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任

    什么主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是个什么东西？就是革命委员会。“文革”之初，“革命造反派”夺权，成立的管理机构叫革命委员会。毛泽东闻之赞许“还是革命委员会好”。从那儿以后，中国政府各个方面，层层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我说的这个张主任是我在农场当“知青”时所在分场的“革委会”主任。

    张主任早先是农场附近一个屯子的生产队长。“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让“军宣队”、“工宣队”和“农宣队”进驻闹派性的各个单位进行“政治整顿”。张是那会儿作为“农宣队”派驻到农场来的。过后不知为什么就留在农场当了一名基层干部。就张个人来讲，他可是一下子成为了领工资的国家干部。看来这人脑子精明，能从一个生产队长变成国家干部，那可不是“不知为什么”。

    我记得张是在1971年从别的分场调到我所在分场的，调来时任“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他便转成正主任。此人个儿不高，40出头的样子，身体匀称，五官端正，面色较黑，总爱穿一身中山装，戴个布帽子。一般农场干部都是复转军人或原来是劳改农场时的狱警。像张这样出身农民的干部少之又少。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很会干农活，总在“知青”面前示范如何用锄头铲地和用镰刀割庄稼；而且他总在夏锄组织“大会战”，并亲自上阵督促“知青”干活。这家伙特狠，夏锄时天长，早上三点半“知青”依里外斜地走出场区，扛着锄头下地时，他已经叉腰在路口站着了，手里也拿着把锄头。晚上八点半了，他才让“大会战”的“知青”们收工回宿舍。一天在地里吃两顿饭。平时他也总在各个连队跑。他还善于辞令，讲话一套一套的。此君还特善于搞“政治宣传”，因为他，我所在分场成为农场“做好‘知青’政治思想工作的典型”。不过他没有像我们“知青”预料的那样很快升迁。在我1979年离开农场返城时，他仍然在分场任“革委会”主任。一般猜测，他“上面没人”；不过在分场里他可是真正的“土皇上”。

    张主任似乎特看不上上海“知青”。上海“知青”一般比北京的大五、六岁，比东北“知青”大两、三岁。后来的哈尔滨“知青”则比上海“知青”小10岁左右。上海人是有自己特点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出工不出力”。我现在想，这说明他们很现实。作为一个“知青”，干活再好有什么用？提干和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是极少数人的事，且有“后门”才成。既然干多干少每天一样拿1块两毛五分五（“知青”的日工资），那当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磨洋工”。

    记得那是1977年夏锄的一天。张主任在我所在连队督阵铲地。忽然他让大家都停下来，去“参观”某个上海“知青”铲过的地。那当然是跟没铲一样，杂草只是把叶子锄掉，根仍在土中。完了，他当众挖苦这位上海男“知青”，“你还像个人嘛？蔫头耷脑有没有精神气？谁教你这样干活的？在农场已经快10年了，是真不会吗？”他顿了顿，上下打量这位低头站着的，衣着不整的上海男青年。“哼，还像个男子汉吗？在过去，你都该当爷爷了。现在一挨训就像个三孙子的样子。”说这位上海“知青”过去“该当爷爷”？噢，过去农村结婚早，又往往媳妇岁数大。很多男孩子不到15岁已经娶媳妇了。如果两代都是这样，可不30岁当爷爷嘛。

    其实张主任是“见人下菜碟”。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同样铲地铲得一塌糊涂，可他假装没看见。1976年以后，北京“知青”最先搞“病退”（在医院搞自己有病的证明，以身体有病不适合农业生产劳动，退回原城市），那时已走了一半以上，剩下的也干活吊儿郎当。我和哥儿几个在连队里尤其捣乱，干部们看见就头疼。他为什么不狠狠地整治我们一家伙？看来是“柿子捡软的捏”呗。再说，北京的臭小子们属于那种“土匪型”的，在连队里总是偷鸡摸鸭勒狗，干部一管，真敢上来就揍。动不动还扬言“烧你们家柴火垛”。

    到了1978年，我所在连队就剩下几个北京男“知青”了。那时我们已经办好了“病退”证明，准备在年初“退回北京”。没成想农场党委“冻结病退”，直到年底才又开始办理。我们这个生气，结果就更大闹特闹，连队里是鸡犬不宁。那时连队的干部们真是敢怒不敢言。我们也不干活了，但把考勤表画成全勤。我们还得吃饭呀。

