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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從零英語到澳洲醫牌(二)機會敲門,北京面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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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會敲門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這句話,適合掛在別人的脖子上當項鍊,熠熠生輝。我的機會卻常是歪打誤着。
一九九四年盛夏,一天晚上我正在家裡嗑着瓜子,吹着空調,電話響了。我一聽,聲音還特別急,就讓他慢點兒,原來是我的一個球友和同事從北京打來的。我問他,你沒事兒去北京幹嘛?他說,別提了。想帶老婆去北京玩玩,結果幾天了都困在一個旅館裡,買不到回廣州的火車票。他說,你從北方來,幫我想想辦法吧。事有湊巧,我當時剛好有一個北京的朋友,他哥哥是鐵道部的,他一口答應幫忙辦了。
隔了一個星期,同事請我宵夜。說了一陣子閒嗑,他跟我說,他和老婆去北京,實際上是去面試,已經通過了,可以技術移民紐西蘭了。我那是第一次聽說還有這種移民。當時,我的認知里只有留學和親屬移民兩種。留學,我一沒英語,二沒錢,想走也走不動。移民,在美國的親戚也早已被幾個表姐表兄占滿了手,沒我什麼事了。再說,我小安即得,日子過得還挺順的,就不想瞎折騰。無意間,他說了一句,過幾天就可以拿到綠卡了,我心裡一動。他還說,到那兒,他就申請學生津貼,就可以上學了。我說,這麼好事兒,你怎麼不早說?
回到家,已過半夜,妻和兒子已經熟睡了。我把妻子搖醒,簡要地說了這事兒。懵懂中,她只說了一句話,你不早就想出國嗎?就又倒頭睡了。她,這個人就這樣,平時話不多,惜字若金,可關鍵時,說出一句話來,每個字又都個頂個飽滿充實。這讓我聯想起宋太祖趙匡胤的姐姐來。黃袍加身前夜,軍營鼎沸,可趙匡胤卻心裡上下打鼓,回家向姐姐問進退。不想,他姐姐大怒,一擀麵杖就打了過來:“ 大老爺兒們, 一人做事一人當, 行不行你自己決定, 幹嗎回來嚇唬我們這些婦道人家!” 。
第二天一早,我就給移民代理打電話,約好了傍晚見。我到的時候,已經有幾個人在那兒等了。那代理,姓陳,二十七八歲,瘦高,顴鼓,眼睛發光,一臉精幹。和我說話時,一二三四,清清楚楚,可就是不大正眼看人。我一報我的年齡,他立即頓了一下,說有點兒超了,要減分。一聽這話,我心裡涼了一半。他反問,你有老婆嗎?我答,還有。他說,幾歲?。我寫下了老婆的生日。他端起紙,咬着鉛筆頭,皺着眉說,年齡還行,就是日子太緊了。只剩下十四天了。又得辦所有公證,又得按時遞進申請,太難了,可能不行。我望着他,讓他想想辦法。後來他說,你先交五百塊錢,我幫你問問,不成,就算交跑路費了。
過了兩天,中午,他給我打電話,要我立即過去一下。一見面,他就說,只能找他的朋友辦加急了。加急,都不知道行不行?他說。我趕緊說,行啊!辦加急得多少錢?他說,一千八。我那天剛好領了工資,發了獎金,共有三千多,就一古腦地全塞給了他。他愣了一秒,眼睛一亮,正眼看了我一眼,沒說話,就走了。
又過了幾天,他打來電話,說公證好了,讓我去交錢,簽字。我一見公證,就連說,謝謝,謝謝。那漿糊,還新鮮着,有香味,沒幹吶。他說,快遞,我幫你辦,你就在家等信吧。
大約十一月初,我接到來信,讓我和妻子十二月中旬去北京面試。小陳也打來電話,讓我們好好準備。我說,我英語不行。他說,你又不是主申請,你準備什麼?關鍵是你老婆。她行,你們就行。她更不行,我說。什麼意思?他的聲音大了起來,有點兒嚴峻。我說,英語,她一點兒也不會。從小到大,從來就沒在學校里學過。我們倆是學俄語出身的。“Oh,my god! 那你們出什麼國啊?找死啊?
