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邹金明当知青时死在自己的床长

唐夫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邹金明死在农村，距离大竹县城略十几公里出的独居小屋子。

还记得他的容貌，青春萌芽的面容，那么朝气勃勃，团团的脸，微带蒜头的鼻子，笑起来整个脸向菊花那么堆积。开朗的神色，诚挚的口吻，让我一下对他有说不出的好感。我们在一块吹牛，他最爱说的是怎么杀狗，毛泽东时代的人，什么都缺，都想吃，杀狗捉猫，成为人们遇到机会的一种常态。也许邹金明还真杀过一条狗，他那比手画脚的姿态，被同学们取笑为狗贩子。之后，狗贩子就成为邹金明的外号了。也许是性格脾气相投，每每聊天说得投机吧，很快我们成了朋友。我们一同上下课，常在一块儿玩耍，也爱翻单双杠，摔跤，作业的时候我们彼此看看，说说笑笑，你推我揉，上学放学并肩行走，嚷嚷叫叫的，那时候我们才十三四岁啊。

        1969年是全国驱赶中学生下农村最激烈的一年，毛酋的淫威和朝鲜金家父子以及萨达特之流有过无不及的霸道，他的话在那时候就是神的话，谁敢半个字说不就得死。那场名为轰轰烈烈，实为乌烟瘴气的运动，让千家万户痛哭不已，分裂的情景，和杜甫诗中的兵车行，哭声直上干云霄的镜头大字若此。现在有人吃过摇头丸之后，竟然说那叫伟业，这样的疯话，和毛泽东用屁做诗词接近异曲同工之妙吧。

        一阵阵，一波波的雷鸣般宣传，鼓噪，各个学校开设了征集和驱赶中学生的输运活动，一批批的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分别抛洒到深山老林的农村，被各个生产队队长到公社集市场上领回各自的社队。然后就和农民一模一样的过日子，一块干活分配粮食，过上彻底的独立日子。十几岁的孩子从来没有离家独立生活，突然一下离开故乡，离开父母亲友，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就这样突然生活在那陌生的穷山恶水里，那是何等的熬煎？在那封闭的年度，人们的生活很难变迁的状况，那种虚张声势的运动和谎言覆盖的假象，被压榨得不敢怒又不敢言的年代，家家户户牵挂的是自己的儿女，独自出去的农村生活是何等的困难。

        重庆最先被驱赶到农村的是1969年三月开始，由各自的学校负责包车运送，那时候连公车都没有，是用货车运载学生们跑长途。我们所在的农村距离重庆有300来公里不到，那时候的公路都是坑坑洼洼，一小时不过四五十公里而已。那时候由重庆出发到大竹县要跑整整一天。

        我的同学邹金明是第一批就下到大竹县农村是山前生产队，我是一再抵赖不走，直到父亲的单位对他施加压力，不走是对抗毛泽东了，这样的威胁下，我只好报名离去。最后拖到11月才报名，到19号才被运走，被分配到更远的后山周家公社的六大队二生产队。

        一年之后我才听同学说到邹金明已经死了，拉肚子，估计是痢疾，农村的不卫生状况，染病是十分容易的。农民口渴了走累了，都是喝田里的水，溪沟里的水，那样的水里有多少病菌，可想而知。我有一次也大病一场，独自睡在床上发抖，冷的感受像落到冰酷。我熬过来，而他却这样年纪轻轻的去世了。没有亲人在身边看护，没有人的照顾，独自一人在山村小屋子里，就那样熬完最后一口气的死去，那是何等的悲惨啊。其实他的死表面上是毛泽东所害，实质为毛的一系列鼓吹者所灭杀，这样的事在中国，此起彼伏，受害而后被认为伟业的蠢话与卑鄙话覆盖着，那又是一种辱杀，对死者的进一步凌辱。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邹金明的父亲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纺织厂里工作，他被安排为招工队的队长去儿子所在的地方招工。离家不过一年多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堆尸骨，埋在生产队的泥土包里，他去召调同学的时候，一定了路过儿子的坟墓，一定含泪憋气。

        那样的感受，我无法形容了。
        这就是有人说的伟业！

2015-07-09 写于 赫尔辛基宅斋

        哎！本来计划把澳洲行写下去，谁知冒出个屁来赞知青叫伟业，我本是当年的知青之一，知道那是什么味道。看这样的瞎说八道，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得不腾出手来，写篇来悼念我那死去的同窗好友，邹金明同学。为死者声张一点冤屈，顺便将这样绝灭人性的歹徒小刺一二。

        知青应该索赔，这是最值得追究的时代呼声。我们一代的青春损失，前途毁灭，这是政府国家行为的罪行，应该赔偿，这笔债要追究到底才对！---刚才读到网文，提到知青索赔，我认为这是我们一代人应有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