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石油腐败窝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手记（458）
（2013年12月22日）
2013年9月1日下午，我在旧鼓楼桥市场买菜，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息：“蒋洁敏真被查了，你干的？”手机号是陌生的。之后又有几条类似的短信息。还有两个朋友来电话询问。我说这件事和我没关系，如果蒋洁敏是因为渎职罪被查处，或许和我有关，但他是因为经济问题被查处，而且就算他被查处了，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2013年4月，有人询问有关蒋洁敏被双规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意见。是的，我的问题不会因为蒋洁敏被查处而解决，我对有关问题的意见也不会因为蒋洁敏被查处而改变。在2000年以来的历史的大悲剧大灾难中，蒋洁敏毕竟只是一个小人物。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否定的是整个中共中央，是整个中国思想理论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而蒋洁敏虽然也是罪人，但只是罪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如果我不是中石油的员工，如果他不是所谓“党组织”的领导，我甚至没有兴趣提到他，更不用说反反复复给他写信写报告了。我理解那些将他的倒台和我联系在一起的人，毕竟我那么严厉地批判过他，但是他的倒台和我没什么关系。他若不是有严重经济犯罪问题（或许还有其他严重犯罪问题），中共中央不会让他下台。中共中央不可能因为蒋洁敏犯有侮辱、压制和迫害“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渎职罪就把他逮起来。如果那样，中国社会岂不就是法治社会了？何况，不管蒋洁敏犯了什么罪，和中共中央所犯的罪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要依法治国，就必须把中共中央的畜生们都开除党籍绳之以法。这是原则问题。中共中央已经犯罪十多年了。他们的罪孽超过任何党员的罪孽。
所以，蒋洁敏的倒台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快乐。查处“中石油腐败窝案”，不过是大悲剧大灾难中的一幕戏罢了。对这个历史的大悲剧大灾难，我一直耿耿于怀。是的，幸福就是一切从头来过。这已经不可能。但是，将犯罪了的畜生们开除党籍绳之以法还是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的哲学。重视历史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觉悟的标志一定是清理历史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不公开地白纸黑字地做出检讨和道歉，那么开除他们的党籍就是看得见的事情。在生之年不承认错误做出检讨，死后也会被开除党籍。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们和官本位主义的皇子皇孙们会目瞪口呆，他们一定觉得我又发神经了。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和1+1=2一样简单。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什么叫“很朴实”？就是1+1=2。开除犯罪分子的党籍是党章的规定，是党建的原则，是1+1=2的道理。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长期违法犯罪，胡作非为，践踏党章和法律，已经丧失了党性，开除党籍只是对他们最起码的惩罚。是的，大家现在看着觉得不可能。但是，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党性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所以，我反反复复说过，要求中共中央公开地白纸黑字地做出检讨和道歉，是对中共中央的挽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挽救，是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是“仁至义尽无止境”。连犯罪都可以宽容，只要求检讨和道歉，这是何等的宽容啊，这是何等的慈悲啊，这难道不是“仁至义尽无止境”吗？中共中央不是向我检讨和道歉，而是向历史检讨和道歉，是向马克思主义检讨和道歉，是向中华民族检讨和道歉。不认错不认罪，不检讨不道歉，那就证明他们没有挽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要以为自欺欺人地玩玩中庸之道就可以逃脱历史的惩罚。一旦犯罪，一切历史的荣誉一笔勾销。马克思主义不是小孩子过家家。20年内不会受到惩罚，200年内也必会受到惩罚。历史证明，凡是集体犯罪都损失特别巨大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深远。越是集体犯罪，越要严惩不贷越要永远检讨永远铭记。
我说过，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不公开地白纸黑字地作出检讨和道歉，那么，开除他们的党籍就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系列著作”的著作权的使用权的绝对前提。中共中央必须遵守《著作权法》，必须尊重作者和著作权。中共中央抄袭和剽窃同样是犯罪，同样必须严惩不贷。那些认为中共中央是“集中全党同志的智慧”所以不存在什么著作权问题的畜生都必须开除党籍。希望他们好好想想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早日做出检讨和道歉，不要把问题留到身后。也希望现在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多做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认真督促犯罪了的老同志检讨错误纠正错误，要敢于把一切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要以为拖拖拖就可以不了了之。时间拖得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历史的罪孽就越深重。不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不为这个党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也要为自己的荣誉和地位着想。检讨和道歉与开除党籍绳之以法，辨别孰轻孰重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吧？
2007年十七大之前，我对蒋洁敏完全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是老石油人。从资料上看，他一直是中石油的人，只是中间去青海省做了几年副省长，然后2004年又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对中石油领导层的变更漠不关心。更不可能和很多同事一样对于公司的人事变动津津乐道。我的经历和思想都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系列著作”中，看过的人应该很清楚我的心路历程。我那些年一心想的是出国留学补课，然后继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关注的是基础理论层面的东西。我参加工作最初几年（2000年-2006年）的状态，就是一个书呆子，天天上班下班都手不释卷。不要说中石油的领导调整变动我不关心，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调整变动我也不太关心。那时候我看到香港刊物对于党内的派系斗争津津乐道就觉得很可笑很可怜，随便一点什么动向都一定要和派系斗争扯上关系，见到风就是雨，这样的媒体人太悲哀太可怜了，他们和八婆有什么区别？我2005年才听说“蒋洁敏”这三个字，因为中国石油企业协会有一些退下来的老局长老教授，他们在议论新来的领导蒋洁敏是胡锦涛同志的人，是调来接中石油董事长的位置的。果然，陈耕同志只过渡了一下，就让蒋洁敏接班了。但对于我来说，董事长是马富才还是陈耕还是蒋洁敏，都一样，都是陌生人。
