyang在引述了李光耀這兩段談話後，發表了自己的評價：

“你看，資產階級政治家在和我們打交道時，是做了這樣兩手準備的，我們可也得用點心啊!”

趙ziyang這段話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光耀說的是政治制度，是敵視中國的政治制度，所謂“過分依賴”，不外是把別人看成沒有信用的對象，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蘇州工業園會出現問題，因為本身早有“過分依賴”的防範，而且一直以為對方存心使自己吃虧。當發現工業園附近有兩個本地工業園時，那種“過分依賴”蘇州中新工業園的失望心理，幾乎快要爆炸。趙ziyang說“我們可也得用點心啊!”，表面上看來是提醒自己人注意對方有所準備，但就李光耀滔滔不絕的針對政治制度而言，是否也在暗示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妨礙經濟發展的框框?

李光耀和趙ziyang見了幾次面，關係突飛猛進，趙ziyang急切的改革心願，已被李光耀洞然於心。這位東南亞的反華反共急先鋒，竟然可以與趙ziyang搞在一起，原因很簡單，趙ziyang在改革開放初期，還是渾渾然不知路應該怎麼走，李光耀的到來，似乎讓他開了竅，此時不論雞毛也好，稻草也好，只要是外來的意見，外來的和尚念的經，聽起來是那麼新鮮，那麼誘人，於是再也管不了什麼反華反共，先將之視為上賓而後已，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打球、慶生、鋪路之舉動。趙ziyang渾然不知李光耀心中想些什麼，因為他太不了解此人的內心世界，不了解此人徹頭徹尾的洋奴哲學思想，在反腐的示威浪潮中，他六神無主，麻痹大意，沒有發覺與李光耀接近，是一種冒險行為。然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一人專制統治，也使他無法了解中國的集體集中制，他錯誤地以為趙ziyang可以像自己管理新加坡一樣，一聲號令，官員百姓莫不唯唯諾諾，匍匐而行。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猜測，李光耀與趙ziyang交往之際，趙ziyang對他的“知遇”，使他忘乎所以，幻覺中自以為是特洛伊木馬，是屠龍的大衛，趙ziyang這塊肥肉，得來全不費工夫，他將要製造驚天動地的歷史。在本國內，他消滅了左派勢力，眼前是要摧毀一個超級的左派勢力，資本主義世界，將要看到第二個蘇聯的滅亡。

1989年6月4日，發生天安門事件，新加坡的電視與廣播，不斷報道跟蹤，似乎中國當天晚上就要變天。第二天，報紙大事報道，圖文並茂，真實與偽假新聞充斥版面，謠言滿天飛。在此之前，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位記者黃麗萍，原本前往北京採訪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突而轉變專門採訪學生示威，特寫不斷飛來，甚至預言中共政權將會倒台。李光耀在天安門事件隔天出來指責中國政府以不對等的武力對付學生，成為亞細安(東盟)唯一指責中國政府的國家領導人。6月5日晚間，李光耀的總理公署發表文告，其要點如下：

“總理與內閣原本料想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平息內亂時，會運用最少武力的原則。”

“相反的，軍隊使用的武器與暴力造成許多人命傷亡，這與手無寸鐵的平民所作的反抗完全是不相稱的。”

“一個大部分人民，包括受過最好教育的人民與政府不和的中國，動亂將發生，人民憤懣，改革將停頓，經濟將停滯。由於中國地廣人眾，這樣的中國可能為自己以及亞洲鄰國製造麻煩。”

在動亂中，趙ziyang確實是下了台，不過強人鄧小平以及其他領導人仍然牢牢掌握政權，天沒有變，李光耀感覺自己操之過急，言之過早，環顧亞細安各國，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開口說話，自己已經言由口出，馬前潑水，難以收回了。事態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李光耀有所警覺，不久，他找來國會議員白振華。這位典型的跑腿人物，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出進中國，負有特殊使命，他為了私利，在福建安溪廉價收購果林，建築房屋，在新加坡招徠購買，大賺特賺一把。李光耀命他炮製了《李光耀眼中的六四》一書，其原因就是此人出出進進中國，李光耀以為他對六四事件會有所了解，對中共有所了解，能夠為自己緩頰，製造下台階，而且此人極端反共，每當返回新加坡，逢人就說共產黨快要完蛋了，是一個適合的人選。然而此書內容竟然與之前李光耀的談話大相徑庭，他指責學生長期占據天安門廣場，說是任何政府都無法容忍的行為。不幸的是，那位落力報道的記者黃麗萍，也因而遭了殃。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與中國建交，李光耀在建交後立刻趕到中國去，行程中向趙ziyang的親屬打聽趙ziyang的近況。往事如煙，神州依舊，此時的李光耀，心中五味雜陳，不知有何感想?

