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抗戰勝利 ：中國近現代史的里程碑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抗日戰爭是歷時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區的主要戰場，但自“九一八”事變起（近來國際史學界有人將這一天作為二次大戰的起始日），中國的抗戰歷時長達十四年。抗日戰爭跨越時間之長、戰場分布之廣、戰爭規模之大、戰事拼搏之慘烈、軍民經歷之艱苦卓絕，均為世所罕見。中國為抗戰勝利付出了三千五百多萬軍民傷亡和五千億美元財產損失的巨大代價，也為中國歷史所僅見。前輩們堅韌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永遠是後輩們的楷模和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抗戰勝利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光輝里程碑，是中國國運從衰敗的谷底翻身的轉折點。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啟了充滿屈辱與苦難的中國近代史以來，抗戰勝利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打敗外國侵略者，而且打敗的是在甲午戰爭中完勝中國的日本，它對中國人的激勵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七十年過去了，抗戰勝利仍然是中國人記憶深處最輝煌、最自豪、最難以忘懷的大事，更是中國人永恆的創作源泉。二零一二年中國大陸共拍攝了近二百部抗日影片和電視劇，中國電視城橫店一年四季都同時有四五十個劇組在拍抗日劇，據統計該年共“消滅”了近十億個“鬼子兵”。

然而，由於抗日戰爭的兩大領導者和參與者–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至今未了的歷史恩怨，對抗日戰爭這段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悲壯、最恢宏、最輝煌的篇章，至今仍有許多沒有得到澄清的史實和沒有達成共識的爭坳：誰領導抗戰、誰才是抗戰的正統和主力、蔣介石在抗戰中的表現和作用等，這些爭坳依然貫穿在國共兩黨各自撰寫的煌煌抗戰史巨著中。作為一個身在海外的普通中國人，筆者無力評說上述爭坳誰孰對孰錯，只想盡力擺脫黨派之爭的束縛羈絆、蕩滌洗腦教育遺留的政治偏見，試論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毀譽得失。

蔣介石：歷史偉人的一面

說起抗戰，就繞不開抗戰時期中國最高國防機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先生，因為蔣是當時唯一一面能匯聚並號召中國各黨派武裝、各地方軍閥一致抗戰的旗幟。在日本人扶植了“滿洲國”、汪精衛政府和其它偽政府的險惡政治環境下，在日本人狂言“三個月滅亡中國”、幾乎席捲了整個中國東半部地區的瘋狂軍事進攻面前，沒有蔣介石這面號召抗戰、堅持抗戰的旗幟，即使有外國的軍事援助，各自為戰的中國各方武裝力量也無法在統一的領導和指揮下（雖然有時是名義上的）同仇敵愾地抗擊日軍，更難以堅持到抗戰勝利。

抗戰期間和抗戰勝利後，若中國不存在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名義上統一的中央政府並擁有強大的軍隊，若中國不是同盟國的堅定一員並堅決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在“雅爾塔會議”中失去的只會更多，中國也沒有資格參加“開羅會議”；中國更不可能在二戰後從美英蘇手裡爭取到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塊政治大蛋糕。須知在七十年後的今天，與中國人口相仿的大國印度在多番努力下，卻仍然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塊政治大蛋糕無緣。二戰後若中國沒有一個名義上統一的中央政府、不是同盟國的一員並擁有強大的軍隊，二戰戰勝國蘇聯極可能挾其巨大的軍事優勢，在出兵中國東北趕走日本人後，繼續扶持“滿洲國”，使“滿洲國”成為蘇聯卵翼下的新傀儡、另一個外蒙；蘇聯也很可能至少吞併半個新疆；其它列強在二戰後也會繼續擁有並擴大它們的在華利益和特權。站在中國在戰時沒有被日本亡國滅種、沒有繼元朝與清朝之後再“迎來”一個由外族入侵建立的“倭朝”，在戰後沒有繼續被列強瓜分的歷史高度，蔣介石是位歷史偉人。領導抗戰、堅持到抗戰勝利並在二戰後為貧弱的中國贏得了聯合國五強的大國地位，是蔣介石彪炳史冊的重大功績。

旗幟上的污垢，光環背後的陰影

然而，蔣介石是中國錯綜複雜的近現代史造就的一位多面人物。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了抗戰這齣歷史大劇的舞台，由於自身能力和時代的局限、黨派利益的過度膨脹，這面旗幟上留下了不少污垢；蔣介石在抗戰期間也犯下了不少戰略和戰術錯誤，偉人的光環背後有不少陰影。