2005年11月，我宣布暂停在中石油的工作，这报告给了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和一些老同志如滕文生李铁映刘海藩刘吉等。我同时指出中共中央要做检讨。这实际上是以中庸之道的方式否定了中庸之道，否定了所谓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以后，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在我看来都已经意义不大。换句话说，在2005年11月以后，所谓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被我划上了“×”。时间一刻千金，机遇百年一遇，一个三天必须拿下来的阵地绝不允许拖上十天半个月，任何拖延时间贻误机遇的做法都是不可原谅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这个领导集体没有最起码的道德修养、法律修养和历史唯物主义修养，也不在乎这个党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未来，他们的那些中庸之道的作秀和演戏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私利。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领导集体的确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修养和素质，他们根本不在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根本没有党性观念和大局观念。（如果他们有党性观念和大局观念，那么就应该是他们催着我去留学补课，而不是我求他们让我去留学补课，而且他们绝对不会抹杀我的著作权，绝对不会抹杀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绝对不会侮辱、压制和迫害我这么多年。）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集体的问题。犯罪是集体犯罪，否定也是对集体的否定。以前，小平同志做政治交代的时候说，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是眼光和胸怀，班子里的人，人们对这一个有这样的意见对那一个有那样的意见，是正常的，只要整体上过得去就行了。他实际上是说，你们不要犯大错误，不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还说，发现小错误就要赶快改，不要拖成大错误。他还特别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搞派系斗争，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换句话说，有派性就没有党性。然而，今天，回头来看，江泽民同志也好，胡锦涛同志也好，敢说他们问心无愧吗？敢说他们对得起小平同志的嘱咐和重托吗？
2005年11月，我宣布暂停在中石油的工作，立即炸开了锅，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说必须立即恢复上班，否则开除工作。我告诉他们，按照党章，他们可以将情况汇报给中石油党组，中石油党组再汇报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批示，看中共中央什么意见。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说这不可能，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那是发神经，他们不敢给中石油党组打报告，中石油党组也不敢给中共中央打报告。他们说根据《劳动法》最多15天不上班就可以开除。我说那就随便你们了。15天过去了，150天过去了，1500天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没有上班（虽然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写这些口诛笔伐的文章），他们也仍然没有开除我。事实证明，这些畜生根本就没有把《劳动法》当一回事，就像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著作权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当一回事一样。当然，熟悉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都很清楚，在无物之阵中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从2003年以来，十多年间，形格势禁举步维艰，我的级别没有调整，职称也没有调整，也没有办法去留学补课。由此给我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等各个方面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而中石油的畜生们还振振有词地说给我发工资了就表明中石油已经对我做到了“仁至义尽”。
当然，我后来说过，大概是2005年12月或者2006年初，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升格为独立的局级单位，我所在的部门设立了一个处级岗位，而当时就我一个正式员工，所以大家都说这等于就是为我设立的处级岗位，要我安安心心工作。但只忽悠了一下，看我继续要求留学，就不了了之。在我看来刻不容缓的事情在所谓党组织看来是神经有问题，根本无人理会。而中石油党组也好，中共中央也好，对我的情况当然是很清楚很了解的。从此，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停滞了，人生的一切都在时间中停滞了。而在无物之阵中，我对所谓中共中央和党组织的厌恶和仇恨与日俱增，对这个党的“流氓+畜生”的本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我后来说过，如果一个党员按照党章向党的组织包括中共中央提出的申诉和请求得不到合法合理的负责任的回复，就标志着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的破产。不只是我如此。其他任何党员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如此。这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核心内容。这个观点也就是“两个破产”的论断。而多年以后（2008年），“两个破产”的论断的提出，等于完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
当然，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包括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何方先生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同志，是著名的党内民主人士，是所谓“两头真”的老革命。他长期跟随张闻天同志南征北战，担任张闻天同志的秘书。我到北京以后，知道他是张闻天同志的秘书，慕名前往拜访过几次。何方先生很热情很开朗很坦诚。他给我讲延安时期的故事，讲张闻天同志的故事，讲他对国内外政治问题的看法，推荐我看他认为不错的书籍……但是，2006年春天，我在电话里和他谈到我的事情，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中共中央给我一个说法，然后让我去留学，不要让我在这里浪费时间。他竟然说：“这不可能。中共中央每天那么多事情，你要求做结论给说法，他也要求做结论给说法，那中共中央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每天就给大家做结论给说法好了。”何方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在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眼里，同样是没有党章和法律的位置的。但是，如果不做结论不给说法，就意味着我没有理由要求留学补课和换工作岗位，就意味着不能解决问题，就意味着时间的延误和机遇的丧失，就意味着历史的大悲剧大灾难的延续……这些，都是何方先生不可能了解和理解的。这些老同志，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极其肤浅。他们号称“两头真”，号称是党内“民主”人士，然而，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暴露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无知。
