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有篇关于国内中共关门反腐的小结，太长，我给大大地缩编了一下。我反正是耐着性子细看了一遍，多少对国内官场腐败有了点概念。既然我们痛恨中共以至全社会 的腐败，那多多少少也该知道点其特点。

十八大后的反腐

2015年03月18日《财经》杂志

    到目前为止，“老虎”和“苍蝇”被处置了631人。其中，因涉嫌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有321人。分析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案由，贪污贿赂和渎职类案件最多。仅2014年，最高检察院通报共查办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金道铭等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往前回溯五年，2008年至2012年，进入司法程序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一共才30人。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发轫之初似与往年并无不同。早在1993年，中央就提出“适应新形势深入反腐败”，腐败与反腐是改革开放后官民关注的恒常话题和重中之重。而一些案件的查办此前也非无迹可寻，比如，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原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在2012年4月被调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亲密同僚、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于2012年2月从总后领导名单中“消失”。

但一经发轫，此后却是波澜壮阔。中共中央不仅对周永康案立案审查，且附着和环绕于周的“秘书帮、石油帮”轰然坍塌，涟漪波及政界、商界、司法界、甚至黑道；徐才厚之下则有另外15名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贪腐被查；再到新近落马的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早其落马的兄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塌方式腐败”一举被掀。在这场反腐“大戏”中，党、政、军均有高级干部折戟，“老虎”“苍蝇”被拍落众多。

往前回溯，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1997年12月至2000年12月，王岐山曾前往广东化解金融危机。通过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和关闭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这三步“没有选择的选择”，通过“砍树救林”，划出防火带，成功处理了一次经济危机。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时，习近平和胡锦涛谈及腐败危害时都使用了“亡党亡国”之语——也就是说，这一次，国家领导人面临另一场危机。

腐败家族化、帮派化

2014年底，最高检副检察长邱学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前职务犯罪的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演变趋势，即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动向更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这在高官腐败中表现尤为明显。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至2015年1月23日，共有62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其中包括军队腐败中的徐才厚)落马。目前移送司法机关的有37人，其中4人已经领刑。

在纪委或司法机关已公开的有案情信息的34名落马高官中，涉嫌收受贿赂或经司法认定构成受贿罪的有30人。

高官腐败投射出的一大新特点是公权力家族化、腐败家族化。官方信息显示，30名落马高官的案情通报中，明确提及其配偶、子女等亲属及特定关系人参与利益输送的比例达40%。

官员变现手中权力，通过家属等“曲线”敛财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官员兜售权力，其家属负责收取贿赂，比如周永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倪发科案已一审判决，他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谋利，收受财物1296万余元，且有58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因此获刑17年，充当其受贿“中介”的有其妻、妹夫、兄弟、特定关系人；其二是实现公权力与市场资源的有效利己配置，帮助亲属从事经营活动，“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周永康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等。在周永康案中，周涉嫌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这两种方式的谋利实质上都是将公权力家族化，把权力当作官员及其家族共同攫取利益的“通行证”。如果说“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尚存在官员家属被拉拢、腐蚀的可能性外，第二种谋利方式则是主动出击实现利益最大化，但风险也最高——“一损俱损”。

后一种谋利方式被中央纪委首次命名为“领导干部‘一家两制’的利益输送新形式”。2014年11月，中央纪委公布第五巡视组反馈的巡视情况时称，这种形式“手段隐蔽”，并要求有关省份妥善研究应对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造成的利益冲突问题。

62个落马高官虽分布在北京、海南、重庆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他们并非单一孤立，早已织成纵横交错的腐败关系网。

“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首次出现在2014年底的官方文件中，这主要是指周永康及其秘书、下属等群体性腐败现象。高级官员一旦拉帮结派，结成腐败共同体，则层层传导形成更大的辐射面，已不仅仅表现为“窝案”“串案”。

他们拉帮结派，在政治上互相依附，经济上共同分利。比如周永康的原秘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及其原下属李崇禧、李东生、谭力、李春城等，都在这场“打虎”风暴中落马。

据了解，周永康之子周滨同郭永祥之子郭连星、蒋洁敏之子蒋峰均有交集。与周家类似，郭氏父子也涉嫌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同时郭永祥的儿子受其父荫庇从事经营活动谋利。

 “病树”“烂树”症状

62名落马的“大老虎”只是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一个缩影。仅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5.5万余人。

“59岁现象”常被认为是腐败案件的一个特点，即官员临近退休前因大肆腐败而落马。但从506名厅级官员的样本看，“59岁现象”并不显著，仅有32人属于此列，并且不少人的涉案时间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

其中，厅级落马官员的生年多集中于1956年－1965年间，约占样本中厅级官员的57%，也就是说他们落马时的年龄段集中在49岁前后至58岁前后。

按照惯例，省部级副职的退休年龄是60岁；省部正职的退休年龄是65岁，任期未满还可延期3年。在76名省部级、军级以上落马官员中，年龄和落马时间均有据可查的共67人，其中落马时年龄集中在55岁－63岁的约占63%。

对样本的统计表明，官方公开信息明确提及涉案起止时间的案例共30例。计算这些案例的腐败“潜伏期”，其平均值长达10.26年，腐败潜伏期最短的是3年。

“潜伏期”最长的是安徽省黄山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汪建设，从开始工作的第五年，即1987年至2012年，担任黟县城建局局长到黄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时，他一路升迁一路腐败，受贿持续25年，接受56人的贿赂510余万元，最终代价是有期徒刑15年。

同是安徽省的案例，蚌埠市原副市长刘亚的腐败“潜伏期”是21年，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潜伏期”是14年。

样本显示，目前查办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案已赶超贪污案件。分析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案由，贪污贿赂和渎职类案件最多。

样本显示，其中，贿赂犯罪最为突出，涉嫌或构成受贿犯罪与贪污犯罪的比值已达10.4∶1，贪污行为主要集中在国企和事业单位，党政省部级或军级以上的干部中被指控贪污的案例较少。

在职务犯罪中，受贿案件上升、贪污案件下降已是趋势。从2003年到2012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案下降9.2%、受贿案上升55%，两者的发案率在绝对数量之比上也发生了变化。

收受“巨额贿赂”是纪委通报中的高频词。样本显示，92人被指收受巨额贿赂或巨额钱物，在已知的268人涉嫌受贿行为中，24人被称收受钱物“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和数额较大者分别是4人和2人。

从已经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例看，有46人可公开查询到被指控涉嫌或构成受贿的金额。其中，金额在1000万元的共11人；金额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约占72%，共33人；收受贿赂在10万元以下的只有两人。

此前呼声很高的收受礼金罪，目前未写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但这一行为会被纪委点名道姓公开通报，以震慑“四风”。

据统计，在落马人员的纪委通报中，因收受红包、礼金礼品被公开通报的有55人次。在落马的部级领导中，也不乏收受礼金礼品的行为，如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

中央纪委近年来开展“红包大战”。在2014年对收“红包”及购物卡的专项整治中，共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