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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蘿蕤（1912—1998），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英語系。1935年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為英美文學研究生。1946年和1948年先後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趙蘿蕤曾追憶當年選擇清華的情境時說：“作為女性，我能夠選擇的生活道路夠狹窄的。我大學畢業時才二十歲。父親說怎麼辦呢，還是上學吧。清華大學就在隔壁，去試試考一考。那裡有個外國文學研究所。”當時清華的外國文學研究所除了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結果，趙蘿蕤法語及格了，德語卻吃了一個零分。不過，她的英語確實過硬，考了一百分。吳宓老師說：“行。德語等入學後再補吧。”就這樣，趙蘿蕤被錄取了，並且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她在清華學習了三年，聽了吳宓的“中西詩的比較”，葉公超的“文藝理論”，溫德的許多法國文學課：司湯達、波德賴爾、梵樂希等，還跟吳可讀讀了英意對照的但丁的《神曲》。

一、

我是很晚才有幸結識趙蘿蕤的。1948年3月，我從美國印第安那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當時已有數十名中國研究生在那裡深造，多半在“國際公寓”寄宿。我到校後也住在那裡，結識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趙蘿蕤、周珏良、查良錚(穆旦)等人，他們都是國內英語界的精英，我的良師益友，後來數十年中的患難之交。

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聯大見過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紹的。當時他已從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級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別九年，倒成了朝夕過從的異國同窗。

在芝加哥大學的趙蘿蕤

趙蘿蕤是西語界資深望重的前輩，無奈我孤陋寡聞，卻有眼不識泰山。當時蘿蕤已完成研究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說的博士論文，頗得系主任威爾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讚賞。幾年的寒窗苦讀已大功告成，這時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已提前於1947年先行回國，任教清華，因此她有富餘的時間常與珏良和我討論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問題。我們三人都師從克萊恩(RonaldS．Crane)教授等大師，鑽研他們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原理創建的“新亞里斯多德學派”(或稱“芝加哥學派”)的文學批評理論。蘿蕤熟諳中外文學名著和文學理論，分析研究常有獨到的見解，說來娓娓動聽。但不論日常交往，或談詩論文，一向溫文爾雅，文質彬彬，從來沒有一點資深前輩居高臨下的神氣。在全體中國留學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大家一起出遊時，她“龍頭”，我“龍尾”。

1948年秋冬之間，蘿蕤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來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學位。這時平、津局勢緊張，萬一南北交通受阻，蘿蕤深恐不能實現學成回國的願望，便毅然決然在年底以前不顧一切兼程回國，幾經周折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當時的圍城北平，到燕京大學西語系任教。不久之後，朝鮮戰事爆發，燕大的美國教授紛紛回國，蘿蕤接任系主任職務。由於師資不足，除了原有的學貫中西的青年教授吳興華，和在國內延聘的俞大綱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她又報請陸志韋校長電聘我回國來共事。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蘿蕤親自到前門火車站接我。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風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有些憔悴了，但風度不減當年。

趙蘿蕤與丈夫陳夢家（左一）及朋友合影

到了燕園，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蘿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溫馨殷勤的款待。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夫婦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裡。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里安放着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這時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兒。趙老不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會的亞洲主席，而且是全國聞名的杜甫專家。蘿蕤從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二十歲自燕大西語系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兩年後就將美國詩人愛略特(T.S．Eliot)以晦澀聞名的長詩The WasteLand(《荒原》)譯成中文，受到專家學者的交口稱讚。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選的研究專題又是以艱深聞名的亨利·詹姆斯長篇小說。我在風景如畫的洞天學府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竟又得在這般清高優雅的人家流連，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怎麼也不會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會一去不復返了。

二、

到校後不久，我就上課了。我從未教過書，蘿蕤卻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英文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我只有十來天時間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只好臨時抱佛腳，勉為其難，深恐有負蘿蕤大姐的信任和期望。不料幾個月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從天而降，不僅要“人人過關”，而且衝擊了教學工作，我教的“英國文學史”下馬，我倒落得清靜，也免得蘿蕤為我操心。

“思想改造運動”一打響，市委工作組進駐燕園，發動全校師生批鬥趙紫宸、陸志韋、哲學系主任張東蓀，要求人人和他們“劃清界限”。作為西語系系主任，蘿蕤不僅僅要檢討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參加各種大、小會議，沒完沒了地檢討在領導教學工作中“重業務，輕政治”的錯誤傾向，疲於奔命。

“思想改造運動”告一段落，緊接着上級宣布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解散，燕京和輔仁按不同科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統一分配。7月，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系教師分配情況。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餘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她讓我放棄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萬里來歸，而現在卻只能讓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的英語教授陣容，以芝大英語係為藍本建立一個優異的英語專業。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儘管她平日總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既是趙紫宸的女兒，又是陸志韋的乾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經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夢家在清華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親在被長期批鬥之後也被迫告別任教多年的燕園。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只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去南開報到。不料又奉命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翻譯工作，直到1952年11月才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距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成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新主人。

三、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之後，和原燕園同仁聯繫不多。1956年夏，我又被調回北京，在西郊一所外語學院英語系任教。學院離“新北大”不遠，我有時在周末或假日去看望蘿蕤，但她大部分時間住在市內家中，因此也難得見上一面，說點閒話。1957年我中了“陽謀”暗算，輾轉聽說夢家也落難，蘿蕤受打擊，患了精神分裂症。1958年，我發配北大荒，從此顛沛流離，多年與蘿蕤不通音信。只知道她仍在北大任教，但身為“右派”家屬，又為精神病所苦，日子一定不會好過。及至“十年浩劫”臨頭，又輾轉聽說夢家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風血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蘿蕤從此孑然一身，精神分裂症更形加劇。