问题还在于，这不是个简单的做结论给说法的问题。无论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是按照法律，最迟在2002年中共中央必须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给一个说法，否则就是对历史和法律的双重犯罪。你可以说学术观点的对错不能由党和政府来做结论（李君如同志2006年的观点），但是你抄袭和剽窃了（哪怕是“采纳和使用”了）人家的思想理论观点你不给说法行吗？何况这不是普通的思想理论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思想理论成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仅次于《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你直接抄袭和剽窃了人家的思想理论成果然后宣布你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这难道不是连畜生都不如的犯罪行为吗？而且，人家按照党章和法律提出申诉和请求，你还不理睬，还在背后搞阴谋诡计，侮辱、压制和迫害原创者，那怎么行？你说你级别高权力大你就可以罔顾党纪国法？你以为拿着“服从组织”这半句论语就可以治党治国治天下？多年来，我很想听听这些畜生们怎么替自己辩护。难道他们就这样死不要脸死不吭声一直到死吗？要对历史负责啊。在生之年不做检讨，将来就是人家替你们做检讨。犯罪了就不要幻想被宽恕。
这些事情和蒋洁敏无关，为什么又要在这里啰啰嗦嗦呢？因为这是大背景。蒋洁敏毕竟后来接了中石油董事长和中石油党组书记的职务。身在其位者守土有责。你可以说你不了解情况，但你是党组织负责人，是公司负责人，你能够了解情况，你也必须了解情况。既然你碰到了，事情按照组织程序到了你手上，你置之不理，拖延时间，贻误机遇，那就只能以渎职罪论处。而一旦犯罪，开除党籍就是最起码的惩罚。当然，我本不愿意找中石油的领导谈我的事情，所以一直在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一直和党内的老同志们联系。毕竟事情从根子上说是中共中央的责任。中共中央不表态，事情的确很难处理好。而如果中共中央真的有诚意解决问题，事情其实很好处理。不就是想留学吗？中共中央任何一个领导同志哪怕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只要对蒋洁敏说一句话，就立马可以解决问题。这是只要一句话的事情。一句话的事情他们拖了十多年！而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们和官本位主义的皇子皇孙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给中共中央打报告写信提要求是精神病。这些畜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在哪里？党性在哪里？把这些畜生清除出党难道不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吗？
从2001年至2008年，我在无物之阵中折腾了7年，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但直至2008年3月，才第一次给蒋洁敏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附上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一集）》以及此前给李荣融同志的几封信。此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蒋总：
您好！
很抱歉打扰您工作了。但我想，按照组织程序，此事有必要向您汇报一下，所以将前些天给李荣融同志的信转您一阅，他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您可以按组织程序将我的事情上报给他乃至中共中央，请上级组织直至中共中央做指示。这里提供两本书供您参考，备忘。其余需要了解的情况，有必要的话您随时可以找我谈。李荣融同志有什么意见或中共中央有什么指示，也请及时通知我。谢谢。此致
敬礼
石油企协：欧阳立波 上
2008年3月13日
寥寥数语，这才是我的真正的风格。我不是那种喜欢啰啰嗦嗦的人，十多年来我不得不经常啰啰嗦嗦，但是每次啰啰嗦嗦都使我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厌恶和仇恨。我的真正的风格是简单。我是一个不喜欢废话的人。如果一个人让我啰啰嗦嗦，那么多半是他（她）让我产生了不愉快的感受。（教育学生和孩子例外。）蒋洁敏是中石油董事长，是中石油党组书记，他不会有时间来听我啰嗦，但是我相信他看得懂我的文字，并且会做出回应。哪怕他自己不出面，只要问题解决了，我也当然认为是他的意思，是他的功德。尽管这依然是中庸之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毫无疑问我会记得他的好，会在心里存着感谢和感恩。毕竟，我的要求极其卑微极其简单极其可怜，不就是留学吗？你让我走了就完了嘛。我说得清清楚楚，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大是大非问题可以将来再谈。在我心里，那时仍然把留学补课作为第一要务。不能耽误我的时间是最基本最起码最迫切的要求。
2008年3月，多年的荒废之后，我已经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了。我一直没有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中国石油企业协会领导的意见非常简单，必须恢复工作，必须继续做他们安排我做的工作。——直至2013年，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的意见仍然如此。他们反复强调这么多年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发工资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已经是单位对我的莫大的恩德了。他们认为我应该感恩，应该继续十多年前的那份工作。这种态度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厌恶和仇恨与日俱增。同时也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畜生本质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样一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的确已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任何合法性合理性了。
2008年3月之后，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说不上班就必须开除。这是激怒我的很好的态度。开除就意味着我和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之间从此不共戴天。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们和官本位主义的皇子皇孙们又会目瞪口呆血脉贲张。他们会义正词严地批判我自私自利没有共产党员的修养。呵呵呵，回头来看，和中共中央的畜生们的自私自利比较起来，和中石油党组织的畜生们的自私自利比较起来，我的自私自利顶多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自私自利罢了。维护基本权利的自私自利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莫非社会主义新中国别有洞天？中庸之道的善男信女们，官本位主义的皇子皇孙们，你们有自由表达你们的意见和感受，不过我希望你们白纸黑字写下来。上不了台面的人是让我瞧不起的。不要那么下贱嘛。不要那么做贼心虚嘛。你们可以堂堂正正辩论的，可以光明正大反驳我的。要知道你们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唯一的“六个奠基人”，是邓小平同志之后中共党内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你们和我之间的任何认真的白纸黑字的交流都将永载史册，你们不想好好利用这种机会打倒“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而永垂青史万古流芳吗？
