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娟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這天打海岸的部隊決定晚上總攻。我們文工團創作室的幾個同志，就由主攻團的團長分派到各個戰鬥連去幫助工作。

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吧！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后腦勺，最後才叫一個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紮所去。

包紮所就包紮所吧！反正不叫我進保險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訊員走了。

早上下過一陣小雨，現在雖放了晴，路上還是滑得很，兩邊地里的秋莊稼，卻給雨水沖洗得青翠水綠，珠爍晶瑩。空氣里也帶有一股清鮮濕潤的香味。要不是敵人的冷炮，在間歇地盲目地轟響着，我真以為我們是去趕集的呢！

通訊員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開始他就把我撩下幾丈遠。我的腳爛了，路又滑，怎麼努力也趕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卻又怕他笑我膽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個人摸不到那個包紮所。我開始對這個通訊員生起氣來。

噯！說也怪，他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倒自動在路邊站下了。但臉還是朝着前面。沒看我一眼。等我緊走慢趕地快要走近他時，他又蹬蹬蹬地自個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幾丈遠。我實在沒力氣趕了，索性一個人在後面慢慢晃。不過這一次還好，他沒讓我撩得太遠，但也不讓我走近，總和我保持着丈把遠的距離。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搖搖擺擺。奇怪的是，我從沒見他回頭看我一次，我不禁對這通訊員發生了興趣。

剛才在團部我沒注意看他，現在從背後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但從他那副厚實實的肩膀看來，是個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黃軍裝，綁腿直打到膝蓋上。肩上的步槍筒里，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這要說是偽裝，倒不如算作裝飾點綴。

沒有趕上他，但雙腳脹痛得像火燒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會後，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頭上坐了下來。他也在遠遠的一塊石頭上坐下，把槍橫擱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沒我這個人似的。憑經驗，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女同志下連隊，就有這些困難。我着惱的帶着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着他坐下來。這時，我看見他那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頂多有十八歲。他見我挨他坐下，立即張惶起來，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局促不安，掉過臉去不好，不掉過去又不行，想站起來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隨便地問他是哪裡人。他沒回答，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才說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來他還是我的同鄉呢！

“在家時你幹什麼？”

“幫人拖毛竹。”

我朝他寬寬的兩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綠霧似的竹海，海中間，一條窄窄的石級山道，盤旋而上。一個肩膀寬寬的小伙，肩上墊了一塊老藍布，扛了幾枝青竹，竹梢長長的拖在他後面，刮打得石級嘩嘩作響。……這是我多麼熟悉的故鄉生活啊！我立刻對這位同鄉，越加親熱起來。

我又問：“你多大了？”

“十九。”

“參加革命幾年了？”

“一年。”

“你怎麼參加革命的？”我問到這裡自己覺得這不像是談話，倒有些像審訊。不過我還是禁不住地要問。

“大軍北撤時我自己跟來的。”

“家裡還有什麼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裡。”

“你還沒娶媳婦吧？”

“……”他飛紅了臉，更加忸怩起來，兩隻手不停地數摸着腰皮帶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頭，憨憨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還想問他有沒有對象，但看到他這樣子，只得把嘴裡的話，又咽了下去。

兩人悶坐了一會，他開始抬頭看看天，又掉過來掃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動身。

當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沒出一滴汗，為了我跟他說話，卻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這都怪我了。

我們到包紮所，已是下午兩點鐘了。這裡離前沿有三里路，包紮所設在一個小學裡，大小六個房子組成品字形，中間一塊空地長了許多野草，顯然，小學已有多時不開課了。我們到時屋裡已有幾個衛生員在弄着紗布棉花，滿地上都是用磚頭墊起來的門板，算作病床。

我們剛到不久，來了一個鄉幹部，他眼睛熬得通紅，用一片硬拍紙插在額前的破氈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擋光。

他一肩背槍，一肩掛了一桿秤；左手挎了一籃雞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鍋，呼哧呼哧的走來。他一邊放東西，一邊對我們又抱歉又訴苦，一邊還喘息地喝着水，同時還從懷裡掏出一包飯糰來嚼着。我只見他迅速地做着這一切。他說的什麼我就沒大聽清。好像是說什麼被子的事，要我們自己去借。我問清了衛生員，原來因為部隊上的被子還沒發下來，但傷員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條棉絮也好。我這時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奮勇討了這件差事，怕來不及就順便也請了我那位同鄉，請他幫我動員幾家再走。他躊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們先到附近一個村子，進村後他向東，我往西，分頭去動員。不一會，我已寫了三張借條出去，借到兩條棉絮，一條被子，手裡抱得滿滿的，心裡十分高興，正準備送回去再來借時，看見通訊員從對面走來，兩手還是空空的。