我沒接他的話。
回家後,我和老婆一說,她一撇嘴,說,他才找死。我說,不管誰找死,咱得先應付過去啊?要不,那不就是白扔錢了嗎?過了幾天,她說,她的小住院正在中山醫上英文班,她想先去聽聽。我一陣欣喜,猛說了幾句拍馬屁的話,什麼手到擒來,我老婆是誰啊?之類。她白了我一眼,說,德行?我心裡知道,她肯去,就沒有問題。這人,就是一台考試機器啊。
第二天下午,她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我去學習了,四點多鐘回來。我說,一切順利。
四點半一過,我給她們科打電話,被告之,她正在搶救病人吶。我頓時,一頭霧水。她沒去上課?或回來撞上了?五點多了,她才打來電話。我問,怎麼回事兒?她說,她提前回來了。我說,為什麼啊?她說,前兩堂課還好,老師領着念課文。她照葫畫瓢,念得還挺帶勁。課間休息時,她問小住院,下堂課講什麼呀?小住院答到,不講什麼。只是讓你站起來,介紹一下你自己。她一聽,就說,這我哪會呀?這不讓大家看着漏餡嗎!
說完。她就溜了。
我說,你真行。她說,什麼行不行的。一會兒下班,去下九路喝紅豆沙吧。
三:北京面試
十二月的北京,真冷。畢竟是北方,再過兩天又要數九了。我和老婆是雪地里長大的孩子,打爬犁,打冰尜,打雪仗,砸冰溜子,哪樣少幹過。堆雪人,胡蘿蔔當鼻頭,那是女孩子喜歡的玩意兒,男孩子只會瘋,風雪裡,一會兒衝進,一會兒衝出。看見賣冰棍的大娘,頭裹圍巾,圍脖,遠遠推車過來,就一窩風地跑過去,買一根冰糖葫蘆,兩三毛錢,然後就一邊吃,一邊打出溜滑。還有凍梨,紅腸,年關里的凍餃子,就不說了。
我倆自持年輕,又有挨凍的底子,就沒帶多少衣服,着牛仔,披夾克就上路了。只給兒子身上穿了一件棉衣,戴了一個線織帽。第一天,感覺良好,三個人都說不太冷。第二天,開始有點兒冷,第三天,就有點兒太冷,頂不住了。北風和大雪,尤其故宮廣場裡的旋風,把我倆在廣州多年積累的熱量,一層一層刮盡了。兒子的右耳朵也腫成了一個紅燈籠,止不住地抓癢,心疼的我倆要死,內疚的要命。立即去買羽絨服,棉耳套。第四天一早,就像兩個一節骨,一節骨的冰糖葫蘆,抱着一個小肉球去大使館了。
面試前,我們沒怎麼太等。看到前面一個女的,哭着就出來,還用英語罵人,我倆頓時緊張,表情都不自然了。妻子握着我的手說,不去也挺好。咱倆過得好好的。
面試官,很高,很年輕,三十出頭的樣子。他面無表情,一個一個問題往下問。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大了?生日多少?結婚了嗎?幹什麼的?這些小陳早就幫我們準備好答案了,老婆對答如流。第六個問題,老婆卡殼了。我一急,請移民官再說一遍。他又一字一頓地再說了一遍,這次,我倆都卡殼了,面面相覷。他看了我倆一眼,一歪頭笑了。他說,我估計你倆也不懂,我問你倆有沒有犯罪記錄。我倆恍然大悟。這句他是用京片子說的,我倆當然懂。他又問,你倆都是醫生,出國做什麼啊?我們那,醫生可不是隨便能做的。我說,老師,做老師。他搖搖頭,又說了兩句英文,就送我們出來了。
出來後,我倆不知如何是好,結果是什麼?過還是沒過?就在使館門廳的椅子上等着。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前台的那位中國女人忙完了其他人,盯了我倆一眼,說,你們歇夠了吧?怎麼還不走?我一聽,這是人生第一次覺得普通話這麼好聽,這麼親切,就衝過去問她,我們這到底咋回事啊?她一愣,反問,什麼咋回事兒?我說,我倆的面試,行不行啊?她張大了眼睛,愣了一下,然後大笑起來,彎着腰,拉着另一個女人的衣襟說,笑死我了。這兩個人連PASS都聽不懂,還要出國,真是想出國想瘋了,什麼人都有啊!。笑了一陣,她擼擼胸,定了定,說,你們過了,回家等簽證吧。
幾年後,我和一個認識的移民官聊起這回事。他說,還有這事兒?。肯定是他那天心情太好了,要不就是喝多了。
接下來的兩三天,我們都是在酒桌上,火鍋旁度過的。老朋友,老同學相見甚歡,天天到深夜。
下一章 四:危難叢叢的第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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