对立是极其尖锐的，虽然还没有扇耳光捅刀子。2008年4月，就在我给蒋洁敏写信汇报我的事情之后不久，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向中石油人事部报告说我没有上班，中石油人事部据此停止了给我发工资。其实都是演戏而已。中石油人事部怎么可能不知道我2005年12月以后就没有上班？不知道就同样是渎职罪，同样必须追究中石油人事部负责人的罪责。他们是怎么管理干部的？总部大楼里的情况你都不了解不掌握，你怎么去管理全中国那么多石油企业的干部？但进一步的侮辱、压制和迫害只意味着我和中石油党组织之间将不共戴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在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种渎职罪是极其严重极其反动的犯罪行为，根本不存在原谅的可能性，由此直接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是的，只有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党，才会让事情走到这种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给蒋洁敏写信汇报下相关情况。他毕竟是中石油董事长，是中石油党组书记。给他反映情况是按照组织程序办事，是党章规定的动作。虽然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说这是“越级”，是“违反组织程序”，是“文革”中的小人行径，但如果蒋洁敏愿意帮忙解决问题，那么只是举手之劳。如果能够，还是不要流血的好。走了就完了嘛，以后的事以后再说。2008年3月，时间已经太晚，浪费了太多时间，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外界对于我的情况完全不知晓，我也没有真正在社会上传播文章（除了《著作传阅名单》上的读者），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就算中石油要开除我，我又能够怎么样呢？就像那时刘海藩同志说的，除了他们那些老人，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我做过什么贡献，所以我必须服从组织，组织让做什么就必须做什么，其他的慢慢来，以后再说。他的意见包含着极其荒谬的逻辑，是我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在中共中央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又的确没有办法。而停发工资直接影响到世俗生活方面的种种。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告诉我妈妈说我没有上班，已经停发工资，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他们的威胁奏效了，妈妈得知我的情况大惊失色，泪流满面，惶惶不可终日。她劝我上班，好好工作，不要给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添麻烦。我只能屈服。
给蒋洁敏写信就在这种背景之下，矛盾已经到了极端尖锐几乎要流血的地步了。随时可能激化，随时可能给那些畜生捅刀子。当然，无物之阵之所以是无物之阵，就是你找不到具体的敌人。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非常委屈，他们说我不上班影响了单位的声誉，而且中石油还要给我发工资。他们还发牢骚呢。可是我要他们向蒋洁敏汇报，向党组汇报，向人事部汇报，要求党组和人事部派人来谈，或者把我退回人事部处理，他们又批评我发神经，说谁敢去找蒋洁敏反映情况，还要不要乌纱帽，说党组也好，人事部也好，没有任何人会理睬我，连派一个处长来和我谈都不可能。于是我只能自己给蒋洁敏写信。我对他还是有着幻想的，觉得如果他了解了情况，会有所表示。他是中石油董事长啊，是中石油党组书记啊，是中央候补委员啊。这已经是政治家的级别了。他身在其位，守土有责，而且他肯定有着和那些素质低下的畜生们不一样的眼光和胸怀。只要他同意我出去留学，解决问题就轻而易举，不就是钱的问题吗？中石油最不缺的就是钱啊。
是的，我真傻，我错了。天下乌鸦一般黑，蒋洁敏和李荣融一个德行，一样没有反应。2008年3月以后，从目前收录到《2008备忘录——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三集）》中的文章来看，我给李荣融、王沪宁、王岐山、刘海藩、刘吉等同志以及中石油人事部都写过信和报告，希望解决问题，但是都没有反应。这些信件我都同时送到了蒋洁敏办公室。那时他和我一个办公楼。我每次去送信件和文稿秘书们都笑眯眯地，但是永远告诉我“蒋总不在办公室”。我希望中石油和国资委沟通，拿出一个意见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沟通，总之，结果是没有反应。这种情况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历史非常清楚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民主和法治可言的，任何人都不要对这个党有幻想。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的出路在于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每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必须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而中国共产党如果想走正道，想改邪归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心革面，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将这么多年间犯下了侵犯著作权罪和渎职罪的中共中央和中石油的畜生们开除党籍绳之以法。包括将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除党籍绳之以法。毕竟，罪魁祸首是中共中央。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毫无党性毫无人性，他们为了维护面子和私利竟然不惜违法犯罪不惜祸国殃民，连畜生都不如。将他们清除出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做不到？那就不可能走上正道。就不可能摆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畜生处境。就只能继续以罪人的身份和畜生的身份在人类历史上爬行。
从《2008备忘录——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三集）》中收录的文章来看，2008年3月之后，除了给蒋洁敏转发我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我没有再给他写信。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我暂时没有找到2008年我给他的其他信件，一直到2008年12月8日。
2008年12月8日，新闻报道国际原油价格跌破40美元/桶。各大媒体纷纷刊登了《欧佩克主席：油价没有“底部”可言》的报道。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当天晚上就给蒋洁敏写信，谈了国际原油价格的问题，指出30多美元是可以增加原油战略储备的价位，建议中石油在海外原油市场上购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原油。
在30多美元/桶呼吁增加石油储备的不止我一个人。例如谢国忠先生和时寒冰先生好像都在那时发表文章建议增加原油储备。但是他们发表文章应该是2008年12月8日之后，也就是说，在我给蒋洁敏的报告之后。在我的印象里，提前谈到30多美元是国际原油价格底部的只有胡立阳先生。但他们毕竟都是外部人，只能谈论油价，不可能像我一样提出具体操作建议。
给蒋洁敏的这个建议购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原油的报告也转发给了刘吉先生。刘吉先生神通广大，素来被舆论认为是通天的人，我相信他会把我的建议转告决策层。换句话说，如果中石油不做这个投资，那么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做。——参见《2008备忘录——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三集）》。
