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北京大學馬列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有點爭議）
北大教授談反腐敗和民主
對尹保雲教授的採訪
（這個採訪稿子很長，涉及問題很多。下面只是一部分）
記者：您對黨風和政治問題有深入的研究與不同一般的見解。因為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還脫離不了“清官政治”的局限，所以一般認為改革前三十年的黨風是比較好的，但您認為那時候實際上只有三天的黨風是好的。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您覺得黨應該在黨風和執政思想上做哪些調整？
尹老師：這是我一貫的觀點，看黨風不能只看是否有腐敗。德國納粹黨的腐敗很少、效率很高，但這並不意味着它的黨風好。納粹是個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對猶太民族以及不同政見者採取極端的手段來屠殺或者打壓，這有什麼黨風可言！即便只討論腐敗問題，文革期間也有很多腐敗現象。那個時候知識青年要想回城，必須給公社裡的幹部送禮，這種事多得很。至於我說後來黨風好了點，指的是黨比原來寬
了，普通人可以批評黨，黨可以容忍這樣做，這的確是黨風的進步，而且是很重要的進步。
在我看來，腐敗方面的黨風不正的主要根源還是目前產權不清的體制。政府控制了那麼多土地，那麼多企業，那麼多各種各樣的項目、銀行貸款、稅收及其他日常管理，等等，權力可謂無所不在。這就給了官員們極多的腐敗機會。那麼多模糊不清的資產，再加上過多的政府干預，要做到不腐敗很難，讓黨風好轉也很難。現在往往是腐敗的人坐在台上講反腐敗的道理，社會道德崩潰說假話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那麼怎麼解決呢？從經濟方面來說，必須得建立比較規範的市場經濟，產權要清楚。現在，控制那麼多國有企業，然後安排領導人的子孫擔任重要職位，經濟與政治權力混淆一起。這不是韓國的財閥道路，而是菲律賓那種捆綁政治與經濟的家族化道路。這種體制一旦形成，會不斷地再生產。除了壟斷企業和大量資產外，我們的政府還是一個全權管理的大政府。這就很難消除腐敗了，就像在泥漿里永遠也洗不乾淨蘋果一樣。
在政治方面，需要發展民主制度才行。嚴格來說，我們目前的政治體制在技術形式上甚至落後於北洋軍閥時期。那個時候是“憲政”，儘管比較粗糙，卻還有三權分立，有選舉，有媒體監督，官員幹了壞事報紙馬上就登出來了。北洋政府不敢到北大來作威作福，教育部長見了北大校長要特別客氣，地方軍閥見了中學校長要脫帽敬禮。現在是北大校長見了教育部的司長、處長也要點頭哈腰。政府的權力伸到了各個領域，全部控制起來了。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決問題。
有些人不相信民主制度能夠遏制腐敗，他們經常舉印度的例子。這是出於對印度不了解。印度的民主制度比較初步，直到現在黑幫會控制選民投票的現象還很普遍。並且，印度的國有企業（資產）太多。80年代以來印度的民營化也是反反覆覆，提供了無數的腐敗機會。一個初步的民主加上龐大國有資產的經濟背景，當然反腐敗困難。
民主制度要有選舉，選舉要透明、要有競選。即便是目前不適合搞兩黨制或多黨制，那也需要搞黨內競爭和競選。沒有競選，“黨內民主”就是低級的或者說沒有民主。“競選”能夠揭短，達到透明以獲得充分的民眾監督。揭短你才不敢胡作非為。如果你有腐敗劣跡的話，別人就不選你。中國的民主黨派得有說話的權利，得有競爭。現在的民主黨派都跟共產黨一模一樣，同樣腐敗，整天琢磨着要點權力、要點錢，然後每年提一些不痛不癢的提案。這種政治生態是蘇聯模式的延續。現代民主是一個形式系統，必須有分權制衡、選舉、公開競爭、言論出版自由、地方自治等一些基本形式要素，沒有這樣的形式要素存在，只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類，永遠也不是民主。
中國政治基礎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而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舉一個例子：現在基層黨組織鬆散化，長期不活動，活動也是走形式，基本上癱瘓了。共產黨原來的體制是基層組織活動積極，通過基層黨員起骨幹作用，把群眾全抓住。現在的基層組織不行了，市場經濟讓它癱瘓了。這應該說是正常的的發展趨勢。美國、日本、韓國的政黨，基層組織也十分鬆散，多數只是在選舉時才有些活動。我們目前的基層組織鬆散，正是順應了發展規律。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按照以往思路搞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那就錯了。總之，市場經濟要求黨必須轉變，不變不行，這是歷史趨勢，誰也阻擋不了。
