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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美国智库“斯特拉福全球情报分析公司”网站日前刊登明尼奇（John Minnich）的文章说，习近平整肃薄熙来和周永康，不仅是个人权力之争，也远非基本的贪腐问题。这是中共在经济转型时期如何保持权力的模式之争，是一场涉及经济如何转型的斗争。一方面是薄熙来及其支持者和盟友周永康，表面上试图回归毛时代的革命政治。在那种模式下，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并不仰赖行政机构，也确实不依靠法制，而是操之于魅力型领袖之手——薄熙来本人正是作此想。

但习近平的目的似乎是建立能够吸收毛的遗产——政治上中央集权，鼓吹民族主义，但最终保留邓小平模式——承诺渐进的改革而不是革命。中共最近对周永康、薄熙来作出所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指控，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对周、薄一伙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模式的胜利。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中国现领导层至少公开寻求一种模式——在加强中央控制的同时，试图保持自主、高效的官僚机构。这种模式几乎肯定会对中国公民的私人产权和知识产权给予某种程度的保护，以便刺激内需和创新。

现在中共宣布加强法治的重要性，看样子不像空谈。同时展开的反贪腐运动，意在巩固、理顺国营企业。威权主义和有效的法治并非不能兼容，更遑论独裁统治和高效管理不能并存。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和今天的新加坡都是此类样本，两国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建成高效的管理机构，加上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实现了向先进工业经济的转变。但1871年处于巅峰时期的普鲁士人口不到2,500万人。新加坡是人口只有540万人的城邦国家。普鲁士、新加坡与中国，在国家规模和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差距之大，根本无法比较。

中国的全部历史不断重复以下的过程：为了管理巨大的国家，中央政府首先为满足无远弗届的统治需要，建立并扩大帝国的官僚机构。假以时日，每个官僚都从中央攫取权力，于是地方利益凌驾中央。当国家遇到危机，中央试图重树权威和控制时，便不得不承认那些四分五裂的地方权威。官僚机构抗拒变革，体制通常因改革之争而崩溃。最后，一个新的中央权威从旧的灰烬中崛起，于是新一轮权力循环开始了。

中共对历史的这种轮回并不陌生。毛泽东采取革命运动的循环方式对待官僚机构，邓小平则鼓励官僚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最终平衡他们对中央的离心力。邓的模式是对毛的模式的革命性转变，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一种缓慢、稳步的渐进式变革，并假定能够避免陷入历史上的世纪轮回。

中国显然正在旧模式基础上建立更为中央集权化、个人化的政治秩序——习近平的独裁体制。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刺激内需和创新，发展高附加值工业等方面取得了成效，使习式独裁体制和毛泽东独裁体制有基本的不同。习近平虽然的确在巩固权力，加强控制，但显然继续以更为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采用毛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重塑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