我当时对蒋洁敏是有幻想的，尽管2008年3月—12月之间他并没有理睬我。我觉得他可能还不那么熟悉情况，需要时间来了解情况。我也知道他很忙。以前的那些收信人要么深居简出，要么高不可攀，但他是中石油的领导，就在楼上办公，他如果愿意了解情况，很可能某一天就会找我谈话。而只要愿意见面谈，解决问题就很容易。不就是一个留学指标和钱的问题吗？蒋洁敏后来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很有名的话：“对于中石油来说，10亿元是小钱。”的确是这样。不仅在他眼里10亿元是小钱，在我眼里10亿元也是小钱。那么，留学补课的那点费用就更加不值一提了。对于他来说，顶多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就是这一句话的事情，也有一个后果，就是我会欠他的人情。我是不愿意求人的人，也不愿意欠人情。有人知道什么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要蒋洁敏出面来帮助我解决留学的问题，我也不想欠他的人情。2008年12月8日的报告就有这种中庸之道的心态在里面，既然你们觉得让我去留学要花中石油的钱，那我先给你们赚点钱吧。事实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国际油价就从30多美元/桶涨回了80多美元/桶。如果中石油按照我的建议操作了，200亿美元—300亿美元的投资，2009年就会多赚200亿美元—300亿美元。往少里说也有几百亿元人民币吧。是的，蒋洁敏说的没错，对于中石油来说，10亿元是小钱。
我以为蒋洁敏会来找我谈谈，谈关于石油战略储备的问题，谈关于我留学补课和换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没有。中石油到底按照我的建议购买原油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不久之后，《中国石油企业》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石油战略储备的专题报道。时间很巧合。蒋洁敏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是不是他指示做这个选题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中庸之道的一贯手法。这种手法和中共中央的手法如出一辙。但是，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从来就对这种中庸之道的敷衍或者说忽悠深恶痛绝。你一搞中庸之道，我就知道你站在我的对立面，尽管你自己没有觉察到。换句话说，你一搞中庸之道，事实上就被马克思主义否定了。中庸之道的作秀和演戏只能忽悠中庸之道自己。江湖上有言：“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看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就知道你是什么人。“蒋洁敏”这三个字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当然，2008年12月，我关注虚拟经济领域的时间才一年多，阅历很浅，水平很低。又过了几个月，2009年3月，一个因为炒股坐过牢的老股民与我萍水相逢，向我介绍了一些资料。我突然发现“一切都在更大的掌握之中”（张承志语）。天外有天。此后，我对虚拟经济领域的兴趣与日俱增，甚至一直想筹集资金创办一个投资基金。——有兴趣和我合作做投资基金的企业家投资家（包括国家队）可以继续和我联系，我很愿意为大家效劳。合作是时代的主题，合作的大门永远是打开着的。
此后两年里，我给蒋洁敏写了十多封信，也转过去很多文章，提出过N种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是他始终没有反应。按照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的说法，蒋洁敏永远不会理睬我，就像中共中央永远不会理睬我一样。的确如此。这些信件大都收录在《2008备忘录——欧阳立波书信选（第三集）》和《还我十年——欧阳立波书信选（第四集）》中。内容啰啰嗦嗦反反复复大同小异。此处不赘述。我是一个不喜欢话多的人，如果什么人让我啰啰嗦嗦了，那么多半是因为他（她）让我不愉快了。蒋洁敏让我给他写了那么多的信，真不容易。他是托了中国共产党的福啊。如果他不是中石油党组书记，如果我的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不在中石油，我怎么可能给他写那么多信？除了措辞严厉外，总的来看，礼节上我还是很尊敬他的。毕竟是老总啊。毕竟是我求他办事啊。我那时没想到他是腐败分子，要案在身。我和他谈事情的时候措辞严厉，是因为时间拖得太久了，2001年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札记》啊！这个党让我在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上浪费了多少年？！我是一个极其重视时间的人，别人浪费我一天时间我都会很不高兴，更不要说一个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了……刘海藩同志曾经劝我要“将心比心”。我也劝大家将心比心，如果你们设身处地，就一定能够体会到那些文字里的严厉的党性和刻骨的仇恨。换了你们受到这样对待，仇恨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的，金刚之怒，就是这样了。是的，菩萨是慈悲的，但是菩萨发怒的时候，就是洪水滔天的时候。再对比对比那些太子党，例如温云松和周滨。他们和我年纪一样，却可以满世界呼风唤雨。他们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世界的贡献比我更大吗？不要说他们的贡献，他们的老子们的贡献比我更大吗？刘海藩同志啊，您是否这样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思考过？
2008年—2010年我和蒋洁敏联系了两年多，给他写了两年多信（报告）。他始终没有反应，只是他的秘书给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打了个电话，要我不要再给蒋洁敏寄信了，说他不会看我给他的信，也管不了我的事，说我的事情和中石油无关，要我去找中共中央。这是彭元正畜生转告我的话。如果有误，或者是他瞎编的，由他负责。类似的话彭元正畜生和我说过很多次。说我的事情他管不了，中石油也管不了，要我自己找个地方调走完了，不要给中石油添麻烦，不要这样闹闹闹最后把大家的饭碗都搞掉了。（他算是有自知之明啊。）可是，2008年3月，《欧阳立波著作权公告》已经发表，法不容情，中庸之道已经在劫难逃。要我自己找个单位调走就完了，可能吗？！何况在这样的黑暗社会里，我能够到哪里去？谁会接收我？中国之大，什么地方容得下“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栖身？我事实上到处在求职，谁愿意接收我？谁不在乎政治上的忌讳？连当年曾经天天晚上和我睡一张床的老朋友的企业（三一集团）都对我的求职申请置之不理。人家当年把我看成金凤凰，如今把我看成黑乌鸦，躲得远远的了。
有一件事情特别让我生气。按照常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1年转正（中级职称），我2000年毕业，2003年才转中级职称（记者）。此后再也没有调整过职称。按照常规，中级职称后4-5年评高级职称，但是，2007年和2008年都没有人通知我报送参评高级职称的材料。后来他们说我没上班找不到我所以没通知。我天天都去办公室溜达，天天都去中石油食堂吃饭，他们也有我的电话，却说找不到我。（和刘吉先生一样，他曾经很可笑地写信说他找了我很多年找不到我。北京城就那么大，我又没躲起来藏起来，您老人家怎么会找不到我呢？）2009年我才接到通知去参加英语职称考试，通过了，于是想申报高级职称。但是彭元正畜生要我不要申报，说就算申报了也肯定评不上，因为我没有发表文章，没有研究成果。我就给蒋洁敏写信说了一下情况，希望他和有关人士打招呼说说这事，帮我申报一下高级职称。我没有处级职务，如果高级职称也不评，待遇就仍然是2003年的待遇即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事实上直至今天我在中石油的待遇仍然是2003年时的待遇。十多年里没有调级别没有评职称。）但是他仍然没有反应。当然，我也没有评上高级职称。这个事情对于生活是影响很大的，没有级别也没有职称，后来中石油最后一次住房调整的时候我就排名很靠后了，而且十多年里一直拿着2003年评的中级职称（记者和高级主管）的工资。