李光耀會討好別人，例如天安門事件，他認為鄧小平經歷過革命、動亂，所以義無反顧下令平息動亂，並以此和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作對此，借抑低戈爾巴喬夫來抬高鄧小平。又如他知道習近平可能成為未來國家領導人，於是在2007年說他插隊6年，經過磨練，吃過苦頭，是曼德拉式的人物。我們不禁要問，李光耀稱讚習近平為曼德拉式人物時，他可有想過被監禁時間超過曼德拉的謝太寶?

2005年趙ziyang逝世，沒有趙ziyang的中國，是李光耀心中的遺憾。可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今天的新加坡已經“過分依賴”中國，李光耀向來心目中崇拜的的英、美、日三國，都已經走向下坡路，而中國崛起，廣開投資天地，讓新加坡政府以及非政府的投資如其所願，大展拳腳，對其停滯不前的經濟，尤其是建築業的幫助甚大。新加坡的大量中國移民，滿足了新加坡的人口平衡擔憂，尤其是選票的擔憂。而中國源源而來的黑錢，更是求之不得的非生產性盈利。沒有趙ziyang的中國，本來就是可以“過分依賴”的。李光耀年事已高，在世已無多日，但可惜他完全不懂中華文學，如此可愛又可依賴的中國，真是應了蘇軾的詞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文章11：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再次發表聲明駁斥內政部的誣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審查對所有前政治拘留者的指控

記者：張泰永(2011-9-29)

 

據馬來西亞媒介9月28日報道，林福壽醫生、傅樹楷醫生、著名馬來新聞工作者和作家賽扎哈利等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今天再次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新加坡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便審查對他們以及所有在內安法下被拘留的人士所作出的指控，是否有正當理由。他們也批評，新加坡內政部不但未回應他們提出的廢除內安法的要求，反而繼續對他們以及前政治拘留者貼上冷戰時代慣用的所謂“共產黨統一戰線活動”和“馬克思主義陰謀”的標籤。

他們在聲明中指出，新近有許多歷史學家和前政治拘留者出版的書刊、回憶錄和舉辦的座談會所揭露的許多事實，跟當年有關事件的官方論述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要求(新加坡)政府拿出道義和政治勇氣，為國家利益着想，設立上述調查委員會。”

聲明接着表示，新加坡內政部於2011年9月23日發表的文告，充滿了過去冷戰時代所慣用的諸如“共產黨統一戰線活動”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密謀”的語調。

“其意圖顯然是用來證明他們在內安法之下進行的專制任意的逮捕行動是合法的，並企圖在人民心中注入恐懼和害怕情緒。”

早前，這16名前政治拘留者曾發表聯合聲明，歡迎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宣布將廢除《內安法令》和《緊急法令》，並呼籲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向納吉看齊，廢除新加坡的內安法令。

駁斥內政部的誣衊之詞

16名前政治拘留者今天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新加坡內政部的文告對他們提出的最關切問題，即不經審訊和無限期扣留的課題，完全避而不談。

聲明駁斥內政部的誣衊時指出：“我們16人之中，沒有人曾被告上法庭依法審訊。我們被關押和監禁的依據，僅僅是憑內部安全局官員的單方面報告，或者是政扣者受到拷打盤問、冷房虐待、剝奪睡眠等各種折磨以及無限期扣留的恐嚇而被逼作出的供詞。”

聯合聲明接着指出，《世界人權宣言》第九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新加坡是該宣言簽字國之一，理應遵守《世界人權宣言》這項規定。

聯合聲明重申，內安法是一部殘酷的法令，它讓執政黨可以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肆意逮捕任何一個它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士。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內安法對新加坡的衝擊，造成癱瘓性和惡毒的後果。

今天聯名聲明的16名前政治拘留者是：林福壽醫生、傅樹楷醫生、賽扎哈利(見圖)、 李思東、盧妙萍、莊明湖、陳辛、卓清枝、許庚猷、鍾金全、張素蘭、葉漢源、陳智成、劉月玲、黃淑儀和陳鳳霞。

