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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抗战时究竟做了些什么？

——驳右派“精英”篡改抗战史的陈词滥调

今年是纪念“九一八”事件八十周年，此时，想起一些右派“精英”们大肆宣扬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的陈词滥调：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200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以此诋毁毛泽东思想，攻击共产党在抗战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整个抗战中真的就像右派“精英”们所说的那样吗？让我们用事实反驳右派“精英”们的反动谬论

一、二次世间大战中国抗日战场的作用

从当时的战略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共的胸怀还没有狭隘到剽窃国民党功劳的地步。客观地说艰苦的抗日战争其实只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西方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为辅战场。中美两国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付出拖住了法西斯阵营的日本，使得以苏联为首的苏、英、美集团避免遭受两面夹击，在欧洲能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打击德国，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亚太战场，太平洋为主战场，中国大陆和南亚为辅战场。以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拖住了日本军队的大部分机动力量，保证了美国在太平洋主战场的胜利或优势。在中国战场，国民党方面负责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正面战场，以共产党为主的抗日力量负责敌占区的辅战场。敌后战场拖住了至少70%的日军和伪军，保证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方面坚持到最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也为敌后作战的共产党减轻了压力。

二、国民党抗日的战略方针

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的策略是：在抗战中保存自己嫡系部队的实力，依靠外援借助日本鬼子的屠刀消灭地方杂牌军以及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等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还像抗战前那个样子，蒋介石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继续统治中国，这是蒋介石不公开的计划。共产党的策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人民的武装，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消灭日本鬼子，将鬼子赶出中国去，为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国民党的抗日策略既错误又卑劣，共产党的抗日策略既正确又高明。就决定了国民党不抗战、或消极抗战，其失信于民心，失信于军心，最后结果是失道寡助，为国民党必败奠定了基础。共产党的抗日战略团结了和发动了全民抗日英勇杀敌，也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最后得到多助，为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请问右派“精英”国民党这样能够积极抗日吗？蒋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民族英雄。

三、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当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虽然比关内部队差，但比起中国其他武装派别和驻扎东北的日军还是十分先进的。步枪型号为六五、七九，迫击炮是16年式。空军方面有5个航空兵队，飞机全是购买或列强赠送的。海军方面，拥有大小舰只21艘，3.22万吨，舰队官兵3300人。主力舰“海圻”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其余还有“海琛”、“镇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战舰。东北军在北大营的兵力有8000人，日本关东军3000人；奉天省内东北军军力9万人，日本关东军 10500人（日本陆军第2师团）。除此之外，驻扎在直隶、热河以及山海关一带的25万东北军主力也可迅速驰援。整体看来，东北驻军和日军力量对比占绝对优势，而且在装备上亦有相当优势。关东军在事变时不仅没有空中武装力量，甚至在轻武器方面也没有装备高技术含量的武器。由于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后撤的三海关关内，让日本的关东军迅速而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三省。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得逞的。更重要的是，日军资源匮乏，打不起大规模的持久战。而且当时日本国内也分成主战、主和两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击的话，日本国内主和派必能占据上风，东北就可能不会沦丧，或不会这么容易就沦丧。

但最后的结果出乎国人意料，双方才刚交手，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就全部落入日军之手。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准备和组织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

这时蒋介石不是领导的四十万国军抵抗外来侵略者，却在江西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准备和组织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的红军。特别是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的举动助长了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大幕，它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亡种灭族的危急关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事件，它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留下大量的抹不去的历史事实，给国人带来的是永远难忘的耻辱。让积极要求抗日的全中国人民和强烈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对政府感到失望，其影响极坏。请问右派“精英”这样国民党是在领导抗日吗？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民族英雄。

四、国民党被迫抗日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久爆发了“一二&＃8231;九”运动﹐形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5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完全屈服，与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0月，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寇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个县的国土便脱离了中国的统辖。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 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1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 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12月9日，北平学生3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

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一二&＃8231;九”运动。此后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成了推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起点。

形成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触动了国民党军中的爱国人士，纷纷要求一致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救国。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纳谏。1935年，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并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续范亭的壮举，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有力揭露和抗议，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遇救不死的续范亭继续为抗日奔走。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 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军中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同红军和解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1935年,蒋介石调张学良到陕西"剿共".在战场上,东北军近三个精锐师被歼,损失惨重.蒋介石趁机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打回老家去人"的救亡口号,深受东北军下级官兵的欢迎.他们自动停止和红军作战,并同红军联欢.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张杨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无理训斥。他们于12日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最终推动了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

日军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由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及伪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进一步发起全面对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无奈还击。这便掀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七七事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开始，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六年的不懈努力：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率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首先提出“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残存的一点和平幻想彻底破灭。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抗日高昂高潮中，蒋介石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被迫作出了积极反应。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这样的执政党在国家遇到外来侵略国难当头时，不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抵御侵略者，而是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抗日主张落后于共产党招全国人民讨之。请问右派“精英”这样的国民党是在积极抗日吗？这样的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五、国民党消极抗日

（一）国民党消极抗战卖国求荣具体表现

1、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这像一个领导国民党政府抗日的民族英雄说的话吗？这样的“民族英雄”能积极抗日吗？

2、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3、国民党百名高官和将领叛国投敌

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为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和抗日的队伍作战。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

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致使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蒋介石国民党卖国求荣的铁证数不胜数，这里不能一一举证了。

