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丽说：“我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刘少奇，另一个是林彪，”埃丽卡恭敬地站起来回答道。

“你回答得很对!”周恩来很高兴，从座位上站起来和她握手。由于埃丽卡，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是班上的劣等生。我还不太会说“我来自加拿大”的时候，她已经能说流利的中文了。她是在马里兰州银泉城长大的，从小就在家里说中文。

更残忍的是，有一次，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邀请了一位数学系的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一些和什么新理论有关的东西。结束时，他给我们出了一堆数学问题。即使用英语，我的基本算术技能也很差劲，更别说用中文了，也别说用演算纸、 铅笔、橡皮擦、 计算器和乘法运算表了。我坐在那里愁眉不展，而在耶鲁大学主修数学的埃丽卡，用心算就给出了所有的答案。数学系教授兴奋极了，每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就高兴地鼓一下掌。

埃丽卡不仅擅长数学，而且政治上总是更正确。在她倡议下，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我们请求和我们的中国室友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我觉得这很重要，不只是为了见证中国革命，更要亲身参与其中。根据毛泽东的名言：“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黄干部再一次哈哈大笑，他肯定地说，我们不会习惯。但是在埃丽卡对他发誓赌咒说出重话以后，他终于让步了。此后，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六，我们都去挖沟，搬砖头，帮助建造北大新图书馆。文化大革命的教条认为，我们只有把自己浑身上下弄得脏兮兮的，才能成为更好的人。休息时，我擦干脸上的汗，检查我的世界观。令我懊恼的是，我觉得自己改变不大。但是，我觉得学校领导让我们挖沟是聪明的一招。其潜台词是：好好学习！否则，你一辈子就得干这个苦力！

当时，我并不知道北京大学原来是毛泽东的老婆和她激进同党 (回来他们被清洗后称作“四人帮”）的据点。毛泽东夫人的运动直接影响到学校，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例如，1972 年，北大为响应“深化教育革命”的运动，就给学生安排了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有一个星期天，天正在下雨，学校领导宣布，我们得挖一个新的游泳池。只有我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不等到雨停了再挖? 即使是农民也不会在雨中劳动的。”大家礼貌地等我说完，然后我们都冒雨出去干活去了。

虽然我的同学都算作工农兵学生，但是很少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子女。张红的父母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北京市的中层官员。她被归类为农民，因为她曾在红色首都延安劳动过几年。令我吃惊的是，她并不是党员。几年后她告诉我，“很明显，你会感觉到人们正在观察你。”当然，我们一直被考察，但那时我很天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张红的工作就是把我的情况包括隐私向罗宁报告。罗宁是党员，一个充满自信的年轻军人，她脸上长满了雀斑，褐色头发梳成细长的辫子，塞入红五星军帽里。罗宁让我想起一只霸道的母鸡，她长着一副梨形身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倒还真像只母鸡。她的权威不是凭空来的。她的父亲是罗荣桓元帅，政治局委员，中国军事等级最高的十大元帅之一。

我不知道罗宁曾是一个红色公主，有自己的服务员、保镖和豪华轿车。也不知道她的玩伴包括邓小平的女儿，1963 年罗荣桓元帅去世以后，邓小平的女儿曾临时搬到她家，安慰罗宁和她的妹妹。她父亲曾在林彪和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过，他的早逝显然保护了罗宁在文革期间免受迫害。她没有被发配到农场从事繁重的劳动，她参了军，在当时是非常理想的工作分配。她从军队很容易地进了北京大学。

作为班里团支部书记，罗宁总是忙于改造其他学生，因此张红便向另一位党员王立志报告。王立志是班长和历史系学生会主席。王并没有赢得任何竞选 ；共产党任命她担任这些职务，因为她既坚定又可靠。王长得壮实得像一头公牛，五大三粗，嗓音嘶哑，她知道如何使用枪，摔跤时一下子就能把人摔倒在地。她是一位炼钢工人的女儿，曾在东北地区的炼油厂大庆作过警卫。大庆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工业的楷模。王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保护大庆油田不受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抵抗帝国主义来自外部的攻击。”

我和埃丽卡都不知道我们的室友在把我们的情况向王立志汇报。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中唯一一个坚持和我一起练习英语的。“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peoples! ”（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她会这样喊，因为使劲脸色微微泛红。所以当我们听到王要过二十岁生日时，我们决定给她买一些生日礼物。但是买什么呢？我们担心买的东西太好，可能会被视为企图诱惑正直的党员。埃丽卡给她买了一些核桃，并且为她写了一首中文打油诗称赞她的美德，开个玩笑。我则送她一包糖果和一个双喜乒乓球。

那天晚上晚饭后，我们敲了敲她的门，然后大摇大摆走进她的房间，唱起了“生日快乐”。当我们送给她礼物时，王脸色煞白，然后变得通红。“生日快乐！”我和艾丽卡大声喊。“No! No!”王用她蹩脚的英文喊起来，后退几步，好像我们送给了她一本理查德 · 尼克松的语录一样。“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她叫起来，用手指着我们的鼻子。我和埃丽卡觉得很难堪，但却不知道找什么台阶下。我们不得不想法收场。王朗读了那首打油诗，皱起眉头，批评埃丽卡不该写这样令人作呕的溢美之词。“一个党员必须谦虚!”她说。我们胆怯地笑了笑。埃丽卡的流利中文也不管用；她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说打油诗，也无法解释说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王把我摁在墙上，并试图把乒乓球塞回我的口袋里。最后，埃丽卡和我尴尬异常，冷汗直淌，落荒而逃。

就在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前，我的同学们决定开一个晚会。“我们来玩儿玩儿吧！”张红说。这将是我在中国大学的第一次狂欢！我激动地想。我发现这个所谓的晚会更像是为四岁孩子举办的生日聚会。我们聚集在一个学生房间里，强烈的日光灯照着我们六位，全是女生，一个个正襟危坐，围成一圈，一边嗑着葵花籽，一边喝茶。大家都在咯咯地笑，而我却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好笑的，但我觉得很开心。没有人有卡带播放器一样的高级设备，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娱自乐。我们轮流，逼着每个人都唱京剧或者革命歌曲。他们都是老练的歌手，唱歌是从幼儿园起就反复练习的一种技能。

但轮到我的时候，我忘了怎么唱“啊！加拿大”的歌词，而这是我会唱的唯一一首加拿大歌。埃丽卡和我一样五音不全，唱得很糟糕，于是决定用一个保险的方法：数字。我们一起嘁嘁喳喳地喊出，“"Row, Row, Row Your Boat”（“摇啊，摇啊，摇你的船”和“Kumbaya，My Lord” （主啊！到我这儿来吧），但我们俩都不知道如何翻译“Kumbaya”。大家要求我们再表演一个，于是我们表演了乡村土风舞蹈，这不需要翻译。然后我们都回到我们的房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