文章12：李光耀集團反民主的真面目 

摘自《新加坡左派工運遭遇問題探索》

13/01/13

作者：莊明湖(新加坡)

http://www.suaramjb1.blogspot.com

李光耀集團勾結英馬推行大馬計劃，1963年2月2日採取“冷藏行動”，徹底暴露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

李光耀及其領導的集團披着反殖鬥士的外衣，混進左派反殖運動，騙取廣大人民的信任，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大選中取得政權後，就逐漸自我暴露他們原來的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當人民識破其真面目後，他們就轉過槍口對準左派反殖運動。廿世紀60年代新加坡左派運動尤其是左派工運的慘痛遭遇，就是李光耀及其領導的集團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治史上留下的一段反人民、反民主的歷史記錄。

1961年5月間，東姑阿都拉曼提出，由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沙巴、砂勞越與汶萊組成“馬來西亞聯邦”，並宣稱將於1963年8月正式成立。同年6月李光耀在新加坡邦慶紀念會上表示：“我們支持聯合邦總理的聲明”。李光耀不顧人民要在1963年(1963年6月，是英國與新加坡憲制安排重新談判既訂日期)爭取新加坡內部完全自治的訴求，斷然宣布支持東姑阿都拉曼的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聯邦”計劃(或簡稱“大馬計劃”)，自然引起人民的強烈反應，遭受左派反殖運動抨擊。7月巧逢安順補選，大馬計劃與爭取新加坡內部完全自治遂成為補選議題，李光耀集團推出的行動黨候選人職總主席阿旺，對壘工人黨候選人馬紹爾，7月15日投票結果，阿旺只得票37巴仙，馬紹爾得票43.32巴仙，取得大勝。這反映了李光耀集團掌權兩年余，因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真面目被人民看穿，在補選中被人民唾棄。

“馬來西亞”的憲制安排，是當時英國殖民統治集團、東姑阿都拉曼統治集團與李光耀統治集團，用以緩和、壓制五邦人民的反殖運動浪潮，從而繼續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的一種新殖民統治的產物。那個年代，英國殖民政府面對亞非拉(特別是東南亞)人民反殖浪潮的衝擊，不得不把政治權力交給由它扶助的代理人——東姑阿都拉曼集團與李光耀集團，以保持它在本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利益;李光耀集團在1959年獲取政權後就巳存心消滅新加坡左派反殖運動，但由於懼怕遭受人民群眾(特別是有組織、有戰鬥力的工人群眾)的反擊，所以不敢親自動手。因此想藉助實現“大馬計劃”，由馬來亞聯合邦的東姑阿都拉曼集團來消滅新加坡左派反殖運動，以達“借刀殺人”的目的;剛掌握馬來亞聯合邦政權的東姑阿都拉曼集團，眼看汶萊、砂拉越、沙巴、新加坡四個地區，尤其是新加坡的左派反殖運動日益高漲，鼓午着馬來亞聯合邦的左派反殖運動的發展，而威脅其政權的穩定。總之，當時馬來亞聯合邦的統治集團正是圖謀通過“馬來西亞聯邦”的憲制安排，來實現既可壓制汶、砂、沙、新四邦的反殖運動，尤其是新加坡左派反殖運動，又可掠奪汶、砂、沙的豐富資源以及控制新加坡李光耀統治集團的美夢。

“馬來西亞聯邦”既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它一提出，馬上遭受五邦人民的強烈反對，也遭受國際社會，特別是印尼、菲律賓的反對。在新加坡，左派反殖運動人士，不能再忍受李光耀集團反人民、反民主的行為，在1961年7月間，被逼與李光耀集團決裂，退出行動黨，由工運領袖林清祥等人帶頭，另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簡稱新(加坡)社陣】，繼續推動反大馬反殖群眾運動。自此，五地區的反大馬反殖群眾運動，互相呼應，日益高漲，反動派一切欺騙花招一一失靈，處於空前孤立的窘境。

社陣是新加坡左派(主要是左派工運)陣營在李光耀集團勾結英殖民主義者和馬來亞聯邦反動聯盟後，在1961年9月16日成立，由當時的工運領袖林清祥(上圖站在台上演講者)擔任黨秘書長，繼續進行反對殖民統治、維護人民利益的憲制鬥爭。講台背景是社陣黨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爭取國家獨立，主張汶萊與沙巴、砂勞越組成“北加里曼丹統一聯邦”，反對大馬計劃的汶萊人民黨，在1962年8月20日舉行第一次議會選舉，選舉結果，人民黨囊括了16個民選立法議席，和贏得地方議會全國55席中的54席(中選的一名獨立人士後耒也加入人民黨)，取得全面性的勝利，蘇丹也承認選舉結果。人民黨更宣布要爭取汶萊在1963年獨立。英國殖民政府於是阻止汶萊人民黨組織政府，蓄意製造憲制危機。結果導致汶萊人民於12日8日“武裝起義”，英國當局調動大批新馬英軍與澳洲、紐西蘭軍，到汶萊進行軍事鎮壓。聯邦統治集團也派出200名特種警察去汶萊。汶萊人民武裝力量弱小，經過幾天激戰就被制服。