“怎麼，沒借到？”我覺得這裡老百姓覺悟高，又很開通，怎麼會沒有借到呢？我有點驚奇地問。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帶我去。”我估計一定是他說話不對，說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響可不好。我叫他帶我去看看。但他執拗地低着頭，像釘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聲地把群眾影響的話對他說了。他聽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帶我走了。

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裡，只見堂屋裡靜靜的，裡面一間房門上，垂着一塊藍布紅額的門帘，門框兩邊還貼着鮮紅的對聯。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幾聲，不見有人應，但響動是有了。一會，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鬆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着，臉扭向裡面，盡咬着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這一來，我倒有些尷尬了，下面的話怎麼說呢！我看通訊員站在一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連長做示範動作似的。我只好硬了頭皮，訕訕的向她開口借被子了，接着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這一次，她不笑了，一邊聽着，一邊不斷向房裡瞅着。我說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半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了。

通訊員乘這機會，頗不服氣地對我說道：“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趕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說。可是來不及了，那個媳婦抱了被子，已經在房門口了。被子一拿出來，我方才明白她剛才為什麼不肯借的道理了。這原來是一條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緞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氣通訊員，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說：“抱去吧。”

我手裡已捧滿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訊員來拿。沒想到他竟揚起臉，裝作沒看見。我只好開口叫他，他這才繃了臉，垂着眼皮，上去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轉身就走。不想他一步還沒有走出去，就聽見“嘶”的一聲，衣服掛住了門鈎，在肩膀處，掛下一片布來，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婦一面笑着，一面趕忙找針拿線，要給他縫上。通訊員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

剛走出門不遠，就有人告訴我們，剛才那位年輕媳婦，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這條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妝。我聽了，心裡便有些過意不去，通訊員也皺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裡的被子。我想他聽了這樣的話一定會有同感吧！果然，他一邊走，一邊跟我嘟噥起來了。

“我們不了解情況，把人家結婚被子也借來了，多不合適呀！……”我忍不住想給他開個玩笑，便故作嚴肅地說：“是呀！也許她為了這條被子，在做姑娘時，不知起早熬夜，多幹了多少零活，才積起了做被子的錢，或許她曾為了這條花被，睡不着覺呢。可是還有人罵她死封建。……”

他聽到這裡，突然站住腳，呆了一會，說：“那！……那我們送回去吧！”

“已經借來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認真、為難的樣子，又好笑，又覺得可愛。不知怎麼的，我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呼呼的小同鄉。

他聽我這麼說，也似乎有理，考慮了一下，便下了決心似的說：“好，算了。用了給她好好洗洗。”他決定以後，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統統抓過去，左一條、右一條的披掛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紮所以後，我就讓他回團部去。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向我敬了禮就跑了。走不幾步，他又想起了什麼，在自己掛包里掏了一陣，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你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干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樹枝一起，在他耳邊抖抖地顫動着。

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裡一飄一飄。我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現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紮所的工作人員很少。鄉幹部動員了幾個婦女，幫我們打水，燒鍋，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婦也來了，她還是那樣，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從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時不時的東張西望，好像在找什麼。後來她到底問我說：“那位同志弟到哪裡去了？”我告訴她同志弟不是這裡的，他現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說：“剛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說完又抿了嘴笑着，動手把借來的幾十條被子、棉絮，整整齊齊的分鋪在門板上、桌子上（兩張課桌拼起來，就是一張床）。我看見她把自己那條白百合花的新被，鋪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塊門板上。

天黑了，天邊湧起一輪滿月。我們的總攻還沒發起。敵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燒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轟炸，照明彈也一個接一個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點了無數盞的汽油燈，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在這樣一個“白夜”里來攻擊，有多困難，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啊！

