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謎·１９６７年北京反毛傳單

下面一段歷史，來自《吳法憲回憶錄》，事關１９６７年北京出現的“反毛傳單”。

當年，有個“三人小組”調查這分傳單，三人是吳法憲、陳伯達、還有公安部部長謝富治。

陳伯達相信“反毛傳單”有黑後台　┅　謝富治始終沒破案，不了了之。

歷史越走越遠，越清楚。明白“文化大革命”怎麼回事的人，看完下面的歷史記錄，３０分鐘內，必然捻花微笑，判斷出誰是那位黑後台。

請看吳法憲回憶: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郵箱裡，同時被人投入一種油印的傳單，署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說，當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與其所宣傳的革命詞藻完全相反，實際上是在政治上、組織上、經濟上、文化上、思想上對黨和國家的全面破壞，時間越長所造成的惡果就越加嚴重。

傳單還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領導人陳伯達、康生和江青，認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傳單還指責了林彪，“為什麼這夥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為黨內身居高位的人為他們撐腰打氣。林彪過去在戰爭中立有卓越的功勳，但是如今卻充當了這夥人的主持者。由於林彪是掌握槍桿子的，不是他助紂為虐，事情就不會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傳單還進一步指出，“作為黨的領袖，毛主席也不能辭其昝。毛主席以他的偉大的革命實踐，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他反覆無常，遇事多疑，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一位領袖如果有了這些弱點而不能自撥，不可能不給他所領導的人民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傳單唯一讚揚的人是周恩來，認為正是由於有了周恩來的日夜操勞，苦撐大局，局勢才有一線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評和批判了許多人之後，傳單對周恩來的這種讚揚顯得非常顯眼和突出。

接下來，傳單提出了一些建黨建國的綱領性主張，要求全黨予以支持，並建議成立一個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來代替舊的中央委員會。傳單最後還表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們不乏自己的真正領袖，不過這位能夠收拾目前混亂局面的領袖人物，必須是與這場浩劫沒有牽連的人，是大多數人民所真正信賴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郵局工作人員打開信箱收取郵件時，發現了這份傳單，便立即上報有關部門。上午十時，這份傳單送到了周恩來的手裡。周恩來看完後十分重視，立即就轉給了毛澤東一份。

這天晚上，在釣魚臺十六號樓召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拿出這份傳單讓大家傳閱，並說:『這張傳單很重要，一定要組織破案。』當時大家誰都沒有發言，就連江青也沒有說話，只有陳伯達拿着傳單說:『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氣，內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當晚的會議，對傳單的問題沒有作出任何結論，只是定下來，要毛澤東來決定。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號親自召集中央黨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傳單問題。除了我們這些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人以外，林彪也來了。毛澤東詳細地詢問了傳單的情況後，讓大家發表意見。陳伯達說，這樣的傳單一般人是寫不出來的，只有高級領導人的秘書，例如鄧小平的秘書才能寫出來。這個時候毛主席對周恩來說:『恩來，你負責組織專案組去破這個案，一定要破案。』

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具體落實毛澤東的指示。他當場指定陳伯達負責這個專案工作，同時又指定謝富治和我也參加專案組的工作，因為謝富治是公安部長，我是軍隊方面的，由我們兩人參加，這樣，我們三個人組成了這個專案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陳伯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專案組會議，出席的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負責人。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說:『這個案子主要由謝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負責，我和法憲就不插手具體工作了。』謝富治點頭同意，說:『我是義不容辭。』接下來，會議開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認為，從各方面的情況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較大，應當首先把北京作為破案的重點，同時注意北京周圍的幾個地方。

這次會議之後，公安部就展開了破案工作，但是查來查去，始終沒有查出什麼結果來。很快一個月過去了，案子沒有什麼進展，陳伯達也沒有再召開過專案組會議。這一來，周恩來着急了。因為傳單是在外交部街發現的，周恩來急於要查清，傳單和外交部的人有沒有關係﹖因為周恩來不僅主持外交部，而且傳單裡唯一讚揚了的就是他。

後來，周恩來聽到公安部的一個人講，“非常委員會”有個寶塔型的組織，涉及到朱德、陳毅等人。於是他藉機嚴肅批評陳伯達說:『對公安部的這份材料，你為什麼不開會呀﹖這份材料究竟是真還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況，你們怎麼這樣對待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呢﹖』

事也湊巧，恰好在這個時候，天津市公安局來了一個報告，說做案的人已經找到了，對原稿筆跡和做案工具進行了鑑定，證實那個傳單完全是這個人搞的。接到這個報告，陳伯達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會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來北京匯報情況。謝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關負責人參加了這個匯報會議。天津方面在會上匯報說，做案的人是個工人，傳單從書寫、油印，到來北京將八十份傳單分別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郵筒，始終是一個人所為。經鑑定，可以證實這一點。

聽完匯報，陳伯達不相信，他懷疑地說:『一個工人，能寫出這樣的傳單來嗎﹖一定還有後台，要往上追，追到誰就是誰。傳單上說，有一個人可以出來收拾殘局，這個人究竟是誰﹖你們應當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問:『你們認為這個人是誰呢﹖』謝富治回答說:『還不是“劉、鄧司令部”的人。』

聽到這裡，我對陳伯達和謝富治說:『你們要說清楚，不說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後我解釋說:『陳伯達同志的意思是要你們查一下，有沒有劉、鄧家裡的工作人員插手這件事，當然要實事求是。』這樣，“非常委員會”專案組的第二次工作會議就結束了。

過了一段時間，陳伯達又召集了專案組的第三次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天津市的匯報仍然同上一次一樣，沒有發現其它問題。聽了這個匯報，我認為這個案子基本上可以結束了，再追查下去沒有多大的意思。散會以後，我和謝富治交換了意見，他也同意我的這個看法。接着，我們兩個人便直接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聽了我們匯報，說:『也許就是這樣吧。』

對這個案子，以後就沒有再追查下去了。】

資料來源:吳法憲，2007年，北星出版社，《吳法憲回憶錄》，第703-7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