“武裝起義”被鎮壓後，12月20日，汶萊蘇丹宣布取締人民黨，解散立法議會，停止實施憲法，並對人民黨及其支持者、同情者開始大規模的逮捕迫害。與此同時，英國殖民當局藉口防止“武裝起義”，從12月11日起，在砂勞越大肆逮捕左派人士，包括人民聯合黨(以下簡稱人聯黨)的幹部和砂拉越解放同盟(簡稱砂盟)成員。至12月16日，至少逮捕了48名左派積極分子，當中有半數以上是人聯黨的中委與分支部主要幹部。在這樣的嚴峻緊急狀況下，砂盟號召其成員和支持者潛往印尼，接受軍事訓練，準備進行長期的武裝鬥爭。據田英成披露：“1963年初估計，從砂勞越潛往印尼邊境的青年男女，不下二千人，同年7月更超過6千人”(見2002年6月20日馬來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出版《一石千浪》第17頁)。

汶萊人民黨議會選舉大勝，大大鼓舞了其他四邦，特別是新加坡的反殖反大馬鬥爭。同時也引起了推行大馬計劃三方反動派的擔憂，唯恐汶萊選舉結果會在新加坡發生效應，若果真出現，推行大馬計劃的阻力更大。

李光耀集團為了蒙蔽世界人民，1962年9月在新加坡泡製了一場“公民投票”，在選票上規定三個選項，選任何一個都是要新加坡加入大馬，選民全無表達要爭取新加坡完全自治與反對加入大馬的選擇。面對這樣一場高度欺騙性的“公民投票”，左派到底應參加還是抵制?結果是選擇參加。把參加視為展開廣泛宣傳、教育人民的群眾運動，號召人民投空白票以表示對欺騙型公投選項的抗議，以及表達人民反大馬計劃的意志。儘管當權者耍弄骯髒手段，百般唬嚇選民，蓄意散播謠言如“誰投空白票將會失去公民權、工作”等等，結果還是有25%選民投空白票。其餘選民是不是就屬於支持李光耀統治集團的呢?相信他們心知肚明：絕對不是!為何“公民投票”之後不到五個月，李光耀就放棄借刀殺人的計劃，甘當萬夫所指的歷史罪人，而在1963年2月2日親自採取“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 STORE)，鎮壓新加坡左派反殖運動?這只能說明李光耀集團對耒臨的新加坡大選，不管是大馬實現之前或之後舉行，也不管是無論如何玩臭，都沒有勝算的把握。他心裡明白，萬一選舉失敗，不只原大馬計劃難推行，李光耀集團的政治壽命也可能就此結束。三方反動派都懼怕發生這樣的結局。它們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互相勾結，確保耒臨的新加坡大選李光耀集團能獲勝，所以，必須在大馬成立前，由李光耀集團出手執行對付新加坡的左派反殖力量的大逮捕、大鎮壓行動。

以上所述，就是1963年2月2日新加坡史上臭名昭彰的“冷藏行動”(民間稱為“二�6�1二事件”)的由來和背景。

繼“冷藏行動”之後，李光耀統治集團採取七分高壓與三分欺騙兩手策略，加緊摧毀反抗勢力。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哈伯(T.N.Harper)揭露，李光耀原本要在“冷藏行動”大逮捕中，一舉朴滅新加坡的政敵，要捉約一千人，包括統一黨的王永元，也要求聯邦政權逮捕聯邦社陣著名領袖布斯達曼與林建壽，卻被聯邦政權拒絕。最後只同意在新加坡拘捕169人的名單，不捉王永元;在聯邦，不拘捕林建壽，只捉布斯達曼。結果是1963年2月2日清晨，新加坡113人被逮捕，林清祥在逮捕名單中高居榜首。新加坡“冷藏行動”11天后，即2月13日，布斯達曼被聯邦政權拘留(詳細內容見T.N.Harper著Lim Chin Siong and The“Singapore Story”，北方譯《林清祥與新加坡的故事》(華文本)，2004年，策略資訊研究中心出版，第81—82頁)。