我说过，你搞无物之阵可以，但是不能触及生存底线，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的生活，不能让我在亲人面前颜面扫地。你不能提拔我做部长做省长做中央委员，至少也必须保证让我按部就班评职称吧。我的同学都做高级记者做大学教授做厅级干部很多年了，我还是研究生刚毕业转正的普通职工待遇，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还能说你没有侮辱、压制和迫害我吗？你还能说你没有犯渎职罪吗？是的，中石油的领导干部们包括蒋洁敏可以推脱说我的事情和中石油无关，从2005年直至2013年他们一直是这样说的，蒋洁敏的秘书也是这样和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领导说的，他们要我去找中共中央。（我找蒋洁敏是“越级”是“小人”是“违反组织程序”，但这时倒说我可以去找中共中央了。2013年3月20日，蒋洁敏调国资委以后，彭元正畜生又找我说不要再公开骂蒋洁敏了，既然是中共中央抄袭和剽窃了我的著作就应该去法院起诉中共中央。还说我骂蒋洁敏几年把他骂到了国资委，再骂人家就上国务院了。这实际上是侮辱和嘲笑。）但是，我是以党员的身份给你打报告，你是中石油党组书记，你不管事谁管事？就算要中共中央管事也首先得中石油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啊。（刘海藩同志就多次这样说，他说中石油和国资委必须管我的事，找蒋洁敏李荣融没错。）
对于蒋洁敏的否定已经不可避免。就像对于中共中央的否定已经不可避免一样。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都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的。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不提级别可以理解，不让做处长局长可以理解，但是不评职称就不能理解，因为这意味着人生从此停滞不前，换句话说，就是职业生涯从此终结了。瞿秋白同志说，那些满口中庸之道的人对待在他们手下讨生活的人是一点都不“中庸”的。做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就太绝了太狠了太毒了。就像吴高福老师和一些前辈屡屡警告的，他们说我什么都不可能得到，一辈子就这样完了。他们深谙中庸之道，他们很清楚我的遭遇意味着什么。是的，看起来是这样，一辈子就这样完了。回头来看，中石油的处长局长也好，蒋洁敏也好，都是中庸之道的信徒。他们都知道我完了。他们一边很漂亮地踢着皮球，一边偷着乐呵。他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却又在事实上整垮了我，而且还永远站在有理的一边，甚至还常常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要给一个白吃白喝的人发工资呀，多么冤呀，中石油比窦娥还冤呀。甚至有人暴跳如雷指责我不干活还拿工资很无耻，说我拿的工资是他们其他人的贡献。
我说过我的童子功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那一套东西我生而知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评职称意味着什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可能得到？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就这样完了？……我2000年就知道了。我1997年就知道了。我1994年就知道了。我1992年就知道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2008年8月31日，吴高福老师神情激动地警告了我的危险处境，说我将来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说什么“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永远不会有人承认。我没什么反应。师母在一旁急了，说：“你真的是个苕（武汉话，傻瓜），你要是我的儿子，我会给你两个耳光，让你清醒一点。你爸妈还等着抱孙子呢，等着享福呢……”是的，我的同学那时已经做高级记者做大学教授做厅级干部很多年了，我还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不是“苕”是什么？可是，我能怎么样？我不能怎么样。顶多只能这样写写信写写文章。写写这些被中石油的干部们和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学者们耻笑为“垃圾”的文字。
王蒙先生感叹说：“越是精英人物越重视个人利益。”似乎的确如此。2010年5月8日，给蒋洁敏写了两年“垃圾”文字之后，大概是由于评职称和分房子这些共产主义者们瞧不起的个人利益的小事情上让我冒了火，我给蒋洁敏写信第一次建议他引咎辞职。这封信里有一段著名的广为人知的永垂青史的《诅咒》：在此，我非常郑重地诅咒，一切侵犯过我的基本权利（著作权、隐私权和劳动权以及党章国法所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的人，都必须暴病而亡，断子绝孙。——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党员和员工的诅咒，而且是“六个奠基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诅咒。
这段话并非此信的主题，而是写着写着就冒出来的。然而，写完之后，这段话受到了我的高度重视，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大肆宣传，到处张扬。我的文字，很多来自神意。《诅咒》也是。我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诅咒》是神来之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为此目瞪口呆心惊胆跳灵魂出窍。他们将来必会衷心感激我拯救了他们的灵魂。我还建议过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的草民贱民每天高声朗诵这个《诅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诅咒》功德无量。它必将度人无数，永垂青史万古流芳。让所有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的生灵都来高声赞诵这个《诅咒》吧，让《诅咒》的旗帜高高飘扬吧。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会实现。
2010年5月8日，2010年8月16日，2010年11月8日，我给蒋洁敏写了三封信，都是建议他引咎辞职。这些信和文章，直至2013年的信和文章，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他始终若无其事一样在上班。只是下面的人替他提防着我。举例说，后来蒋洁敏搬去东直门大楼办公，我仍然在六铺炕大楼办公，有时去东直门大楼办事，要这边出具证明，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办公室的人就会仔细询问是什么事，说我最好不要去东直门大楼。是的，蒋洁敏也好，中石油的干部们也好，“他们是一伙的”（鲁迅：《狂人日记》）。2008年3月—2010年5月，我给了他两年多时间来了解情况，就算他日理万机，时间也绰绰有余了。何况作为政治家，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大是大非问题上你必须有足够的敏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文字你必须一碰就懂。既然你占着茅坑不拉屎，那你就滚蛋吧。他没有，他若无其事。甚至，“中石油腐败窝案”东窗事发之后，有报道指出，直至2010年他仍然在犯罪。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敢。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已经高度流氓化和高度畜生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论断的一个活标本。难怪他的局长们处长们也和他一样愚昧一个德行。“细节决定成败。”2010年，已经有人开始防着他了，已经有人开始注意他了，已经有人开始和他保持距离了。他知道吗？他显然不知道，否则不会顶风作案。这种中央候补委员，什么素质？！（顺便说一下，蒋洁敏倒台后，报道说他上任国资委之前，中纪委的信箱中塞满了对他的举报信。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封信是我的，我从没有给中纪委寄信举报过他。我对他的经济犯罪情况一无所知，也对匿名举报毫无兴趣。中石油毕竟是共和国的长子，是铁人王进喜的根据地。那些举报信无疑大都是内部知情人的爆料。我对他的批判都是公开进行的，就是博客和微博，以及通过电子邮件给大家发文章。）