“十年浩劫”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原單位任教，重新見到蘿蕤，真“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當年從燕大調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語教授中，三位都在“浩劫”中死於非命。蘿蕤碩果僅存，但她自己在市內的家、夢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畫、她的斯坦威鋼琴，都沒逃脫“橫掃”的命運。

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術館后街二十二號一座歷史悠久的四合院內，兩間朝西的小屋，裡面一間放了一張小床、一張小書桌、兩三把椅子。這是她的臥室兼書房，也是她接待國內外來訪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間放着幾個書架，藏書中包括她當年在美國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說和愛略特簽名的詩作。她畢生以讀書為樂，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節制。她熱愛音樂，現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裡傾聽西方古典音樂的錄音。和沈從文一樣，她從來不談個人的苦難經歷。正如楊憲益和戴乃迭從來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獨子之痛一樣，她也從來沒有提到過她的喪夫之痛。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藥，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時抽搐，便問她是否可以減少劑量。她的臉立刻變色，質問我：“你要讓我犯病嗎?”我後悔說話唐突，同時也突然認識到，這麼些年來她形影相弔，不定受到過怎樣的夢境的煎熬。哪怕一個詹姆斯式的悲劇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氣和尊嚴承受她的苦難。

令我感到驚喜的是，泰山壓頂的苦難並沒有使她顧影自憐，一蹶不振。我重返北京之後，有機會去市內，一定和老伴兒一道去看望她，一杯清茶，談天說地。或者約她去吃個小館子，打個“牙祭”，反正讓她高興我們也就高興。有時還帶上孩子或親戚或外國友人去拜見這位倖存的國寶，她也樂於接待。我也常和她一道參加一些學術活動。1980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在成都主辦外國文學學會成立大會，雖然路途遙遠，蘿蕤也不畏長途跋涉，和我搭乘同一趟火車前往成都赴會。1984年春，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rvine)英文系克里格(Murray Krieger)教授應我的邀請來廣州中山大學作系列演講，她也欣然應邀赴會，談笑風生，而且從來沒有要求特殊照顧。

1996年的趙蘿蕤

令我感到更加驚喜並肅然起敬的是，她以衰病之軀，且又老眼昏花，卻堅持不懈地從事教學和科研。英文系出版的《歐洲文學史》巨著由她和另外兩位教授負責編寫的。她擔任英文系博士研究生導師，傳道授業，既慈祥又嚴格。我曾應邀參加過她的博士生的口試，深為她的敬業精神所感動。她早年翻譯的愛略特的長詩《荒原》久已膾炙人口，八十年代初又應上海譯文出版社之約重新修訂。同時，她又毅然投身翻譯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經典巨著《草葉集》(The Leaves of Grass)。在她那僅能“容膝”的小屋裡，夜以繼日一面鑽研惠特曼的全部作品、一切有關詩人和《草葉集》的學術著作，一面伏在那張小書桌上，用她那一筆不苟的書法，重鑄惠特曼前無古人的詩篇，長達十二年。在這個期間，上海譯文出版社又約她翻譯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說選。她忙於翻譯《草葉集》，只抽空翻譯了《黛茜·密勒》和《叢林猛獸》兩篇，其餘三篇和詹姆斯的著名論文《小說的藝術》就由我完成了，1985年出版。和她合作的過程也是向她學習的過程，可惜只有一次這樣難得的機會。

1988年，我和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葛鋼(Ed Gargan)談起蘿蕤大姐劫後餘生翻譯《草葉集》全文的“壯舉”，他深受感動，央我幫忙安排登門採訪。葛鋼在那間小屋裡進行採訪之後，寫了長篇報道，登在1988年2月16日《紐約時報》的頭版，引起美國研究惠特曼的學者極大的興趣。為了表彰她畢生獻身文學研究和教學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學邀請趙蘿蕤博士回母校參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動，並授予“專業成就獎”。

1993年9月，蘿蕤又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請，去講學兩周。9月24日，她從中大寫信到美國給我，信中提到她不久前看過年初在紐約出版的我用英文撰寫的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我還在為你的書而感到振奮。”又說她曾和中大英文系教授提到我的書，“我說不但內容一字動不得，即文字也一字動不得。”同時，她也知道這本紀實作品，雖然平實之極，卻已經使我們陷入“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的境地。在信的結尾，她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向我們發出深情的邀請：“你和怡楷來京可住我處，我們現在西屋作客房，有全套衛生設備。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飯。”蘿蕤大姐老境淒涼，竟然還要為我這個無家可歸的遊子的食宿如此操心，怎能不令我感慨萬千，欲哭無淚。我只能等形勢允許時再作歸計，面謝大姐的關心愛護了。

1997年秋，北京一所英語學院邀請我來年返京講學，我指望終於可以重新回到蘿蕤大姐身邊了。怎麼也沒料到，1998年元旦就傳來了噩耗，蘿蕤大姐已含恨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風雨人生的道路。當年她領軍的燕大西語系五名教授中，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不到四年之後，她度過黃昏歲月的那座被文化專家們稱為“集建築、人文、文物價值於一身”的故居，面臨巨大商業利益的衝擊，也在推土機下死於非命。

2005年10月我回國探親訪友，曾在上海作短暫的停留。8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偕怡楷前往上海博物館，專程參觀陳夢家先生生前搜集的明代家具精品，憑弔兩位故人。五十五年前在他倆朗潤園家中做客的光景，歷歷在目，物在人去，恍若隔世。但願蘿蕤大姐在天之靈不再為我這個羈留海外的八五老人的食宿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