李光耀統治集團原想通過“冷藏行動”，一舉消滅左派反殖力量及其他反抗人士的計謀不能完全得逞之後，仍然處心積慮繼續推行其陰謀。“冷藏行動”之後僅僅半年，李光耀統治集團為了必須贏得大選，採取七分高壓三分欺騙的兩手策略，加緊摧毀反抗勢力，逼迫廣大人民就範。

李光耀在宣布9月大選前，從8月初就策劃要封閉擁有6萬名會員、最具影響力的7間左派工會。8月28日李光耀就宣布要在10月30日封閉七間工會，即泛星各業職工聯合會(簡稱各業工聯)、新加坡全國海員工會(簡稱海員工會)、新加坡商行雇員聯合會(簡稱商行雇聯)、全星建築工友聯合會(簡稱建築工聯)、星洲磗業工友聯合會(簡稱磚業工聯)、新加坡巴士車工友聯合會(巴士工聯)與新加坡機械工程雇員聯合會(機械工聯)。

在宣布封閉上述工會之前，李光耀統治集團及其御用工會，早也策動通過滲透左派工會，從內部搞分裂、奪取工會領導權，破壞工人爭取改善待遇、反抗雇主無理開除，以及威逼資方不得承認左派工會的代表權等等，全面向左派工會進攻，妄圖搶奪左派工會的陣地。他們對付海港局工會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1963年3月開始，李光耀集團就發動對擁有萬餘名會員的左派海港局工會的進攻。他們拉攏收買工會負責人不成後，對工會不斷施加壓力，逼迫就範。李光耀誣衊工會是由30～40人操從;政府也強行收回工會會所;到7月間，政府甚至凍結工會12萬餘元銀行存款，並指示海港局拒絕承認工會是工友的代表，剝奪了海港局工會的代表權。(見1963年3月20日《陣線報》第7期)

李光耀統治集團勾結英國及聯邦政權拘留了100多名新加坡左派各團體重要領導人，並訂下期限決意封閉7大左派工會之後，在9月4日宣布舉行大選，訂12日為提名日，21日為投票日。這種先捉人後選舉的假民主把戲，不過是確保李光耀統治集團在大選中包贏的騙局。李光耀刻意將新加坡大選及其宣傳活動跟大馬的正式成立，緊密聯繫起來，其目的顯而易見，是上演大馬計劃已獲得新加坡多數人民支持的醜劇，也為大選後的更瘋狂掃蕩行動製造假民意藉口。大選一結束，一波又一波的鎮壓就隨着爆發了，左派工運成為被對付的主要對象。從1963年9月16日大馬成立起，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馬的不到兩年期間，就發生了許多令國人與世人震驚的鎮壓行動，以下是較大的事件——

(1) 1963年9月22日吊銷南大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李光耀在大選勝出的第2天即9月22日，就吊銷南大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陳六使創辦、維護南大，堅定爭取民族教育權益，只因在大選時支持在社陣旗幟下競選的南大畢業生候選人，就成為李光耀在大選後首先對付的人物。

(2) 同年9月26日大批軍警侵入南大校園打人捉人——李光耀在大選勝出後的第五天即9月26日，派出大批軍警侵入南大校園，毆打學生，數十多人受傷，有的頭破血流，四名傷勢嚴重。逮捕5名在籍學生和7名畢業生，其中3名是社陣候選人。並褫奪“大學論壇”等六種刊物的出版權。在大選中，南大生支持南大畢業生候選人，大選後就遭受如此慘無人道的報復。

(3) 同年10月3日，封閉五間擁有10餘萬會員的左派農民、小販團體——這5間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間組織即是：新加坡鄉村人民聯合會、新加坡鄉村住民聯合會、新加坡小販總會、新加坡小商公會，以及新加坡小販聯誼會。

(4) 同年10月8日，鎮壓左派工會為抗議政府封閉7間工會的總罷工——8日與9日，這兩天是左派工會為抗議政府要封閉7間工會而進行的“反迫害，保組織”總罷工。政府事前通過電台不斷傳播“罷工是非法的”“政府準備動用軍警對付罷工者”的恐嚇訊息。事發時差遣“勞商工聯”(御用工會)派員破壞罷工，動用軍警鎮壓罷工工友，逮捕了幾乎全部的左派職工會聯合總會(SATU)的領導人及社陣領導人，其中3名是立法議員(即：盧妙萍、李詩東和巴尼)，5名是社陣(在大選時派出的)候選人。

