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嗜血的动物：它先吞噬敌人，然后吞噬朋友，最后吞噬自己的儿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皆是例证。法国革命先杀路易十六，再杀温和派丹东，最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先杀尼古拉二世，然后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送进地狱；中国革命先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后迫害右派，再清除刘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后出生的雨果盛赞法国革命，说：“革命是风暴。风暴之后，人类受到呵斥，历史却前进了。”这是文学的抒情，不是历史的真实。不同意雨果的浪漫，无名氏在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写道：“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请你们不要忧伤，如果我活著，你们谁也别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剧，不是它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而是它会吞噬自己的理想。 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权宣言》被锁进木箱，数万公民被作为“国家公敌”处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城市。同样，在俄国和中国，以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为宗旨的共产革命，没有解放一个人，却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权等级社会。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关头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赛跑，似乎两者是替代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与革命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文革结束，人们厌恶革命，纷纷写文章告别。但好景不长，刚告别共产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鹅绒”、“颜色革命”。据说这类革命很温和，可以改朝换代，却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后，会有波兰式的圆桌会议，然后就是民主共和。的确，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解体，东欧八个共产党政权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没发生战乱。问题在于，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权是几百万颗人头换来的，历经二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来之不易，去之必难，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恐怕谁也关不上。 退一步说，就算“天鹅绒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精英仍负有收拾残局的责任。毕竟，圆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几个人，而精英中想当皇帝的，何止万千？谁能保证，那些革命后没挤上圆桌的，不发动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读点历史，看看辛亥当年各省的督军，1949年还有几人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者说：“你长期不回国，根本不了解国内情况；这是最后一次革命，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中国长期动乱。”面对精英的自信，我承认自己无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谜，那里发生的事经常颠覆人类常识。然而，假如我是对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诈下愚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的问题始终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 “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 上诈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下愚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卖还帮人数钱。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是天下最无解的毒药，也是中国革命的土壤和根源。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大跃进）；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 自汤武以降，中国经历无数革命，哪一次不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哪一次又曾推动历史半步？国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不要皇帝，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没有那么多革命。中国革命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目的是宪政、自由、独立。不同的目标，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美国革命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国人造反，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楚怀王的宠臣屈原，还是贾宝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宁死——不让我做奴才，我死给你看！ 除了自由精神，国人更缺乏的是独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做人。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稳了奴才的时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时代。前者称为治世，后者称为乱世；处治世是奴，居乱世为犬。既然从未做过人，又谈何独立，遑论人格！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脏也有底线；在中国，政治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美国朋友问：中国政治的底线在哪？答：底线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国政治缺乏底线，从左右之争可见一斑。表面上看，左右两派泾渭分明：左派主张公平，右派强调自由；左派拥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阵线分明，势不两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线，两派又是那样的相像：当局判刘晓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乌有之乡，右派欢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里容不下汉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专制，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在政治伦理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区别。 在专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远是老佛爷，下面的永远是义和团。（资中筠）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反对潮流，无视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有什么错？ 随著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中国精英告别马克思，集体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上帝，鬼使神差，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说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恶是反革命，民主时代最不正确的事就是反民主。至于为什么革命就那么神圣，民主就那么正确？没人能够回答。 在民主问题上，左右两派不乏共识。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点，双方都想争夺这面大旗。问题在于，两派当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民粹对民主的热衷，不亚于当年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这种热衷，决定了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色。 法国革命曾见证“革命之后挂路灯”的悲惨场景——六万巴黎人被送上断头台。今天中国还没有民主，“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威胁已不绝于耳，对此笔者亦有所领教。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独立学者端木赐香说：“现在不民主不自由，我还勉强在中国住著，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饭也得逃亡国外去。