一.“攘外必先安內”，丟掉東北，後患無窮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把阻止日本吞併東北的希望寄託於“國聯”和日本盟友德國的調停，中國軍隊沒有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就丟掉了富饒廣袤的東三省。舉世震驚之餘，也大大助長了日本人的囂張氣焰和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相比之下，三十多年前腐朽顢頇的清王朝是在力戰不敵之下才被迫割讓台灣的。面對昔日的敵人，蔣介石卻不戰就變相割讓了東三省，民國時代的男人蔣介石連封建時代的婦人慈禧太后都不如。替蔣介石粉飾者將丟掉東北的責任歸咎於張學良。中國近代以來最禍國殃民的紈絝子弟張學良當然要承擔部分責任，但老大蔣介石要拜把兄弟張學良打日本，小弟張學良敢不打嗎？

蔣介石對國軍拱手讓出東北的第一個解釋是“攘外必先安內”，要集中軍力圍剿中共的紅軍。在蔣的心目中，中共的紅軍是比日軍更大的心腹之患。儘管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蔣的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但作為對抵禦外敵入侵負有義不容辭責任的中國最高軍政領導人，蔣在這一職位上的表現是不合格的，蔣考慮國事的出發點是極其狹隘錯誤的。日本侵華，中國面臨的是亡國滅種之災。在這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蔣仍將一黨利益凌駕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之上，這使他在歷史上的地位被打了個大折扣。

蔣介石對國軍拱手讓出東北的第二個解釋是“中國沒有準備好”抗戰，這個託辭更是蒼白無力。何時才叫準備好？什麼才叫準備好？誰會等你準備好了才入侵？沒有準備好就不能號令軍隊、號召民眾就地抵抗嗎？“滿洲國”蘊藏有豐富的煤鐵資源、出產大量的糧食、擁有大量廉價的人力資源，能為資源匱乏、勞力缺乏的日本實行“以戰養戰”的國策提供最大的支持。作為一位曾留學日本的最高軍事領導人，蔣介石難道連“養虎為患”的簡單道理、日本人“得蜀望隴”的狼子野心都不懂嗎？

與蔣介石對東北不屑一顧的態度截然相反，日本人對“滿洲國”極為重視，極為用心地將它建設成日本最大的海外資源供應地和工業基地。二戰末期日本戰敗已無可避免時，日本人甚至計劃“遷都”“滿洲國”。東北地區直到“改革開放”後的九十年代初仍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這與日本早期對該地區的大力建設密不可分。筆者相信：如果中國在“九一八”後以“以戰止戰” 針鋒相對於日本的“以戰養戰”，在東北全面地、堅決地抵抗日本的占領，讓日本人無法安下心來“全力經營滿洲”，使日本缺乏發動全面進攻中國所需要的戰爭能力和信心，至少會推遲後來的“一二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發生，全面抗戰也不會打八年之久，中國的人命和財產損失會比較小。

石油是發動現代化戰爭最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沒有石油，任何一場現代化戰爭都無從談起。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獲取石油。幾年前有媒體披露了一份美國政府的解密報告，謂美國早在上世紀初就在中國東北發現了大慶油田，美國勘探到的含油層位於地下一千一百米深處。美國人早就看出了日本對東北的狼子野心，更顧忌日本最終會成為美國的敵人，於美國人悄悄封存了鉆井井孔，並將這份報告列為最高級的絕密文件。日本上世紀初也曾在東北大慶油田的位置處鉆探，油井一直打到九百米深處都沒有發現石油。受當時國際石油地質界盛行的“中國貧油”論和“陸相沉積層無富油層生成”論影響，日本放棄了在該處的繼續勘探。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開始開發大慶油田，這“及時油”不僅使中國一舉甩掉了缺油的帽子，更成為“三年困難時期”挽救了中共政權的一大功臣。毛澤東後來提出了“工業學大慶”的口號，可見大慶油田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直到近六十年後的今天，油源即將枯竭的大慶油田仍能繼續造福中國人。

日本人沒有發現大慶油田，是天佑中國。如果日本人當初發現了大慶油田，絕對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依託“滿洲國”豐富的石油、煤鐵、糧食、人力資源，日本只會專注於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會為了只獲得南洋的錫、橡膠等戰略資源再與英荷等國開戰，美日太平洋戰爭也不會爆發。隨着蔣委員長“準備、準備再準備”，日本“占領、占領再占領”，日本只要充分利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地區數十倍於日本本土的人力、物力資源，真正作到“以戰養戰”，蔣委員長將如何領導中國抗戰？若美日太平洋戰爭沒有爆發，日本強大的海空軍和部分陸軍沒有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消耗殆盡，日本本土也不會遭到兩顆原子彈轟炸，日本為何要投降？日本不投降，中國如何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又憑什麼要日本吐出“滿洲國”？若“滿洲國”成為既成事實，蔣介石即使領導中國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也將是一位民族罪人。歷史善待了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蔣介石，九泉之下的他應該感到欣慰。

