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冯胜平和反驳者关于“革命”的争论的看法

我知道冯胜平，不知道他的反驳者，但我都浏览了两人的文章。

我的结论是：“前者用结果证明原因(可能出现)的问题，后者用原因(正在发生)的正义性证明(猜测)结果的不合理。” - 双方各有对错。同时，我赞成阿妞的评论：前者比后者的文章高明在许多方面。

冯说的是历史和事实，是看到了这些革命的悲惨结果，而否定(或忽略)了革命起初的正义性；反驳者强调了现实革命者的正当理由，而否定(或忽视)了这些革命终将(可能)重复历史结局。

我重复我前面提出的提出一个观点：理性思维的特点，是必须引进“量”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变动，如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工程”。因此，必须用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具体地说，我们不能在“革命还是不革命”之间选择，甚至也不能在“改良还是不改良”，“改人性还是改制度”之间选择。我们需要的是“逐个甄别”，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些问题，需要“革命来解决”，有些问题需要“改良来解决”。有些问题是“人性”的问题，难以解决但必须逐渐批评以便慢慢地改变。有些问题是“制度”的问题，需要尽快改变，因为它涉及千百万人的直接和当下的利益。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国。它的问题甚至要牵连到全世界，甚至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作为它的人民，人民的思维也必须复杂起来。国民必须从自己的传统文化，既“感性文化”，中摆脱出来。必须由“感性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

作为群众的“头羊”，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摆脱“感性思维”的影响。而“感性思维”的特点，就是走极端，或从一个极端迅速地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如同我们可爱的“党大麻”一样(一时苏联老大哥，一时苏修反动派；一时救越南，一时打越南；一时救朝鲜，何时打朝鲜？)。

只有进入理性思维，脱离感性 - 极端任意的 - 思维方式，中国知识分子才能达到共识。而只有达到共识，才能在理性上形成权威，大家才能统一行动，中国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我曾很好奇美国国父们是什么神仙？他们当初在建国时是如何避免争吵达成一致的协议-直到我读了林达先生(被誉为中国的“托克维尔”)描述当时的情形：

(大意是)，几天以来，几派争执不休，都不愿意为自己的州放弃利益，而签署联邦的协议。第二天开会时，华盛顿站了起来，这个从不发言，只是作为德高望重的名誉主席的内战中的军事领袖，说了如下面这番话：“首先让我们祷告：面对上帝。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这个一个机会重新建立她。如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人性的失败，证明了人类的失败，证明了我们永远愧对上帝，愧对人类的历史。比较这些，我们有什么不能放弃呢？”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绝对”的观念，没有上帝的信仰，我唯一的祈祷：他们起码尊重自己的理性：因为理性是全人类共有的。

《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秘书：董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