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本来就很难学，而文革毁掉了所有现成的字典和语言教材。我的老师匆忙为我编写教材，打字员马上打印出来，因此我学习的教材总是刚刚用油印机印出来的，拿在手里还是温热的。和每个小学生一样，我必须会背毛泽东三篇最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不久，我就开始用中文读斯大林的著作。

毛泽东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用《共产党宣言》当教材，但他从来没有学过怎么说英语。而我则恰恰相反，学了一口流利的毛式术语，随口就能说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等口号，可是我却不会说“请给我一支光荣牌牙膏，好吗?”

当我于1972年8月抵达北京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派系斗争已经结束了。此时，最激进的派别，新北大公社控制了学校，该组织的两名其最坚定的成员傅敏和戴桂福成了我们的老师。早在1966年，北京大学就已经成为战场。戴老师说，“当时就是在校园里走动也是非常危险的，”她长得很漂亮，说话声音软软的，可就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美女却在帮助进行恐怖统治。“学生用弹弓来伏击他们的敌人。人们在操场互相厮打。”晚上睡眠是不可能的，因为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大喊大叫。每个派别都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把对立派的人员抓去做俘虏，占领大楼作为防御工事。但北京大学与相邻的清华大学相比还是文明多了。在那里，懂技术的学生和老师制造了火箭发射器和大炮。

1968年春天，当局从毛主席的禁卫军里挑选了六百名精兵进驻北京大学。同时挑选了一批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了校园管理工作。那年夏天，教职员工被送到江西省南部的鲤鱼洲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傅老师已婚但无子女，在那里开拖拉机。戴老师有小孩，丈夫不在身边，作为单亲家庭被允许留在校园里。1970年，当北京大学再次下令戴老师下农场时，她正在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

傅老师施以援手，将戴老师怀孕的消息透露给了工宣队，戴老师再次被免除了服劳役，她为此对傅老师感激一辈子。

刚开始时我和埃丽卡一起上课，但很快就分开了，因为我们的水平差距太大。傅老师教我，我很快便喜欢上了她温和的微笑、黝黑的皮肤和齐腰长的大辫子。傅老师三十岁出头的年纪，曾当过兵，参加过红卫兵。她是在中国中部省份河南省长大的。她父亲是信阳军区司令员，他给自己的六个孩子都取了谐音字“Min”。就像英语中给孩子取名为Leslee, Lesley, Leslie, Lezlee, Lezley and Lezlie一样。

但我很快就后悔没选埃丽卡的老师，并不仅仅是因为傅老师说话带有河南口音，而是因为她比戴老师严厉，而且武断，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傅老师是党员，而戴老师的多次入党申请却被拒绝。文革期间想方设法找借口逃避下农村锻炼显然已经在她档案上留下了不良记录。

我想，学校安排傅老师来教我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最坚定，而我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是整个中国最值得怀疑的。我父亲开的中餐馆连锁店使我名正言顺地被归入吸血的剥削阶级行列。有一天，傅老师对我说，“埃丽卡的觉悟比你高。”“她的父母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经常批评她。而你父母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和自己孩子的关系不那么亲近。”当她看到我受伤的样子，赶紧补充说，“所有的老师，包括我自己和戴桂福，都同样爱你们俩。”

傅老师学过的教育学课程内容肯定不包括如何照顾学生的自尊心。她常常称赞埃丽卡的流利中文，并嘲笑我的发音，总是大声说，她不明白是不是因为我生来就笨。她还以其他的方式把我和埃丽卡进行比较。有一天，当我正在浴室脱衣服时，她大叫道：“你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埃里卡的胸部好看多了。”

我偷偷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傅督导”。作为一名坚定的党员，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一切。我曾是一名参加过静坐抗议的大学生，但是每当她进入教室，我都要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向她致敬。当我忘记这样做时，她就会责备我，说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所以表现得傲慢无礼。有一次她给埃丽卡一篇关于残忍的餐馆老板的课文，却没有给我，怕我会伤心。她连一点幽默感也没有，尤其是涉及到社会主义道德问题时，更是如此。有一次在上关于白求恩的课时，我们讨论了血型。白求恩是在战场上动手术时因感染造成血液中毒而逝世的。我开玩笑说，“幸好我的血型是AB。任何人都可以为我输血，但几乎没有人能用我的血。”在傅老师看来，这只能证实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

没有词典，我常常弄不明白新单词的意思。她不但不解释，反而会瞪着眼说，“你不懂!”当她情绪好时，她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句简短的句子，用英语说：“I like chairs”。但是这对解释椅子这个词的含义作用并不太大。她要是去教听力有障碍者倒是再合适不过了。绝望之下，她还有最后一招，大声念出我不理解的单词。每当她提高音量时，我便嘭嘭地敲击墙壁。“怎么了？”埃丽卡便会从隔壁房间问。傅老师会大声说出这个词，埃丽卡便大声喊出英文的意思。

尽管她获得了大学学位，但“傅督导”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例如，她对西方文化充满了怀疑，并且告诉我，她在50年代曾经观看过芭蕾舞《天鹅湖 》演出，令她感到恶心。“女演员的裙子太短了，而男人看上去好像没有穿裤子一样，”她皱着眉头说。“中国人是不喜欢看的”。还有一次，她讲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她是想解释一个动词的概念。当我告诉她英语也有动词时，她大吃一惊。

“她们不知道如何教中文，”1994年我给住在新墨西哥的埃丽卡打电话回忆往事时，她这样说。“她们以为我们弱智。她们会说，‘高举红旗’，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真的指红旗。’或者她们会教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然后补充说，‘并不是真正的道路’。”中国人坚信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式，因为他们需要记忆数以千计的书写文字。每周六天，每天早晨两个小时， “傅督导”站在前面读笔记，而我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虽然我想摆脱录音带和课堂，并找真人来交谈，但师傅老师命令我必须背诵教材。

每当我提问题打断她的独白时，她都会大吃一惊。传统的死记硬背学习方法侵蚀了许多中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而这正是中共所希望的结果。如果你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塞到人的脑子里，你就需要人们不假思索地顺从。

傅也是好意。她做出了各种努力来教我，以至于弄得晚上做噩梦。一天早晨，她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她从梦中醒来，冷汗淋淋。在她的梦中，我说话的声音很轻，她听不清楚，我的声调也没有了。尽管我们在教学方法上有争议，但“傅督导”想方设法让我每个星期记住了一百二十个新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