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请问右派“精英” 这样的国民党是在积极抗日吗？蒋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4、蒋介石国民党正压逮捕杀害抗日分子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省扶沟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他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他所率领的部队被称为“铁军”。1931年，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蒋介石解职并勒令出国“考察 ”。在欧美期间，吉鸿昌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惨遭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后又告诉刽子手：“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抗日英雄吉鸿昌没有倒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实在令人悲愤！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即是一二~九运动。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警察当局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阻拦。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30多人被捕，百余人受伤。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7人，要求抗日成为罪人，这就是“七君子事件。”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军长，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参加了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后回国被囚禁，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张学良（1901～2001），陆军一级上将，曾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皖南事变，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四军失了将近20位的高级指挥员，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地方势力甚至国民党正规军的之手。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再次证明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

（二）谁是抗战中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正面战场以国民政府正规军为主，在国民党统治区分若干战区抗击了侵华日军。抗战前国民党方面共有军队200多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军队430万人。在8 年抗战期间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阵亡将领１００位，歼灭日军 100余万。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而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依靠英美支持掌握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军队装备精良，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多以大兵团会战、阵地防御战为主抗战。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主动出击的少防御性多，胜利的少失败的多。一退再退地盘越打越小。所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从东北一直败到华北，从卢沟桥一直败到台儿庄，从台儿庄一直败到武汉；从淞沪一直败到南京，从武汉一直败到长沙，从长沙又败到宜昌。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在缅甸打赢了，其实这是糊弄人的。战后人们才知道，连国民党的司令官都是绕道野人山被抬回来的。这是由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不仅使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而且危害群众利益，不得人心，使国民党政府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要不是前边有共产党拖着，背后有美国人顶着，恐怕假抗日、真卖国的蒋介石早就喝西北风去了。真正有点意义的战役在抗战初期国民党退缩至西南以后，实在不能再退了，再逃就要出境成流亡政府了。于是从四川长江口至湖南长沙，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坚决抵抗，凭借天时地利及将士拼命，取得了几次胜利。日军面对云贵川险峻的地势及过长的战线难有作为，保住了最后这块“自留地”。

敌后战场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日本占领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抗战前有5.6万人，其中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1万人。抗战胜利后有军队120万人，其中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是60万，阵亡将领197位，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执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没有外援没有军饷的情况下，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只能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问题。１９４２年后，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大多来自战斗缴获，少部分简单武器自制。共产党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共产党凭着小米加步枪坚持敌后抗战，以小规模的伏击战，基本上是游击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依靠人民的武装力量以最小的代价充分消灭敌人。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下，在日寇无数次大小扫荡面前，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奋战，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牵制了70%的日本侵略者，打乱了敌人“巩固后方，以战养战”的图谋，日本侵略军被迫停止了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全力剿除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主动寻找战机出击的多防御的少；胜利的多失败的少，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在这场为人类文明、进步而战、为中华民族生存、自强而战的残酷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脊梁和核心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中的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请问右派“精英” 这样的国民党是在积极抗日吗？蒋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六、蒋介石集团在抗战时期的丑闻

丑闻之一：走私贪污军用物资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丑闻之二：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丑闻之三：国民党军官称机大发国难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丑闻之四：40余万国军败在5万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 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 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丑闻之四：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国民党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国民党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话。

丑闻之五：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国民党正规军击毙侵华日军大约为45万人左右。

国民党军投敌人数：国民党正规军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叛逃的将军 69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六：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在抗战期一个堂堂的国民党抗日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七：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我们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精英”们从来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无地自容。

丑闻之八：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剑桥中华民国史》说：“ 1944年春，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八：日本为对付共产党放蒋介石一马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剑桥中华民国史》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华北治安战》说“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 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

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战中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

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丑闻之九：日伪档案记录国民党消极抗日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发表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说：《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也比不上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发言，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日本人实在是吗？

丑闻之十：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1、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蒋廷黻后来论断言：“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2、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3、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请问右派“精英” 这样的国民党是在积极抗日吗？蒋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七、《论持久战》的理论指导着抗日战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不否认。美国军事专家李海说，即使美国不投原子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都是肯定的，只是稍晚一些，中国人民的牺牲要更多一些。

1938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敲响了国民党“焦土抗战”和“黄水抗战”这种消极、被动的政府抗战战略思想的丧钟，亡国论甚嚣尘上。在举国上下哀声四起绝望中，毛泽东用8天9夜的时间写下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提出抗战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抗战胜利三阶段和实行全民抗战的新战略思想。周恩来和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发表，史迪威将军随便一看就认定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此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案头上都有了这本书。

据程思远回忆，在国民党方面有军事权威之称的白崇禧看过周恩来赠送的《论持久战》后赞赏道：“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他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甚至公开称毛泽东为军事天才，引起了当时正在焦头烂额中的蒋中正的注意。在蒋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由国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正式成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也就是说，虽然最后战略思想是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的，但实质是中共创建和参与幕后运作的，而且主要还是在中共活动的地区实施。贡献孰大孰小不言自明。

史学界也充分证明和肯定了抗战胜利确实是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胜利。连当时日军大本营的山崎重三郎都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的没有。”

请问右派“精英”国民党蒋介石从不抵抗到被迫抗战，从被迫抗战到消极抗战，从消极抗战到日军称国军为友军，他做了多少件亲者痛仇者快与敌为伍的坏事？这样的国民党是在抗日吗？这样的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吗？共产党才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附一、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4.1942年2月杨诚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张海平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