我連那一輪皎潔的月亮，也憎惡起來了。

鄉幹部又來了，慰勞了我們幾個家做的乾菜月餅。原來今天是中秋節了。

啊，中秋節，在我的故鄉，現在一定又是家家門前放一張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燭，幾碟瓜果月餅。孩子們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盡，好早些分攤給月亮娘娘享用過的東西，他們在茶几旁邊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鑼買糖，……”或是唱着：“月亮嬤嬤，照你照我，……”我想到這裡，又想起我那個小同鄉，那個拖毛竹的小伙，也許，幾年以前，他還唱過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餅，想起那個小同鄉大概現在正趴在工事裡，也許在團指揮所，或者是在那些彎彎曲曲的交通溝里走着哩！……

一會兒，我們的炮響了，天空划過幾顆紅色的信號彈，攻擊開始了。不久，斷斷續續地有幾個傷員下來，包紮所的空氣立即緊張起來。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記他們的姓名、單位，輕傷的問問，重傷的就得拉開他們的符號，或是翻看他們的衣襟。我拉開一個重彩號的符號時，“通訊員”三個字使我突然打了個寒戰，心跳起來。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號上寫着×營的字樣。啊！不是，我的同鄉他是團部的通訊員。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問問誰，戰地上會不會漏掉傷員。通訊員在戰鬥時，除了送信，還幹什麼，——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問這些沒意思的問題。

戰鬥開始後的幾十分鐘裡，一切順利，傷員一次次帶下來的消息，都是我們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鐵絲網，占領敵人前沿工事打進街了。但到這裡，消息忽然停頓了，下來的傷員，只是簡單地回答說：“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戰。”

但從他們滿身泥濘，極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從那些似乎剛從泥里掘出來的擔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進行着一場什麼樣的戰鬥。

包紮所的擔架不夠了，好幾個重彩號不能及時送後方醫院，耽擱下來。

我不能解除他們任何痛苦，只得帶着那些婦女，給他們拭臉洗手，能吃得的餵他們吃一點，帶着背包的，就給他們換一件乾淨衣裳，有些還得解開他們的衣服，給他們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跡。

做這種工作，我當然沒什麼，可那些婦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開手來，大家都要搶着去燒鍋，特別是那新媳婦。我跟她說了半天，她才紅了臉，同意了。不過只答應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槍聲，已響得稀落了。感覺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實還只是半夜。

外邊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懸得高。前面又下來一個重傷員。屋裡鋪位都滿了，我就把這位重傷員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塊門板上。擔架員把傷員抬上門板，但還圍在床邊不肯走。一個上了年紀的擔架員，大概把我當做醫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大夫，你可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治好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們全體擔架隊員給你掛匾……”他說話的時候，我發現其他的幾個擔架員也都睜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點一點頭，這傷員就立即會好了似的。我心想給他們解釋一下，只見新媳婦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聲。我急撥開他們上前一看，我看見了一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原來棕紅的臉色，現已變得灰黃。他安詳地合着眼，軍裝的肩頭上，露着那個大洞，一片布還掛在那裡。

“這都是為了我們，……”那個擔架員負罪地說道，“我們十多副擔架擠在一個小巷子裡，準備往前運動，這位同志走在我們後面，可誰知道狗日的反動派不知從哪個屋頂上撂下顆手榴彈來，手榴彈就在我們人縫裡冒着煙亂轉，這時這位同志叫我們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撲在那個東西上了。

……”

新媳婦又短促地“啊”了一聲。我強忍着眼淚，給那些擔架員說了些話，打發他們走了。我迴轉身看見新媳婦已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才那種忸怩羞澀已經完全消失，只是莊嚴而虔誠地給他拭着身子，這位高大而又年輕的小通訊員無聲地躺在那裡。……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絆絆地跑去找醫生，等我和醫生拿了針藥趕來，新媳婦正側着身子坐在他旁邊。

她低着頭，正一針一針地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聽通訊員的心臟，默默地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我過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婦卻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到，依然拿着針，細細地、密密地縫着那個破洞。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低聲地說：“不要縫了。”她卻對我異樣地瞟了一眼，低下頭，還是一針一針地縫。我想拉開她，我想推開這沉重的氛圍，我想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但我無意中碰到了身邊一個什麼東西，伸手一摸，是他給我開的飯，兩個干硬的饅頭。……

衛生員讓人抬了一口棺材來，動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進棺材去。新媳婦這時臉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地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衛生員為難地說：“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眼裡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徵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

茹志娟 浙江杭州人 (1925 –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