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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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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
——我和她这二十年的流金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我挚爱的母亲和妻子
写在前面
这是一杯咖啡后的续集。
那天午后,我和妻子坐在街角的咖啡桌旁。我如常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妻子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咖啡,我再加了一个冰激凌蛋糕。五月底的澳洲,有点儿冷,但街上依然是游人如织。望着街头巷尾,或坐或立,三五成群浅笑轻语,又高谈阔论的一张张面孔,心里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桌边不断有人经过。轻衫长裙,单衣薄裤,一阵阵香水味揉着一串串细碎笑声,不时飘过桌面。街上时有小车穿过,人群就在街边等。这时,总会有一两对年轻的面孔,明眸一视,相笑点吻,或相拥入怀,浑然忘却其他。妻子微笑着说,你看,年轻真好!
两人无话。隔了一阵儿,妻子凝望着远处的角楼又说,一晃,我们就出来二十年了。
是啊!二十年了。我搭了一下妻子的小手。
茶勺轻拌,我俩相视一笑。妻子说,你还记得在北京那次吃冻梨吗?你想缓又等不急,想吃又咬不动,只好拿牙尖一点一点儿往下撕,冻得嘴角一咬一歪歪,呲牙咧嘴。我说,怎能不记得?。我说,我还能感觉得到,雍和宫里的冷风在地上打着转,往我裤腿里钻。
我俩聊了许多。往事如一段段长镜头,被慢慢扯近了。妻子说,我们那时多年轻啊!天不怕,地不怕,谁会想到我们去考牌?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可能,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的确,考医牌是我俩这二十年中颇重的一笔。一撇一捺,都不容易。纸墨易干,但那些曾经深浅不一的的呼吸声却力透纸背,散落在日子里。
当然,日子里还有其他的,很多。
妻子说,你应该把这二十年的经历写下来。等咱俩走不动了,慢慢坐下来看。也算我们曾经年轻过。
从那个晚上起,我每隔几天花上三两个小时写上几笔。有时,半夜醒来又再敲下几个字,粗头蓬面,力求真切,遂成了数篇,勾勒了这些年大约的来龙去脉。讲了考牌,也说了其他。
前两天,我开始觉得应该有一个序。毕竟,有了一点儿书的模样,但我又不知从何说起。
今夜,我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盖着毯子,觉得一阵燥热。我把妻子请到书房。我说,我想去喝一杯咖啡,你想去就去,不想去,我就一个人去。她看了我一眼。
车出了小道。妻子含笑说,真像人家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无言。她继续说,你喜欢上了写作,就发起了神经。这么冷的半夜,却想出来喝咖啡。我也是,嫁给了你,就只能随着你,把疯癫当浪漫了。
我俩还是点了老三样。时断时续,聊了一个半小时。猛然间,我看着棋尽人散的棋盘想起了一句话,我和妻子说,我们回家吧。
那句话是,记忆,是一盘残棋,滋味尽在茶余饭后。
六月二十七日深夜
苏牧
一 :飘洋过海的前奏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下午六时,广州白云机场。
弟弟和南航的朋友送我和妻儿出关。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填表签字,朋友一直在前面带路。谈笑间,朋友推开了一个齐腰高的小铁门,让我先过。我拉着行李箱过去了两步,回头一望,弟弟和朋友都站住了。我问道,你们怎么不过来?。他俩都笑了,出不去了,再迈一步,就要护照了。我心里一激灵,一片五味杂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开母国,出来了。
大学时代,我就想出国。可能家里在旧金山有亲戚,几个表姐表兄陆续出国,老师同学中也有公派自费,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有朝一日闯世界的种子。可种子归种子,现实是现实。大学的最后两年,忙着毕业实习,大小考试,谈恋爱和心里没底的分配,根本不能也不敢漏出一点儿投奔西方资本主义的迹象,所以,种子就一直冷冻着。
毕业分配到了广州,进了一家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离当时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又更近了一点儿。那时,借住在中山大学,第一个清晨,是被窗缝里渗进来的丁香花薰醒的。我很喜欢在中大校园里闲逛,梁銶琚堂,陈寅恪故居,惺亭,池塘,江边码头无一不时而往来。白天无事时,我经常钻进校门左进的小书店里看书。小见习医生没钱,只好在书架间躲来躲去蹭书看,从不买书,也看了几十本。晚上,就到各个礼堂混讲座,胡乱地听,也没人管着。真的羡慕综合性大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深深感觉到医学院的肚量太小,医学生的脑袋都被石膏板夹窄了。
记得惺亭那儿有一个英语角。我只去贴边听了一次,就不想再去了,受打击太大。看着人家仰着头,像鹦鹉一样卷着舌头,发出动听的鸟语,我就恨不得一头钻进草丛里,心底横生出一股怨气,为什么初中时爹妈和老师非得让我读普希金,背阳性,阴性和中性,为什么不听数学老师的。我当时数学极好,半体校里一时无两,数学老师曾摸着我的头说,学什么不好?非学这个。这孩子可惜了。
回到医院,小脸天天被冰冷的铁病例夹们夹着,顶着大厨的白帽子,充当着书记员和小跑腿。每天要写二十几个病例,昏天黑地,头晕眼花,写漏了还会被骂,记错了又要重写,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但写病例也不全是坏处,广州太热,这玩意儿往胸口一抱,可以一时解暑。根本没有时间学英文,土鸟语还一窍不通呐。况且,头儿看我可怜,粤语聋哑两盲,便指派了一个小护士全天候跟着我做翻译,我也不负众望,努力地鸡同鸭讲,为她们提供各种午餐时的笑话。
那时太年轻,二十一,二岁。整天除了上班,就是玩。一下班,就钻进一栋小破三层楼里,跟一群当年的小混混,今天的人模狗样,主委啊,教授啊,打拖拉机,吹牛和叫盒饭。时常半夜才回家,再爬到床上写一会儿情书,寄到千里之外。有时,一夜九封那种。英文书,看过吗?不记得了。但,肯定买过。
那几年,也顺。大事儿,一件不拉,小事儿,稀里糊涂。老婆调转,升职分房,初为人父,一件件接踵而至。和我一起轮科的女医生说,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
但,也有意外。
升主治,考外文时,我难住了,不懂英文。当年的大科主任对我很好,一听我要考俄文,医学俄文就急了,整个广东也找不到出题的人啊,后来就让医教处到湖北去找。那时的九头鸟,钱袋子上高看一眼广东佬,可俄文上,就有一点儿鄙视。那天,我考完外文出来时,迎面正碰上大科主任,她劈头就骂,人家都在考试,你却在这儿游手好闲,还不赶快进去。我笑着说,我答完了,出来了。她一愣,看了一下表,说,真的?二十九分钟。
可,俄文还是不行,在广东不吃香。不光那些公开,半公开,偷偷摸摸准备出国的人在苦学英语,纵使不想出国的,那些中山医学院和广州医学院出来的人,也很厉害。只会说国语,近似半聋半哑,舌头自然就短。不会说广东话,病人不睬你;不会说英语,外事不理你。后来,我就被送去学了几个月的英文。结业时,老师送给我一句表扬,苏医生进步最大。可不是吗?刚进那个班时,我问我前排的女同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她看完那个字,直勾勾地盯着我,脱口而出,你怎么可以上这个班?这个字是,lot,多的意思。
下一章 机会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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