二. 被迫抗戰、戰略決策失誤、指揮失當、戰術呆板

蔣介石是被迫實行全面抗戰的。抗戰前夕發生的“西安事變”，一國的最高軍事統帥竟然要部下將其扣押實施兵諫後，他才肯口頭答應而不是以書面形式同意抗擊日本侵略，真是中國人的悲哀。

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統帥的國軍總體執行的是一條被動防禦的戰略。國軍與日軍在正面戰場共進行過二十二次會戰，沒有一次會戰是由國軍主動進攻引起的。國軍的戰術也很呆板，只知一味與火力強大的日軍拼傷亡慘重的陣地戰。國軍所稱的在抗戰中取得的一系列大捷，如忻口大捷、台兒莊大捷、萬家嶺大捷、長沙大捷等，多發生在抗戰初期。將這些大捷按照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排序，可以畫出兩條主線，一條是自北向南、另一條是從東往西，最後都匯聚到中國貧瘠多山的大西南地區，那裡成為國民政府和國軍一步步撤退的最後落腳點。抗戰早期的幾次會戰，既沒有扭轉國軍潰敗的戰局，也沒有轉化為戰略上的勝利，更沒有對抗戰產生深遠影響，只是為國民政府和國軍的潰退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國軍在短期內丟失了中國東部二百多萬平方公里最富庶、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土和全部出海口，三億多百姓淪為亡國奴。一個擁有近千萬平方公里土地、四萬萬人口、幾百萬軍隊的泱泱大國，不應該如此不堪一擊。究其原因，中國國力貧弱、國軍裝備訓練較落後、國軍內部的派系矛盾、國軍軍令不一和戰鬥力較差等都是重要原因，但蔣介石戰略決策失誤、指揮失當也是兩條重要原因，因為此時中國各黨派、各地方軍閥的軍隊均在蔣介石的統一指揮和領導之下，蔣介石是中方所有重大軍事決策的總負責和最後拍板人。

抗戰期間對中國真正有意義的戰役都發生在國軍大部分撤退至大西南、偏居西南一隅以後。這不是因為國軍突然變強了，而是因為國軍實在不能再退了，再退國民政府就要退出國境淪為流亡政府，讓汪偽政府和其它偽政府“名正言順”地代表中國了，這是一向以正統自居的蔣絕對無法接受的。俗話說“兔子急了還咬人”，於是從四川長江口至湖南長沙，國軍在正面戰場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堅決抗戰。國軍憑藉天時地利、數倍於日軍的人數和將士用命；日軍面對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過長的戰線和其他中國部隊不時在後方的襲擊，終於再難有大的作為，國民政府和國軍這才保住了最後這塊“自留地”。

直到抗戰末期，日軍已成強弩之末，國軍得到了大批美式英式先進裝備、更有美國空軍“飛虎隊”助陣，卻依然遵循被動防禦、不主動出擊的保守戰略。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大好的一年。在蘇德戰場，蘇軍經過一系列戰役，基本收復全境並向德國境內推進；在西歐戰場，美英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並解放了法國，也向德國推進；在意大利戰場，盟軍突破古斯塔夫防線，攻占羅馬；在東南亞戰場，英軍於英帕爾戰役大敗日軍，扭轉了緬甸的局勢；在西南太平洋戰場，美澳軍隊攻占新幾內亞，又在菲律賓登陸；在中太平洋戰場，美軍發動了一系列跳島進攻，攻占了馬紹爾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取得了輝煌戰果並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封鎖日本的海上運輸線，日本處境維艱。可此時中國戰場卻響起了很不協調的“變奏曲”：日軍出動二十多萬人對國軍發起了“豫鄂湘戰役”。此時侵華日軍因傷亡和被大批抽調到其他戰場，實力大減，但仍能在豫鄂湘桂四省遼闊的戰線上打得國軍一敗塗地。日軍打通了大陸交通線，孤懸南洋的日軍得以繼續支撐下去。此役日軍傷亡七萬人，國軍傷亡五十萬人（七倍於日軍），丟失了三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二千多萬百姓淪入敵手。蔣介石在此次戰役後悲哀地說：“一九四四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我今年五十八歲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史學界有一種說法是：美國在“雅爾塔會議”中之所以不惜出賣中國利益也要換取蘇聯早日出兵中國東北，就是因為豫湘桂戰役的失敗使美國懷疑國軍的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