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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包括写文章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批判针对的是周恩来。在文革后审查当时著名的写作班子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罗思鼎、康立、石仑等成员时，没有一个人承认这种批判是指向周恩来的。比如曾参加过“梁效”写作组的范达人交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毫无影射攻击周总理之意。”另一写作组成员周一良教授在自传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迟（群）、谢（静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

第四是此后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也没有因为批林批孔针对“批周”的问题对“四人帮”成员定罪。

第五是许多参预此事人的“醒悟”都是在中央定性之后，而且态度模棱两可。比如文革参预写作重要批林批孔文章《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的余秋雨是这样讲的：
“我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不知道布置者有什么其他政治目的，以为是借贾政批林彪的。发表后也没听到其他反映。“四人帮”粉碎后，在清查和揭批运动中，我进一步认识到，这篇文章把评“红”也纳入了批孔的轨道，因此客观上也迎合、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与文章本身存在的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红楼梦》这本书的形象内涵，离开这本书在当时作者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关系，侈谈什么“历史经验”、“阶级斗争规律”，这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评好“红”，也不可能真正总结好“历史经验”，只能为人所利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余秋雨 1978年6月12日）
显然，余秋雨也是在四人帮倒台后才产生文章“附合四人帮另搞一套阴谋”的想法。
第六是批林批孔运动的结果是老干部全面复出。批林批孔运动是三箭齐发，批批林批孔、批经验主义，批走后门。最后虽然出现了李德生莫名其妙地辞去中央副主席，却是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老干部全面复出。是批林批孔的失败还是压根就不存在“批周”的问题。
批林批孔运动源于林彪的“折戟沉沙”。在清算林彪的过程中，发现林彪家里有许多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条幅，毛泽东因此认为林彪的右倾与其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关，想借助“批林批孔”来统一全党的认识。
传说毛泽东给江青读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是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这是“批林”要联系“批孔”的重要信号。

1月12日，中央下发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始展开。

孔子与孟子同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孔子教人出世，孟子教人入室。孔子以“礼乐”治天下，孟子以教化治天下。

儒家是起源于东周春秋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陆守仁、王阳明等等。

法家是与儒家相对立的学派。主张法制,反对礼治。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主要代表人物：荀子,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等。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新型社会制度，如果说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是只换和尚不动庙的话，新中国是既赶和尚又拆庙，而且连和尚念的“经“也全部废除了。

在毛泽东的思维里，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清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防止“复辟倒退”，以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社会主义政治来治理国家。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要批林批孔和尊法反儒，必然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梁效的《儒法斗争史概况》、《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儒法斗争史话《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民的源和流》等等。

除了这些“御用”写作班子，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精英在这次运动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知识和作用。

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他把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批的体无完肤。事实上这位教授完全是学术理论研究，即使在四人帮倒台对他审查，也没有查到与四人帮有任何联系。广东省委最终的结论是：“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被毛泽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点名批评的郭沫若在批林批孔中并没有受到冲击。

另一位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则成为批林批孔的急先锋，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孔丘》等“批孔”文章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

其实当时很多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及文学大家都加入了批林批孔的战斗，包括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他们是应景之作还是在“掌上跳舞”只有自己才清楚。

在当时中央下发的学习文件中，包括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冯友兰）、《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高亨）、《<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北京师范学院史众）、《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军）、《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杨荣国）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个会议是周恩来建议召开的，并在大会上讲话。
四人帮倒台之后，社会上跟着中央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的精神，编造了许多谎言。
“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把周恩来作为“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反，，周公就是反周恩来”、“反宰相就是反总理”、“极力吹捧“女皇”、“吕后”，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等等，纯是牵强附会和胡编乱造，基本没有事实根据。
周公通常指的是西周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姬旦。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批孔子自然会联系到他的老祖宗周公。周公是古代名相之一，却与周恩来的“周公”称呼没有直接联系。
对周恩来称“周公”始于抗战时期，当时周总理在国统区工作，他的品格和才能，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和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尊敬，于是称他为“周公”。解放后，陈叔通、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张治中等人仍经常这样称呼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在1949年12月致柳亚子的信中也说过：“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以表示对总理的钦佩和赞赏。
批林批孔中批“周公”只是一种理论观念上的批判，没有人联想到周恩来。而且当时批“周公”只是批孔中涉及到的一点，并非是重点。后来之所以把“批林批孔”说成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批林整风是周恩来书面向毛泽东汇报1974年重点工作之一。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的，并非是那一个人决定。周恩来虽然在期间因病动手术，却始终是掌控大局的主要人物。江青等文革新生力量在国家没有主导权。这从九大、十大及四届人大由周恩来负责人事安排，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和南海作战等问题上可以看出来。
批林批孔中的“儒”指谁？江青在1974年6月１４日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的很清楚：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显然，江青明明白白的指出现代的大儒是蒋介石和林彪，后来为什么非要往周恩来身上扯呢？

第一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四人帮需要。要批四人帮总要有理由，而文革的前期不能过分地批，批深了就涉及到刘少奇和邓小平及“老红卫兵”。不能说是蒋介石和林彪，这两个已经成为阶级敌人。不能批“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因为那是周恩来主导的。把“批林批孔”导向批周恩来，是把周恩来与“四人帮”切割，通过周恩来的威信来贬低“四人帮”。

第二是通过贬毛抬周团结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贬损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领袖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最佳人选是周恩来。这种做法与把周恩来说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只讲了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是合拍的。

第三是为自己的“清白”正名。通过批林批孔对周恩来的迫害说明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了后来平反的老干部，而用连周恩来也被迫害。由此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毛泽东是迫害狂，四人帮是帮凶

第四是把毛泽东与周恩来对立。利用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拉大树当虎皮，变成文革后上台老干部的“领军人物”。从而使后天的夺权合法化，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第五是为邓小平七三年复出以后的工作张目。批林批孔运动中正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上升阶段，不仅位置提高，而且参预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许多工作。把批林批孔工作就成是对国家正常秩序的干扰和破坏，更显出邓小平的能力和作用。

事实上毛泽东与周恩来不仅仅是在建立新中国时期无法分开，而且在建国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都难以切割。

正像1979年9月毛泽东逝世，柬埔寨国家元首，最了解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西哈努克亲王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所言“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连资产阶级政治家都看得很明白的事，中国这些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共事多年的所谓革命家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是真明白还是装糊涂？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非比寻常来形容。正像江青自己所言：“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江青参加的活动基本都参加。周恩来是中央高层唯一喊出“江青万岁”（1968年03月23日大会上）的人。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关爱，互相保护。互相尊敬，共存共荣。

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历史是涂抹不掉的，“指鹿为马”式的歪曲历史事实只能暴露阴谋家的邪恶。

把“批林批孔”改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从而导向周恩来并非是误会，而是一种欲加之罪。

201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