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左转，但核心问题是缺乏一个系统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转基因成功，源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契合。“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为中国式革命的初始原动力。但是随着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以及低文明层次的农耕生产模式向工业化、科学化的演进，加之社会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的大幅调整，更是由于现代信息网络所带来的民主、人权意识的普及，社会整体智力能量对野蛮平均思潮的抑制力，已经足以防止新的“共产式”极左革命。但是，如果在极左和极右之间长期存在社会指导思想的真空，社会的盲目动乱就会愈演愈烈，直至国家体系的崩溃。中国在一夜之间完成颜色革命不是没有可能，但对于一个存在巨大愚昧封建意识惯性的超级大国，陡变所带来的强烈动荡一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再是整个世界都会因之颠簸。寻求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调整，乃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人基本无法指望洋人的思想理论，因为洋人再“中国通”，也还是欠缺深藏在基因之中的思维“源代码”。看来，正确指导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思想体系，最有可能出自于那些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知识精英之中。
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始终依托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认知水平越高，政治形态的文明程度，包括其精密程度就会越高。皇权制度是一种家族模式的扩展，但随着血亲关系的疏远，利益的冲突就逐渐远远超出种族的亲情，起平衡作用的就是统治的暴力。可以推导：当社会的幅员越来越广阔，所需的暴力程度就会越强大。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中国也还没有走出暴力循环阴影的原因。当然，如果民众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提高，平衡社会的智力成份提升，所需暴力的程度就会降低。
所谓的“右”，就是社会私有化程度高于公有化程度；反之为“左”。但问题是如何辨别私有化和公有化。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广大中国人民在强权压迫下思维能力的缺失。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公有制”就是真正的公有化。其实，中国传统“大公”的实质就是统治集团，甚至是国家的领袖。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看，中共建政初期的中国是以经济层面的公有制，来掩盖政治层面一党专制、领袖专制的政治权利绝对私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家军队属于党。严格来讲，从人全部利益的概念上看，经济只是政治的一个表现层面。政治本质上的私有化，必然导致经济本质上的私有化。因此，国有企业以及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判别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标准。形式上的极左，实为本质上的极右。有了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们就应明白：中国的左向调整根本不能简单依靠提升计划经济的比列、增加国有企业的规模、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来实现。
对于实质性的左向调整，政治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紧迫问题。然而，全面的民主化对于现实的中国并不是一剂良药。因为民主的实质是社会的调控，而调控的实质就是智能的运行。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情，复杂的深层次矛盾、众多的人口规模、以及低下的整体智力水平，如果缺乏暴力的制约，整个社会必然进入到长时期的动荡之中。这点，台湾的民主进程就是一个参照。但是台湾的幸运在于人口的规模小、平均教育程度高、信息渠道畅通、以及社会矛盾的明确性和相对简单性，因此可以逐渐弥合社会的撕裂状态，迅速回稳到安全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大陆的沉疴痼疾一旦失去强力的制约，暴民心态一旦失控，传统的惯性必然导致战火遍地，生灵涂炭。
渐进式改革虽然是一种稳定所需要的选择，但若迟迟不动就会完全脱离了渐进的概念，其后果不言自明。那么在彻底民主和极权专制之间，难道就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吗？当然不是！一种方案是传统的基层普选，但这相当于希望用低阶分量来实行系统的调控，技术角度看就是胡闹。真正可行的方案应该是执政党从县、地、市的层次开始实现选举代表制，既：五级政府的组成由下级党组织选出的代表选举完成，彻底打破政府官员的层压式跨级任命形式，根本上改变执政官员为上是从的封建政治模式。此一招看似简单，却能有效避免普选造成的大范围动荡、合理保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阻止权力的系统性腐败、提升社会的稳定性，使中国逐渐稳步地走向真正的政治民主。有了政治上的调控机制，经济上就不是大问题了。至于政府官员体系与党组织体系的矛盾，可以按政、党同步的形式予以调和。
若统治集团上层仍死抱既得权利不放，唯一的出路就是玉石俱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