    有一天，张主任来到连队，中午的时候特地让我们这几个北京的臭小子和他一起“吃饭”。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管他呢，分场主任让我们坐陪肯定会有顿好吃的。果然，桌面上有酒有肉，还有几位连队干部坐陪。张主任开门见山。他说农场党委“冻结病退”他也很遗憾。他也希望我们能早日回北京和家人团聚。他说只要“冻结”解除，他立即把我们的“病退材料”递上去。不过现在呢，他觉得我们也太闹了点。张主任拍着胸脯说：“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在连队里不给我闹事。每天不干活都算出勤。再也没人叫你们去干活。”

    本以为会有“鸿门宴”，结果竟是这样的“条约”。我们自然答应。后来在连队里也真没怎么惹是生非。后来听说，分场里干部们对如何整治我们几个北京臭小子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狠狠地整治，不给他们办“病退”；一种是赶紧让他们走，让他们到北京祸害去。张主任说：你整治他们恐怕更糟，这几个秃小子没家没业，光棍一条，把他们惹急了，上来杀你怎么办？他们惹了大祸自有公安局收拾。你要是被他们报复了，家破人亡啊。啧啧，惭愧，惭愧。可我们在农村也真是精神上绝望啊。

席间张主任和我们有说有笑。他还讲了1960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往事。那时张主任是生产队长。我算算他当时是30岁出头。因为粮食超购，屯子里的人们饿瘪了肚子。他决定“自己想办法”。他所在屯子距离公路不远，部队农场和劳改农场总有拉粮的卡车通过。夜里，张带着屯子里的小伙子们藏在上坡路边的草丛中。把一条特别结实的井绳一头拴在公路边的电线杆子上，一头拴个大锚钩。看见一串拉粮车过来就都藏好了。等最后一辆车刚过去，藏在草丛中的一个小伙子跳起来，拿桌拴着锚钩的井绳快步冲在后面，使劲一抛锚钩。锚钩带着井绳飞上了车，往往挂住一麻袋粮食，并把粮食麻袋拽下车来。他们总是成功。这些粮食让屯子里的百姓们免于挨饿。我听了不禁问：“那‘上面’知道了怎么办？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儿。”

张主任看了我一眼，一笑，“那我就摊上大事啦。好在乡亲们没人想这么干。”他又叹口气，“我是队长，乡亲们饿成那样，怎么能不管呢？只好如此啊。”

大家听完都不吭声。“来呀，喝一杯吧。咱们现在是朋友啦。是朋友就该无话不谈。”我们相互看了看，都举起杯。我心里还真肃然起敬。这才是好干部。

    记得1978年，我和我的挚友黑子成天就是在原野上漫游高歌，画画写生，用自制炸弹炸鱼。日子也真过得惬意。连队里还有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呢，他们都怎么生活的？我好像印象不深。因为那时，连队的干部把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同其他“知青”隔离开，让我们单独住一间小屋。有时我们也会去原来的宿舍看看，好像死气沉沉。上海“知青”收了工就一个个靠在行李卷上，用衣服盖着头一声不吭。还有的人就是坐着一根根地吸烟。他们也都办好了“病退”证明，等着“解冻”的那天。

    据我所知，一些上海“知青”没少给张主任送礼，甚至送钱（这也没什么，无可奈何的办法嘛）。有个曾是分场小干部的上海“知青”办好“病退”后，临走前的晚上拿着个账单去张主任家“登门拜访”。他亮出帐单说几年来给张主任买的东西还没受到钱。账单上的钱数差不多有500人民币。张先是一愣，然后对他儿子说：“四儿，把柜子里的钱匣子拿出来。”那小钱匣子里都是钱。张数了500元递个那位上海“知青”。“凑个整，500，我们两清了。”

    说到那“四儿”，他可是个恶少。不过我还和他挺熟。1978年的一天，我看见他到连队来，揪住一个上海男“知青”就是几个大耳光。大家都吃了一惊。那上海青年面色难看，但不敢还手。我当时脑袋“嗡”的一家伙。他毕竟打的是“知青”。没想到他又直接走到我面前，轻轻拍拍我的肩膀，拉着我走到一边。他说那上海“知青”侮辱他老爹。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见我不说话，又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农场的往事啊，又一幕幕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