胡适的那种冬江水冷鸭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储安平，你们民主自由了，我跟著你们走，走著走著我就没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个人的人治，寡头是少数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治。沿著民主的路，走不出专制的怪圈，正如沿著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环一样。事实上，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规；它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经济自立，道德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但党现在领导一切，不容挑战；西方传统文化中，民主不是一个好词，但民主是选民的上帝，无可置疑。亚里士多德视人民为暴民，英国贵族迟迟不肯实行普选，美国国父以宪法来约束民主（宪政民主），皆反映了对民主的恐惧。谈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图一语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找医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它放在欧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药，放在阿拉伯是诅咒，放在中国会大乱。换句话说，民主并不是不好，它只是没有政客们说的那么好，那么普世。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选举；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程度。 五四火烧赵家楼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国或许现在已经民主。在中国政客手里，民主与革命一样，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 年的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民主。国人在专制下是顺民，自由中是刁民， 动乱时是暴民。此乃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不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公民，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照样解决不了！ 人民并不神圣，民主未必万能。把信仰/主义推到极致，只会把中国再次引入地狱——对此国人并不陌生。地狱有很多入口，我们刚经过的那个叫共产主义，精英正热衷的是民主主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一些其它的主义。 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国人最需警惕的，是主义。
今天人们评论毛泽东，说法各异。刘小枫说毛是“国父”，王康说毛是“国贼”。争论没有标准，自然也无答案。其实，共产党的命运决定毛的历史地位：共产党兴，毛就是“国父”；共产党亡，毛就是“国贼”。“国父”还是“国贼”，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那些认为毛泽东是圣人的人，必须面对几千万亡灵；那些认为毛泽东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经走火入魔。其实，毛离我们不远；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刘宾雁） 善良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谴责毛泽东独裁。问题在于，在那个时代，谁不独裁？相比之下，北洋军阀不那么独裁，结果是被更独裁的蒋介石打倒。与毛相比，蒋多了一份仁慈，重庆谈判时蒋效法楚霸王，说：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听余英时先生论史，说蒋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背信弃义，怎么最后对毛就没有再流氓一次？ 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著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丛林中厮杀，相信枪杆子里面的逻辑。1949年，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直言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因为他亡了军。 毛泽东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是他的斗争哲学。毛一生好斗：与天奋斗，搞大跃进；与地奋斗，搞人民公社；与人奋斗，搞阶级斗争；直斗得抬头无亲，举目无敌。最后，搞文革，与上帝斗——“欲与天公试比高”——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毛没有败于政敌——他们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地狱——却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挑战上帝，向人性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毛连自己都没有改变，直到去世为止，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也完全适用于毛泽东。 毕福剑事件显示，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爱毛的人，爱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拼死一战。爱憎如此分明， 社会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军阀混战，仅就毛泽东功罪评价和纪念堂去留引发的冲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让亿万生灵涂炭。
笔者以上逐段评析了冯胜平先生在明镜网站上发表的该长文的第一页的导语和第一部分。为了对冯胜平先生公平，也为了对读者认真负责，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笔者绝无耍花招断章取义的动机或机会，笔者顺次逐段完整地引用了冯先生的原话（只是为了文脉顺畅而提前引用了“世上有两种革命”那一段）。 从以上评析来看，冯先生的文章确实是段段甚至句句有问题。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还需要指出，冯先生长文的问题并不是恰好都集中到了导语和第一部分，而是问题通篇都是，比比皆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拿冯先生文章第六部分的第一段为例：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笔者碰巧也懂一点英语，但笔者的理解跟风先生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不得不在这里说，冯先生的这一段话再度典型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是不知所云，他对英文文句、英文文献、基本的政治学知识乃至常识不甚了了，但却非常大胆，动辄作出宽泛无边的论断。 具体地说，冯先生这一段话至少显示出三个大问题： （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在英语世界（以及非英语世界）被普遍理解为他只是道出了一个截至目前依然颠扑不破的政治学道理，这就是，民主制度能给人带来的安慰只是民主只能让人可以确保政权不至于变成最坏的政权（即民主制最坏，但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坏；换句话说，跟其他所有政权形式相比，民主不能保证是最好，但能保证不是最坏）。 然而，冯先生却别出心裁，将这一名言解读为“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好像是民主与专制独裁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冯先生的这种话真让人不知道他究竟是太糊涂，还是在玩高级黑。 （2）另外，冯先生将毫无争议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丘吉尔描述/形容为民意煽动者（demagogue），显然也同样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别出心裁。按照冯先生的描述，一个自然的结论必然就是，丘吉尔与希特勒没有区别。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冯先生似乎习惯于这种将不同的概念一锅煮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也能毫无挂碍地将独夫民贼毛泽东跟反专制独裁的公共知识分子一锅煮。 此外，冯先生好像也不知道，早在人类最初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领导人伯里克利就把敢于违逆民意、坚持原则视为合格的民主政体领导人的应有操守。而丘吉尔率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胜利不久之后就被选下台，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这个政客拒绝把选民当上帝，拒绝为了讨好选民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丘吉尔当时的一个重要主张是，要警惕并应对苏联独裁政权危害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客或政治家都是伯里克利或丘吉尔，但冯先生视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或政客伯里克利、丘吉尔为无物，显然是成问题的。 （3）冯先生显然不知道，他所谓的丘吉尔名言其实并不是丘吉尔本人的，而是别人的，是1947年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言引用别人的话。丘吉尔引用那句话时的上下文是：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