(5) 同年10月30日，正式封閉擁有會員六萬餘的7間左派工會——李光耀通過職工會註冊官，8月28日致函給7工會，這樣說：“你們的工會和其他工會參加8月25日由中華總商會召開向日本追討血債大會的行動，是違背了你們的工會章程和宗旨的，你們這種行動是配合共產統一戰線活動的……你們必須在10月30日前提出觧釋為什麼工會註冊不應被吊銷的理由”。用這樣的“理由”來封閉工會，真是豈有此理!向日本追討血債大會，是由中華總商會所召開，左派工會響應這項符合各族人民願望的正義訴求的號召，發動會員出席支持，全星各類社團也帶領會員出席支持，李光耀本人也在大會上講話，為什麼唯獨左派工會是背負“共產統一戰線活動”罪名?為何7間工會就應因此被封閉?這難道不是胡亂找個藉口鎮壓左派工會的野蠻行徑嗎?

(6) 1964年1月8日，吊銷擁有一萬名會員的新加坡軍港工友聯合會的註冊——新加坡軍港工友聯合會在1963年10月間領導會員為改善待遇進行罷工鬥爭，引起李光耀統治集團的恐慌，而決意瓦解這個對他們有着極大威脅的組織。李光耀在1964年1月8日，宣布吊銷這間工會的註冊，同時責令另外籌組御用工會取而代之。

(7) 1964年6月27日數千軍警包圍南大，41名學生被捕——當天凌晨星馬政權派了3000多名軍警，整百輛大小警車侵襲南大校園，包圍學生宿舍，五步一岡，進行大搜捕。結果41名男女大學生被捕。

(8) 同年7月18日，101名南大生與75名職員工友被開除。

(9) 1964年9月10日起，逮捕左派工運、學運、政黨領導人——9月10日起，星馬政權再次聯手展開逮捕新加坡左派反殖各界人士，涵蓋工會、校友會、社陣、人民黨等領導人30多名。代表32工團的“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負責人全都被捕(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是新加坡左派工會在SATU被禁止活動後，聯合派出代表組成的領導組織)〔注1〕。9月12日，社陣欲在芳林公園舉行反抽兵、抗議大逮捕群眾大會，卻遭當權者橫蠻制止，數千軍警包抄鎮壓，演變成群眾被逼分散數區遊行示威，過程中群眾被毆打，77人被捕，後遭提控定罪，有的被判罰款，有的被判坐牢3個月，其中被捕者書報業工聯秘書林耀明，被改為公安法令拘留兩年，後被驅逐出境(遣送到新山)。

(10) 1965年4月29日始逮捕30工會慶祝勞動節籌委領導人——五一勞動節在新加坡是法定公共假日，左派工會除了在各自的會所舉辦一些慶祝活動以外，依循慣例向警方申請在芳林公園或花拉公園或惹蘭勿剎足球場任何一個地點，聯合舉行慶祝大會。聯邦政權首先禁止砂勞越工人慶祝勞動節，接着不准聯邦工人開會慶祝，隨後也拒絕新加坡工會在公共場所聯合慶祝的申請。政府文告還作出指責，說“慶祝五一籌委會欲把新加坡工人捲入在新加坡製造不安和緊張的陰謀裡面去”。這分明是為鎮壓工會領導製造藉口。當權者一面剝奪工會在公共場所(花拉公園)舉行慶祝會的應有權利，一面在4月29日開始逮捕30工會聯絡秘書處和慶祝勞動節籌委領導人〔注2〕。5月1日當天，工人群眾湧上街頭，展開和平示威遊行，抗議當權者無理剝奪工人階級慶祝勞動節的權利和橫蠻拘捕工會領導人，結果卻遭受大批軍警毆打鎮壓，277人被捕拘禁。

大馬強行成立後，星馬政權聯手加緊鎮壓左派反大馬反殖運動，除了上述列舉的引用公安法令不經審訊無限期監禁左派各級領導幹部，封閉合法團體，更利用所謂“立法”手段，通過修改法令，如《社團修正法令》、《職工會修正法令》拑制合法團體的生存，全面摧毀反抗勢力。同時，通過新法令，如《僱傭關係法令》、《工業關係法令》等，壓抑和剝奪勞動群眾要求改善工作待遇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