我对蒋洁敏的最初的印象其实很不错。2007年在国资委系统的中共十七大代表名单上看到他的简介，其中有一项是“全国劳动模范”。我对劳动模范素来很有好感，何况是“全国劳动模范”。在我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荣誉之中，这一个荣誉最真实也最珍贵。获得此类殊荣的人基本上都是工作狂。换句话说，都是一些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的人。就算他是领导干部，有申报之便，“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也来之不易。但是，2008年3月以后，我开始直接和他接触，印象却每况愈下。我不知道他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但是常识告诉我，一个好领导不可能这样处理问题。按照常情常理，如果他是一个好领导，那么毫无疑问会很重视人才，因为这是他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基和关键。他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所以就算他看不懂我的那些形而上学的文字，他也一定看得懂我建议中石油购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原油的报告，并且一定会非常重视。我和他素昧平生，无冤无仇，我给他出谋划策提高公司效益，要求的回报仅仅是让我去留学补课，不要在这里浪费青春。这和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就算不让公司进行这种投资，如果他有朋友，例如周滨，按照这个报告购买了原油，那么短短半年可以赚多少钱？完全不需要犯罪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吧？我将心比心，假如我是他，手下有这样的人，能够将投资逻辑说得这样1+1=2，价格、成本、利息、利润和风险都寥寥数语就说得清清楚楚，那我求之不得，立马就找他聊天，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呢？上级笼络下级向来易如反掌。而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已经是政治家的级别了，随时有可能进中南海，你对于那么多阐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字真的敢说看不懂？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畜生们说我的书籍和文章都是垃圾，要我都烧了扔了完事，蒋洁敏敢这样说吗？看不懂就是问题。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蒋洁敏始终保持沉默，我们也始终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对他的批判却日益严厉日益高调，以至公开要求撤销他的十八大党代表身份和公开反对他出任国资委主任？理由就在这里。而不是我预先知道了他会倒台。我不是先知。
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简单说，就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磁力场。那些在金字塔上端的人常常轻而易举就可以影响和控制自己权力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他们甚至无须公开而直率地发表意见，只要皱个眉头或者微笑一下，下面的人就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在中石油，别人怎么看我，和公司高层的态度息息相关。蒋洁敏的态度通过他的秘书传达的话已经非常明了。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人当然就和上级组织高度保持一致。他们明里暗里都把我看成傻瓜和笑料，冷嘲热讽不断。就像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前会长胡文瑞同志的秘书曾经给我发短信息说：“你已经成为一个笑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和态度，这是整个权力场的观点和态度。包括那个以写官场小说著名的作家，也说得清清楚楚：“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笑料？”我敢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同样受到了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的影响。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的脑袋被人家当做跑马场跑了一回。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否则他怎么可能这样理直气壮地嘲笑我“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笑料”？他那个著名作家的高智商脑袋就这点阅读理解能力吗？就这点分析判断能力吗？就这点思想理论水平吗？他一看到蒋洁敏调任国资委主任就断言我“一辈子就这样完了”。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官场小说写得那么好，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可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暴露出了市侩嘴脸。他不是孤例。他不是最可笑的例子。今天的中国，不是少数人异化了，而是多数人异化了，太多人的内心，早已经异化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连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都不例外，连以写反腐败小说著名的作家们都不例外。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和经济学家们一样精神分裂得很厉害，这种精神分裂症状是中国共产党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党性的突出表现。这些人，都是被权力的磁场扭曲了心智的典型。我的硕士专业是新闻传播学，这里建议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好好研究下这种现象，就是权力场怎么使人异化，怎么扭曲人的正常心智。
从已经公开报道的内容来看，蒋洁敏和他的爱将们的犯罪事实高端大气上档次，据说涉案金额可能会刷新中共党史。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官员们最后被摆上台面的定罪证据可能只是其犯罪事实的冰山之一角，但这种传说本身已经足以使人们对石油老大哥刮目相看。老实说，“中石油腐败窝案”就像“重庆事件”一样，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中石油的干部们很腐败我是知道的，2000年2001年就知道了。我靠边站就和得罪了腐败分子有关。我也很多年前就严厉批判过“权贵资本主义”，指出很多腐败分子吃里爬外，打着国有经济的旗号中饱私囊。一块“铁人”的牌坊，养活了无数的婊子。但是腐败到如此地步，可以刷新中共党史，我没想到。2005年底暂停在中石油的工作之前，我也多次下基层采访和调研。每次和基层干部聊天，都会扯到腐败的话题。基层干部谈到领导们的腐败，多有怨言。他们的领导就是中层干部，处级和局级。不止一个油田的干部感叹企业已经被掏空了。对于未来，他们心里没底。大家都是过一天算一天。这还是中石油，共和国的长子和骄子，几乎是中国效益最好的企业了，蒋洁敏所说的“亚洲最赚钱企业”。那么，其他国有企业呢？国有企业真的只能靠垄断才能生存吗？不仅中石油的问题，而且国有企业的问题，都是很沉重的话题。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未来会怎么样？查处“中石油腐败窝案”，学者们又对这个问题亢奋了起来。