記者：民主改革必然觸及封建利益，從而遇到極大困難。您認為中國進行民主改革的動力會在哪裡？
尹老師：民主制度關係重大。中國總是希望國家強大，要實現這一目標，靠軍事力量是行不通的。德國、前蘇聯和歷史上的一些封建帝國也曾貌似強大，但不過都是過眼雲煙。真正的強國一定要有民主政治作保證，以維持其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現在國內民主改革的動力的確不足。普通群眾只有在受到欺負、壓制的時候才會想到民主，他們只有物質關注而無精神追求，很少想到個人自由權利的問題，離民主的要求還是比較遠的。掌握實權的人，肯定會覺得目前這樣挺好，民主會削弱他們的權力、特權和利益，他們自然會找各種藉口反對搞民主。知識分子的力量內部消耗，一部分喊民主，另一部分卻在不停地詆毀民主制度。在這種背景下，儘管也有民主的呼聲和政改的行動，但進展很緩慢，抵不過封建因素的再生產速度。就像經濟領域的情況一樣，不改革或者過於緩慢的改革反而會招致倒退，“國退民進”就是明證。官本位在各個領域越來越厲害不就是很好的說明嗎？
我想民主的動力主要來源於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實際上，民主在當今社會已不是某個國家自己的事了，因為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是相互依賴的。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法律也必須國際並軌，否則世界秩序的火車就開不了。我們習慣於以經濟利益分析的觀點看待美國和西方，認為美國一打仗就是為經濟了利益。實際上不是這樣的。美國發動戰爭會有經濟利益的考慮，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很多時候是為了捍衛它們的民主價值觀、人權價值觀而進行戰爭的。二戰後，美國主導或者參與了德國、日本、韓國、台灣的改革，之後又圍堵蘇聯解體、空襲南斯拉夫、波黑、占領阿富汗、伊拉克，最近又空襲利比亞。在這些干涉中，你已經看不到過去那種經濟上侵略、掠奪、殖民的赤裸裸野心，而是一種政治理念主導。我們不要以為美國在中國有經濟利益就不會干涉中國政治，也不要以為你喊一喊別人就不不干涉了，而是要以全新的、現代文明秩序的眼光來看待國際關係和思考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自己主動變革總是最佳選擇。
不民主的國家內部是不穩定的。關鍵是解決不了政黨的黨風問題，解決不了腐敗問題，社會矛盾和不滿越積越多。中央政府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沒有往前走多少。這些年老是搞黨風教育，那一點用都沒有；然後搞一些鄉村選舉之類的東西，這也沒有什麼價值。英國的村級選舉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才開始搞的，以往不重視草根層面的選舉，因為認為它沒有太大價值。村莊受到血緣群體的束縛很大，只有在超越血緣群體之上的單位，比如縣以上，選舉才有意義。
就長遠看，民主制度關繫到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社會道德、創新力，關繫到民族復興和國家強大。就現實而言，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使一個國家實際上總是處在生存危機中。現在中國經濟一增長，人家就害怕，因為他們不知道不民主的國家在經濟增長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它們擔心可能會帶來局部戰爭，甚至像當年德國一樣搞起世界大戰。沒有進入現代文明，就還是個野蠻民族。也許你並沒有擴張的野心，但始終面臨世界的敵意。平時對你帶着笑臉，一遇到到機會就會給你致命的一擊。這種尷尬處境直到認為你不再是威脅時才會改變。
尹保雲教授簡介：
尹保雲，男，馬列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1953年11月出生。
教育背景：
北京大學哲學系1982年學士；
北京大學歷史系1990年碩士；
北京大學歷史系1993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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