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基人，是新国资管理模式的设计者和奠基人，可是，如果把国企改革这个摊子压到我肩上，我能够搞好吗？我不敢说。我曾经说，2003年让我做国资委主任我敢做，2013年让我做国资委主任我已经不敢做了。不仅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荒废，不仅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一直很警惕这一点，一直对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保持反省。我不算轻狂的人，我的文字泡沫很少。——但2005年以后走上维权的不归路，泡沫渐渐多了。有的话说一百遍都没有用，那么就必须说一千遍一万遍。只能如此。而这把我的文风给毁掉了。变成了祥林嫂。所以我现在也明白权力很重要。王蒙先生说，没做部长之前，提建议多少次都没有用，后来做部长了，一句话下去，问题立马就解决了。在中国，要有权力才能一言九鼎。但如果有人说，给你权力，你能够做好吗？很抱歉，我不知道。2005年以来，我知道的只是，基本权利是人格尊严所在。我不厌其烦写那么多文字，为的只是基本权利这样天经地义的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说起来是很可悲也很可怜的。的确像大家所说，青春和生命都浪费了。这是我一个人的“文革”。吴高福老师曾经说，“文革”时浪费青春是大家都浪费了，而这些年我浪费青春只有我一个人浪费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怎么过来的我很清楚。只能这样，别无选择。我就是想后悔也没有办法后悔。回不去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而痛定思痛，总结这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总结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结论是必须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必须用铁和血的手段清除腐败邪恶势力。小平同志在政治交代中说，搞建设这么艰难，垮起来却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是的，建设总是百般艰难，破坏总是轻而易举。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把破坏的因素解决掉，先把反腐败的问题解决掉。敢于阻挡贯彻落实“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完全监督的原则”的势力，敢于阻挡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的势力，不管他是何方神圣，都必须坚决打掉。反腐败第一，发展第二。我倒很想看看到底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可能走上正道，到底反腐败是不是真的会“亡党”（指“垮台”）。我很多年没有再专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也没有再专门研究中石油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基本理论和基本框架的问题2001年2002年就已经解决了，而2005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要务是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如果没有基本权利，那么一切免谈。基本权利第一，反腐败第一，贯彻落实“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完全监督的原则”第一，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是如此，首先把这些原则贯彻落实了。先反腐败，再谈建立什么管理模式。反腐败是无条件的。别跟我说垄断导致了腐败，低工资导致了腐败，国有产权导致了腐败，政企不分导致了腐败，监督不到位导致了腐败……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腐败，只要发现了就必须坚决清除。垄断你就必然腐败？低工资你就必然腐败？国有产权你就必然腐败？政企不分你就必然腐败？没人看着你就必然腐败？……以后反腐败不问原因，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都一刀切，坚决清除。法律摆在那里嘛，管他什么原因导致的腐败，依法查处就是了。把深刻的理论思考和悲悯的人文关怀留给学者们和作家们吧。我早说过，反腐败，治本的问题可以研讨，治标的问题不必研讨。先治标，后治本。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而腐败，只要犯罪了，就依法严惩不贷。大案要案尤其要从重从快。把如何反腐败的问题解决掉以后，再来谈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应该要轻松多了。至少，我们不会总是在矛盾和犹豫中思考问题。像中石油的这些领导干部，一边要思考企业的发展问题，一边要琢磨怎么谋私利的问题，怎么能够做好工作？怎么能够有历史责任感？中石油这些被抓的领导干部，应该都还是有能力有贡献的，并非天生就是蛀虫就是混蛋。媒体讽刺说他们都是亿万富翁了还那么贪，但是或许在他们自己心里，他们应该获得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合法收入。他们现在被抓了，一定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今夜阴霾密布，蒋洁敏是不是和我一样往事如烟长夜难眠？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他知错了吗？他认罪了吗？他不会服的。他不会甘心失败的。就连王岐山同志也说，查处腐败分子，心情是复杂的，是沉重的，是痛苦的。是这样的。连我都不觉得开心。是谁害了我？又是谁害了他们？在历史的大悲剧大灾难中，我们都不是赢家。这十多年的大悲剧大灾难造成的损失，将来一百年都无法弥补无法挽回。我们不用去预言中华民族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大败局，过去十多年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大败局。而如果蒋洁敏不是腐败分子，如果党组织做事情不那么绝那么狠那么毒，如果中共中央不那么愚昧无知卑鄙无耻，如果历史像我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基本权利就得到尊重，从一开始党章和法律就是有效的，从一开始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我的这十多年，中石油的这十多年，中国的这十多年，恐怕都不会是这个样子吧。皆大欢喜有什么不好呢？我不明白。请问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请问中石油党组，请问蒋洁敏和他的局长们处长们，皆大欢喜有什么不好呢？尊重基本权利有什么不好呢？遵纪守法有什么不好呢？安定和谐有什么不好呢？蓝天白云有什么不好呢？艳阳高照有什么不好呢？请你们回答。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年来的反腐败工作是值得肯定的，是很得人心的。“建国60多年来最严厉的反腐败”尽管相对于时代的要求来说还差得很远，但当然是成绩，是正能量。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有可能走到正道上。正道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完全监督”的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希望查处“中石油腐败窝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一个走上正道的标志。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者在腐败邪恶势力面前不能有任何畏惧。要用铁和血的手段清除腐败邪恶势力，要用清晰的事实告诉全中国全世界：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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